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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9日，马寅初先生在庐山给杭州的老朋友、银行家金润泉写信，告知他“七月四日抵庐，现住牯岭火莲院赵澹园，家眷同来，天天跑山。已于昨日开讲”；委托他致函江山县商会，“代为觅宿所（日期约在八月二十八九日）……”这封重要信函，现珍藏于浙江省档案馆，后收入《马寅初全集补编》一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前，马寅初携家眷上庐山，有两件要事：一是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庐山抗日谈话会，二是为蒋介石所办的“庐山暑期训练团”授课。

直言而至，直道而行。虽千万人吾往矣！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1882年6月24日午后，马寅初诞生在浙江绍兴府嵊县浦口镇一酿酒世家。南国初夏，天地温暖。这是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在马家发生的大喜事。“五马齐全”，给后头带来了真正的“马首是瞻”。

百年过去，1982年5月10日下午，马寅初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风云激荡的传奇人生，享年101岁。

飞峙的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毛泽东在1959年夏天登上庐山畅快赋诗时，已有盘山公路；马寅初当年上庐山，可要步行爬山，或者坐轿子上山。

1937年6月，马寅初接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23日发出的一份《请柬》，文绉绉的措辞说：“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蒋二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云云。这是邀请马寅初上庐山，参加蒋介石的抗日谈话会，地点在牯岭火莲院传习学舍。牯岭是庐山上的小集镇，一座公园式的美丽的“云中山城”，到这里还真不是为了“一游”。

此时距离卢沟桥事变爆发尚有两周。然而形势逼人，有识之士早已见到日本扩大侵华的端倪。在1937年1月1日，马寅初就发表了《中日问题》一文，认为中日两国土壤接近，同文同种，皆有特殊之便利，本可通过正常贸易，共存共荣；而日本所采策略，方法拙劣；“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之程度愈深，则英、美、苏俄等国抗日之结合亦必愈固”。

作为敏锐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早就洞见中日必有一战，他对中国战时财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认为已有财政制度不利于战争，提出了未雨绸缪的战时政策。

蒋介石邀请各界名流到庐山座谈抗日，马寅初当然乐意前往。他在7月4日乘冯玉祥的专车抵达庐山。文教界上了山的名流还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等等。

7月17日，在158人出席的谈话会上，蒋介石发表了载入抗战史册的抗日宣言：“如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而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蒋不允许当时在庐山上的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出席谈话会，“实质上仍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

马寅初参加经济组座谈，讨论战时财政与金融问题；人人畅思畅言，各论精彩纷呈，马寅初作了详细的笔录，并整理成文，其结论说，要与敌人作长期之抗战，“盖能牺牲而后始能生存，世界上决不能有不肯牺牲而得苟安之族也”。

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他原定8月28日至29日的江山县之行，是无法如期成行了。这个月初，浙江省抗敌后援会成立，马寅初、竺可桢都成为后援会的委员。

到了12月，马寅初再次出席庐山谈话会，讨论战时财政问题。那时山居生活，非常简朴清苦。马寅初的外孙女寿纪瑜在《忆1937年与外公在庐山》一文中记述：

秋天，家里开始为前线的抗战将士制作棉服。山间雪来早，随着天气转凉，空中飘起大雪，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出行脚上套着草鞋。我印象中，外祖父过日子本来就比较节约，这时居山已久，更要精打细算。为了我们上学路上遮挡雨雪，家里买来油布为我们缝制雨衣。那时的油布又粗又厚又硬，母亲缝破了手。我穿着自制的雨衣上学，甚至被有的同学取笑。进入冬季，山上的物资也日渐稀缺。为了节约开支，我们还搬了家，餐室内唯一的一炉煤火不旺，寒气袭人。时局的发展，国土的沦陷，无不增添外祖父的忧虑。随着岁暮的临近，他已经在着手去重庆的准备工作了。

1937年年末，马寅初离开庐山，经武汉转赴“陪都”重庆。一路所见，“国破山河碎”，国将不国的悲愤直涌心头。

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寅初年谱长编》（徐斌、马大成编著）所载，10月马寅初从庐山回了一趟杭州，将一套江西景德镇专烧的白陶茶具，赠送给杭州老友，告知将随政府“迁都”，嘱老友留杭维持青年会，并约定抗战胜利之日，以此茶具泡一壶浓浓的西湖龙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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