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瓶窑镇和德清县下渚湖街道的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国5000年文明史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大遗址之一，以它命名的良渚文化是中国文明发源的重要标志。学术界长期以来将良渚遗址的发现归诸于施昕更，发现时间为1936年，而事实上，在上一年何天行已经发现良渚遗址。何天行是浙江考古学的先驱，他以实证和疑古的精神研究中国文化，虽历经坎坷而坚持不渝，取得许多开拓性学术成果，体现了特别的学术品格。

一、何天行早于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

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据施昕更约出版于1938年8月的考古报告《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37年4月起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之《古代文化》周刊等的《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等所记，1936年5月底供职于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参与发掘杭州古荡遗址时注意到其器物与其家乡杭县良渚镇（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出土的十分相似，发掘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936年6月1日即回良渚搜集器物。7月、11月又两赴良渚调查。调查情况引起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重视，经审批后决定对良渚遗址进行考古发掘。1936年12月1日至10日、26日至30日、1937年3月8日至20日由施昕更主持3次调查，发现遗址12处，并对棋盘坟、荀山、横圩里、茅庵前、朱村㘰、钟家村6个地点进行试掘，获得许多黑陶和石器。施昕更1936年对良渚遗址的调查发掘后来被认定为良渚文化的发现时间。

而何天行1935年就在古荡、良渚发现石器和黑陶遗址。其1982年所撰《良渚镇的石器与黑陶：良渚文化的早期著录》手稿指出：“我的见到良渚发现的石器与黑陶，是在1935年在古荡看见有出土的石铲与陶器之后……到1936年12月下旬《东南日报》上载有杭县第二区（良渚镇）发现的黑陶文化遗址时，其时良渚的石器与黑陶的发现已经历了一个相当的时期。”又1984年作《筹笔》诗补记云：“1939年予从业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美籍地质学副教授Sterlings Beath晤见，盛意敦挚，为予1935年所始见良渚文化古器物著文称述于纽约Asia刊物上，此一古文化实物遂传知于国外。自予最早发现良渚文化至今已50年，因书瓷记之。”又1985年撰《回忆蔡元培先生》手稿载：“1935年5月……我由教育部统一甄别考试正要转学到复旦大学适届毕业的一学年求学时，在距西湖玉泉山不远的老和山下陆续发现了不少石器。我从常去看的古玩铺知道杭县第二区既出古玉，又有古陶器。那年冬天，我已征集到良渚出土的黑陶。同时，我知道并没有人去注意它或从事研究。我作了实地考查，到第二年夏季，我所收集的黑陶与共见的新石器时代石器，虽不少陶器是残破的，已达一百件以上。”何天行完稿于1937年3月30日的考古报告《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陶器》“绪言”和“结语”两次提到发现古荡遗址，都用了“前年”一词，英文提要记为“two years ago”（两年前）。同年4月16日完稿的《杭县第二区的史前遗存与黑陶文化》“绪言”也称“前年”。“前年”即1935年。上述几说均一致。卫聚贤1940年发表的《中国东南沿海发现史前文化遗址的探讨》叙及：“同时何天行先生他也是杭县人，他在五年前在上海听我讲考古学这一门课程，感到兴趣，也在良渚作试掘的工作。除发现石器及黑陶外，并发现了一个黑色的陶器卮的边沿上有花纹，并有九个文字。”所说“五年前”与何天行的记述相合。

但对何天行所说却有争议。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绪言载：“前年五月，杭州市政府在古荡建立公墓，工人于无意中发现石器遗址，结果由卫聚贤先生与西湖博物馆前往踏查，并发表试掘报告……于是江南有石器时代的遗址，已渐为一般所认定了。”

