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索引

1937年7月9日，马寅初先生在庐山给杭州的老朋友、银行家金润泉写信，告知他“七月四日抵庐，现住牯岭火莲院赵澹园，家眷同来，天天跑山。已于昨日开讲”；委托他致函江山县商会，“代为觅宿所（日期约在八月二十八九日）……”这封重要信函，现珍藏于浙江省档案馆，后收入《马寅初全集补编》一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前，马寅初携家眷上庐山，有两件要事：一是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庐山抗日谈话会，二是为蒋介石所办的“庐山暑期训练团”授课。

直言而至，直道而行。虽千万人吾往矣！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1882年6月24日午后，马寅初诞生在浙江绍兴府嵊县浦口镇一酿酒世家。南国初夏，天地温暖。这是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在马家发生的大喜事。“五马齐全”，给后头带来了真正的“马首是瞻”。

百年过去，1982年5月10日下午，马寅初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风云激荡的传奇人生，享年101岁。

飞峙的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毛泽东在1959年夏天登上庐山畅快赋诗时，已有盘山公路；马寅初当年上庐山，可要步行爬山，或者坐轿子上山。

1937年6月，马寅初接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23日发出的一份《请柬》，文绉绉的措辞说：“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蒋二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云云。这是邀请马寅初上庐山，参加蒋介石的抗日谈话会，地点在牯岭火莲院传习学舍。牯岭是庐山上的小集镇，一座公园式的美丽的“云中山城”，到这里还真不是为了“一游”。

此时距离卢沟桥事变爆发尚有两周。然而形势逼人，有识之士早已见到日本扩大侵华的端倪。在1937年1月1日，马寅初就发表了《中日问题》一文，认为中日两国土壤接近，同文同种，皆有特殊之便利，本可通过正常贸易，共存共荣；而日本所采策略，方法拙劣；“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之程度愈深，则英、美、苏俄等国抗日之结合亦必愈固”。

作为敏锐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早就洞见中日必有一战，他对中国战时财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认为已有财政制度不利于战争，提出了未雨绸缪的战时政策。

蒋介石邀请各界名流到庐山座谈抗日，马寅初当然乐意前往。他在7月4日乘冯玉祥的专车抵达庐山。文教界上了山的名流还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等等。

7月17日，在158人出席的谈话会上，蒋介石发表了载入抗战史册的抗日宣言：“如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而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蒋不允许当时在庐山上的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出席谈话会，“实质上仍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

马寅初参加经济组座谈，讨论战时财政与金融问题；人人畅思畅言，各论精彩纷呈，马寅初作了详细的笔录，并整理成文，其结论说，要与敌人作长期之抗战，“盖能牺牲而后始能生存，世界上决不能有不肯牺牲而得苟安之族也”。

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他原定8月28日至29日的江山县之行，是无法如期成行了。这个月初，浙江省抗敌后援会成立，马寅初、竺可桢都成为后援会的委员。

到了12月，马寅初再次出席庐山谈话会，讨论战时财政问题。那时山居生活，非常简朴清苦。马寅初的外孙女寿纪瑜在《忆1937年与外公在庐山》一文中记述：

秋天，家里开始为前线的抗战将士制作棉服。山间雪来早，随着天气转凉，空中飘起大雪，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出行脚上套着草鞋。我印象中，外祖父过日子本来就比较节约，这时居山已久，更要精打细算。为了我们上学路上遮挡雨雪，家里买来油布为我们缝制雨衣。那时的油布又粗又厚又硬，母亲缝破了手。我穿着自制的雨衣上学，甚至被有的同学取笑。进入冬季，山上的物资也日渐稀缺。为了节约开支，我们还搬了家，餐室内唯一的一炉煤火不旺，寒气袭人。时局的发展，国土的沦陷，无不增添外祖父的忧虑。随着岁暮的临近，他已经在着手去重庆的准备工作了。

1937年年末，马寅初离开庐山，经武汉转赴“陪都”重庆。一路所见，“国破山河碎”，国将不国的悲愤直涌心头。

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寅初年谱长编》（徐斌、马大成编著）所载，10月马寅初从庐山回了一趟杭州，将一套江西景德镇专烧的白陶茶具，赠送给杭州老友，告知将随政府“迁都”，嘱老友留杭维持青年会，并约定抗战胜利之日，以此茶具泡一壶浓浓的西湖龙井！

飞扬的讲台

1937年，马寅初56岁，正是一匹成熟健壮的千里马。他上庐山，不仅是开会，而且要授课。蒋介石在庐山所办的暑期训练团，比较有名，它始创于1933年7月，那时叫“庐山军官训练团”。早期大规模训练军事干部，主要是为“剿共”服务；“西安事变”之后，继续举办暑期训练团，主要是为抗战培养军政干部了。训练团由陈诚担任教育长，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担任训练总队长。请马寅初来讲授战时经济课，那是最佳选择。他研究经济学，最是学以致用。

