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阳、杭盖、马条、许钧、简迷离……

    这么多大咖都来了，新人还能出头吗？

    本周五播出这期《中国好歌曲》，金曲奖最佳作曲人王宏恩、香港著名唱作男歌手林一峰的妹妹林二汶都遭到了导师的疯抢。和一些真正的“草根”选手不同，这些歌手上节目之前就已经是圈内著名的音乐人。甚至有网友详解了林二汶和王宏恩的朋友圈，发现王宏恩不仅与“黑人”是死党，和张震岳、张惠妹等人也都是惺惺相惜的好友，而林二汶和陈奕迅、杨千嬅等香港乐坛的一线歌手们都十分相熟。节目播出后，两人的出现也自然引来明星好友后台力挺，“黑人”、潘玮柏、舒淇、关智斌等纷纷发微博为他们加油。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好歌曲》进入到第二季，参赛的知名小众音乐人越来越多。赵牧阳、杭盖、马条、许钧、简迷离、A公馆乐队主唱昭昭……很多名字曾经是“江湖的传说”，还有些名字经常出现在各类音乐节上。难怪小众音乐爱好者们，把《中国好歌曲》戏称为“中国好歌曲音乐节”。

    是什么让这些傲娇的小众音乐人放下身段上电视？他们都来上节目了，新人如何出头？昨天，第二季《中国好歌曲》总导演吴群达（以下称达达）对记者说出了他的想法。

    小众音乐人“画地”还是被困

    一个月前，《中国好歌曲》录制现场，刚刚下台的许钧在后台接受一名女记者的采访，临时在网上搜索资料的记者把许钧所在的杭州树乐队和上海的另一支也叫“树”的乐队弄混，许均略显无奈地向她反复解释：“我们是‘the tree’，他们是‘the trees’。”

    尽管在音乐网站上许钧的音乐已经有58万的收听量，在搜索引擎中他依然籍籍无名。不仅是许钧这样在独立音乐圈初出茅庐的后辈，即便是像杭盖这样常常有机会在国内外音乐节登台的乐队，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中认知度也并不高：“主要仍限于这个行业、或者对这种音乐感兴趣的人了解我们，对于大众来说接触我们的机会非常少。”

    而导师刘欢也在节目中提出，如果小众音乐人认为自己的歌只能唱给“小众”听，无疑是“画地为牢”。

    与音乐人的社会认知度直接挂钩的是他们的经济收入。致力于研究音乐行业的网络媒体“音乐人攻略”在2013年曾发布《2013年国内音乐人生存现状调研》，该调研报告显示，在参与调研的音乐人中，每月通过音乐获得的收入在100元或以下的占26.1%，在500元或以下的占40.46%，超过50%的音乐人每月通过音乐获得的收入在2000元以下。 按照这一调研结果，至少有一半参与调研的音乐人无法单纯靠音乐养活自己。

    第一季“好歌曲”时，莫西子诗的日本女友曾上台为他担任钢琴伴奏。录像间隙，在和莫西子诗聊天时，他告诉达达，自己的女朋友其实私底下也很爱弹钢琴，他很想买一架二手钢琴给女友，但目前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办法。那次谈话让达达印象深刻，虽然是讲这样一件事情，但当时莫西子诗的语气中并没有对经济状况的自卑：“这些小众音乐人生活状况肯定都不如主流商业明星，也有一些比较困窘，但我总觉得，我接触的中国‘地下音乐人’，还是很有志气和骨气的。”

    还有一个原因，让一些小众音乐人对电视节目“低下他们傲娇的头颅”。去年，“西北鼓王”赵牧阳接到《中国好歌曲》第一季的邀请时，曾毫不留情地对导演说：“别让我丢人现眼了。”今年他却来了，理由很简单，“我妈妈说我搞了一辈子音乐，怎么就从来没在电视上看到过我呢？”

    而著名民谣歌手马条的参赛理由也是“母亲老了，想让她在电视上看到我”。

    当好歌曲大咖云集 新人如何出头

    当赵牧阳、杭盖、马条等一期期冒出来，一边是音乐爱好者的惊喜欢腾，另一边也有人忧心忡忡。娱评人“鱼为”便在微博上叹息：“这季好歌曲太多大咖，新人上升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但达达并不认为《中国好歌曲》就是靠这些音乐圈内的名人们撑起来的。“我们节目播出之后，qq音乐上最后显示的结果，赵牧阳的《侠客行》和苏运莹的《野子》一样受欢迎，老百姓、观众去听，起决定性的不是这个人背景多厉害、在独立音乐圈有多有名，最后如果真正能流传开来，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歌够不够好、够不够真诚地打动人。”

    看到第一季节目的成功，在第二季节目开始筹备时，许多成名的音乐人主动联系上了“好歌曲”导演组，但音乐作品质量没到标准，这些人中有很多连舞台都没能站上去。达达说：“最重要的不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是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打动人心的好歌。”

    国外音乐界有一种营销理论：只要有5000个人愿意为你的音乐买单，你就能用你的音乐活下去。“如果我们也能达到这样一个成熟的市场，我们的老百姓还能听到更多种多样的丰富的音乐，《中国好歌曲》想做的就是从根本上去推动和撬动这件事。”在达达的预想中，《中国好歌曲》先要提供一个平台，让老百姓能够听到以前没听过的好歌，至于喜欢还是不喜欢则是个人的选择。“听到了以后，自然会有人选择拓宽自己的审美。”这种理论并非无迹可寻，就在不久前，因为电视节目的传播，原本十分小众的民谣作品《董小姐》流传到了街头巷尾。

    “现在是全球唱片工业整体衰落的时代，卖唱片挣钱已无可能，有了音乐节以后独立音乐人的生存状况改善了很多，如果说中国好歌曲现在被大家叫成电视音乐节，也是一个重大的音乐节盛事的话，可能从这个‘音乐节’出来的独立音乐人，他们的境遇也会改善很多。”在“唱片已死”的时代，这一场撬动音乐产业的“电视音乐节”变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