由于1936年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编《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和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等记载古荡遗址发掘于1936年5月，有人将在古荡建立公墓发现遗址与1936年西湖博物馆对良渚遗址的考古发掘看成是同一件事，以为何天行所记“前年”应为“去年”的误记，其发现良渚遗址也为1936年。然而事实上古荡遗址1935年已经发现，1936年西湖博物馆才对其正式进行考古发掘。何天行对发生在两年前的事不存在记忆错误的可能。对于1935年5月杭州市政府在古荡建公墓一事，1935年5月6日、8日、10日《东南日报》有过多次报道，如5月8日、10日的《杭州市政府招标建筑公墓路路基通告》。卫聚贤附于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后的英文稿《江浙新石器时代石器和黑陶的新发现》记载，1935年在江苏奄城和苏州、上海金山和浙江杭州发现新石器遗址（In 1935 while excavating an ancient city Yen-chen〔奄城〕about 18 li from Wu-ching, Kiangsu〔江苏武进〕, I again found a number of geometrically designed earthen, wares similar to those at Chi-Hsia-San. Similar discoveries have since been made one after the other at Chi-Chia-Ton, Ching-San〔金山戚家墩〕, Hangchow〔杭州〕, and Soochow〔苏州〕）。杭州的遗址当指古荡、良渚遗址。而且据何天行《回忆蔡元培先生》一文所记，此时他已“在老和山下（古荡）陆续发现了不少石器”。

何天行1935年至1936年采掘的良渚遗址石器和黑陶当时曾多次公开展出。吴越史地研究会1936年8月30日在上海成立时举办“石器、陶器、唐瓷展览会”，何天行在良渚遗址采掘到的石器和黑陶在展览会上展出。1941年6月何天行发表在《世界文化》月刊上的译文《远古文化的一环》（原题《杭州良渚镇的黑陶遗址》）“译者志”记述：“杭县良渚镇发现新石器及黑陶遗址后，译者曾至当地检探数次，并将采掘所得在上海青年会作公开展览。”1936年底西湖博物馆拟在1937年元旦举办出土古物展览，特向何天行商借“所有的黑陶以及晋瓷等”。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第四章《遗物》有“又曾见刻有类似象形文字之陶盘”（指何天行展品）的记载，当指通过展览所见。

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与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两部考古报告撰著时间有先后，后者成文在后，更系统也更符合考古规范，但也明显受前者影响。前者的学术观点具有基础性作用，后者有许多直接性引述。试举如下：

（一）何文第6页（《四、遗物的种类》）云：

“现在我们先将这次所发现的黑陶纹绩加以说明。这次杭县所发现的黑陶，有纹绩者几仅占四十分之一，其中以图1ABC三种为最优美。如图14A的纹绘上看，略与安徽寿县所出的楚器纹绩相似。”

施文第24页（《第四章 遗物》）云：

“还有使我惊异的，就是长明桥、钟家村所出的黑陶，其纹绩更加精致，为复杂混合的几何形图案。何天行君曾藏有与寿县楚器极相似的鸟形纹，亦具有印纹的。”。

（二）何文第1页（《一、绪言》）云：

“现在发见了这样优秀的文化遗址，可见浙江的远古文化本极悠久，将吴越文化的源流拉长了几千年，不独借此补充文献所欠缺的材料，且从中国文化起源与发展而论，这次的发见，亦不啻为东南的古文化奠一新的基础与途径。”

施文第41页（《第五章 结论》）云：

“其意义归纳起来，又可分数点来说：1．可知浙江文化的渊源是很悠久，足以纠正文献的谬误，补充文献的不足……”

（三）何文第10页（《五、结语》）云：

“浙江在中国文化上经济上几无时不占重要的地位。”

施文第42页（《第五章 结论》）云：

“浙江在现代中国经济上文化上无时无刻不占重要地位的。”

（四）何文第10页（《五、结语》）云：

“由此不但可见远古时吴越一带的文化，几与中原并驾齐驱。”

施文第42页（《第五章 结论》）云：

“浙江远古文化程度，因黑陶及石器的发见，确可与中原并驾齐驱。”

由上述情况判断，何天行于1935年最早发现良渚遗址应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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