在马寅初一连串的头衔——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等等之中，排在头一个的向来是“经济学家”。马寅初1907年赴美国留学，本科就读耶鲁大学，硕博在哥伦比亚大学研读，硕士论文是《中国的国家税收》，博士论文是《纽约市的财政》（中译本见《马寅初全集》第一卷第一篇）。《纽约市的财政》一直被认为是“标准著作”，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后，成为本科生教材。

1914年年底，他谢绝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邀请，离美返国。

归国后不久，他任教北大，很快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巨擘，著作等身；曾长期主持我国最早的经济学研究团体——中国经济学社。他的讲课，口无遮拦，激情飞扬，北大学生有个著名说法：“听马校长的课，坐前排的要打伞。”

马寅初的讲台，远不止在教室，他在社会上有大量精彩演讲，产生过巨大影响，尤其是战时演讲。他还在立法院的阵地上发表主张、针砭时弊，这更为直接。作为立法委员，他执掌财政委员会；在1937年这一年里，从1月8日出席立法院第4届第86次会议开始，到他赴庐山之前，已是出席到第109次会议了。随着抗战的深入，各种问题日益暴露出来，马寅初“直道而行”的批评，在1940年4月28日于重庆大学礼堂举行的中国经济学社第十五届年会上达到高潮——

马寅初在报告中揭露、抨击孔祥熙、宋子文勾结陈光甫等大买外汇、大发国难财，“现国家不幸遭强敌侵略，危险万状，而保管外汇之人，尚逃走外汇，不顾大局，贪利无厌，增加获利五七千万元，将留为子孙买棺材！”与会的陈嘉庚在回忆录中说，“马君发言时，面色变动，几于声泪俱下，激烈痛骂，其勇豪爽，不怕权威，深为全座千百人敬仰！”

蒋介石获知消息后，要让马寅初前来“面谈”，马寅初说：不去！要我去，除非宪兵来请！

结果一语成谶，年底真的是宪兵团团长亲自来“请”，坚持批评立场的马寅初自此被软禁，进了贵州息烽集中营，跟张学良成了相邻而不能相见的难友；后又辗转多地，直至1942年8月24日才返回重庆家中，但人身自由仍受限制。

蒋介石活生生地把爱国民主人士马寅初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民主自由，同心勠力；专制独裁，离心离德——这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一样，这是一个常识。而同周恩来的一次次接触，让马寅初改了“初心”，与国民党阵营渐行渐远。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马寅初毕生都是这样的人。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1957年他发表《新人口论》、提出控制人口而引发全国批判狂潮、恨不得给“五马齐全”的他来个“五马分尸”时，他依然固执真理，将抵抗进行到底，决不低头。马寅初是个拥有原子弹能量的人，而且他把“引信”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天地良知——马寅初传》作者徐斌在后记中感慨：“他一生在不同时代始终守望的独立思考、言论自由和公开批评价值，正是国民精神中最稀缺的元素。”

这就是南开校长张伯苓所言的“允公允能”，这就是自由志士真正的“虽千万人吾往矣”！

飞走的竹屋

1937年夏天，马寅初在去庐山之前，住在杭州法院路34号的“竹屋”。这是他在上一年购买的住宅，是一幢漂亮的三层楼小别墅。“竹屋”名称只与前主人的名字有关，与毛竹并无关系。如今法院路改称庆春路了，“竹屋”也成了马寅初纪念馆，门前竖起马寅初先生的大理石雕像，漂亮。

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后，马寅初的“竹屋”被日本侵略军占据，在杭宪兵司令部就驻扎在里头。这是“竹屋”第一次易手飞走，这是历史的耻辱。

随着8年抗战的胜利，“竹屋”也跟着“光复”，回到马寅初手中。1949年8月至1951年马寅初就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当时就住在“竹屋”里。

后来“文革”开始了，“竹屋”跟马寅初共命运、同起伏：

1966年8月,杭州市下城区房管所红卫兵入驻“竹屋”；该所致信马寅初，令其上缴房子、交出房契。1967年年初，马寅初又收到该所红卫兵函，开头以“吸血鬼”称呼，勒令交出房产。8月，马寅初致信浙江省副省长吴宪，要求将法院路34号房产“上缴给国家”。由此“竹屋”真的飞走了，不再属于马家。次年清明节，嵊县多所中小学师生数千人，举着“三忠于”旗号，来到马家墓地，将马寅初父母等的坟墓悉数炸毁；8月，老家浦口的故居房屋亦被没收。这，是《马寅初年谱长编》所记录的“文革”非常时期的“寻常事”。而不寻常的是，1969年和1970年两年，年谱下面留的是空白，只有四个字：“闭门不出。”这是马寅初先生沉默中给历史开出的“天窗”。

被颠倒的历史终究都要颠倒回来。1979年7月，98岁的马寅初获得全面平反。新华社消息说：“实践宣布了公允的裁判：真理在马寅初一边。”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逝世之际，16岁、生肖为马的我正准备迎接高考，那时压根就没听说过“马寅初”这名字，哪里晓得先生的百年生涯，经历过大清帝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那样纵横捭阖，是如此波澜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