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何天行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先在的学术预见

何天行勤奋博学，于考古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多有研究。出版专著4部（另有未出版的专著或史料集4部），撰著论文30余篇。由于职业活动和资料掌握局限较大，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他没有条件做十分系统专业的学术研究工作，但凭借直觉和媒体信息却能钩稽关键问题，提出许多具有预见性的学术见解。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马叙伦《石屋余渖》、顾音海《甲骨文发现与研究》、刘玉建《中国古代龟卜文化》、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等专著，以及曹定云《中国文字起源试探》、徐志啸《中日现代楚辞研究之比较》、李家和《越文化初论》等论文，对何天行的一些重要学术观点都有引述。

20世纪初，现代考古学引进中国。至20年代下半期，中国学者才独立从事考古发掘和发表考古报告。1935年尚在中国公学求学的何天行就关注古荡和良渚的出土文物，说明其在中国田野考古刚起步的阶段即对考古十分敏感且有理性认识。按照当时的规定，考古发掘须经政府审批，何天行作为个人不能取得批文，但他最大限度地对一些挖掘地点及其地层进行调查，并收集了大量器物，撰写了首篇良渚遗址考古报告。虽然调查的系统性和深入性有局限，报告仍然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见解。如其绪言和结语所言，当以新的考古发现改变吴越地区远古时期为文身断发蛮荒境界的认识。远古东南沿海一带有固有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流，与西来的彩陶文化相对峙，几与中原并驾齐驱，甚至已有超过黄河流域的倾向。美洲与中国东南沿海是否有文化上的联系也可以研究。报告刊载的黑陶盘刻文则是极为重要的中国文字发明的证据。

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

《四、遗物的种类》对这10个刻文进行分析，并找到了8个甲骨文同形字、3个金文同形字。文中指出：“这些文字刻于原器口缘的四周，并有锯齿形纹绘联络，故知其为文字而非绘画。同时在杭县所出的黑陶里面，并有纯粹的刻画。据此，尤足证为文字无疑。但这种文字显然还在初创的时期，大约是从象形纹绘演进的。由这些象形文字的形体观察，不独比春秋时越国所传鸟篆等铜器铭刻为早，且当在甲骨文之先。”基于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卫聚贤特别在吴越史地研究会编印的这份报告后附撰《中国最古的文字已发现》一文。文中称：“黑陶上有刻文的字，系何天行先生在杭县良渚发现的……黑陶文字虽不多……但为中国最古的文字，可以断言的。”此后发现的良渚文化陶纹再也没有出现如此接近文字的纹饰。何天行后将上述黑陶盘捐赠于故宫博物院，但却遗失。其后人何宝康等后来多次查找而未可得。则报告所载成为孤证，弥足珍贵。

20世纪50年代，何天行还在浙江省余姚、上虞、绍兴、慈溪等县发现多处遗址，最早发现了跨湖桥文化。其《萧山湖岸发现新石器时代陶片》一文记载：“萧山城西近湖山麓的地方，在从盛家港后到沿山的路旁，一直到瓦窑相近，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陶片……萧山所发现的陶片状况，很与在余姚湖边山麓所发现陶片的状况相同。”90年代，在这一区域发现跨湖桥遗址和下孙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称“跨湖桥文化”。目前所存跨湖桥文化遗址仅为孑遗，当时若对何天行的发现给予重视，或可有完整的保护。何天行还十分敏锐地将跨湖桥一带发现的器物与余姚发现的器物相联系，他可能还是河姆渡文化最早的发现者。

何天行很早就推测存在周代甲骨文。在《学术》1940年第1辑上发表《陕西曾发现甲骨之推测》一文，根据《诗经》推测周人与殷人一样迷信占卜，陕西地下当埋有占卜甲骨。20世纪50年代这一论断得到证实。70年代周原遗址更是发现大量占卜甲骨。目前陕西、山西、河北、北京等10个遗址发现许多西周甲骨文，合计312片1033字。何天行对夏史的研究更多。20世纪40年代发表《论民族起源与文化孕育》《东北与西南：中国东北与中南半岛的史地考证》《夏代诸帝考》《禹即九州考》《桀放南巢考》《夏代方位之蠡测》《中国之形成》《夏地理考》等。1957年后又撰成《夏殷之际种族文化考》《说夏篇》《夏代史研究》等手稿，“文化大革命”时被抄走遗失。由于缺乏考古和文献资料，夏史和夏文化（文明）研究至今仍困惑重重，没有实质性突破，是中国考古学的难题。而它又是一个涉及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何天行对它的特别关注说明其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何天行还颇多用心于《楚辞》研究。自汉代以来，屈原《楚辞》25篇被怀疑全部或部分为伪作。廖季平约出版于1906年的《楚辞新解》和出版于1921年的《楚辞讲义》《五变记》还逐渐形成一种观点：即历史上不存在屈原其人，《离骚》及其他所谓屈原的作品多半为秦博士所作。这就是所谓的“屈原否定论”。廖季平的著作行世较少，胡适1922年发表的《读楚辞》一文影响更大。胡适认为《史记》本不可靠，《屈原、贾生列传》更不可靠。汉代以前不会出现屈原这样的忠臣，传说中的屈原是根据“儒教化”的《楚辞》解释出来的“一种复合物”或“箭垛式人物”。只有纠正久被“酸化”的《楚辞》研究，推翻屈原的传说，才能推翻《楚辞》作为“一部忠臣教科书”的不幸历史。“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它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家之可以有恢复的希望。”受廖季平、胡适等影响，何天行、丁迪豪、卫聚贤等展开了更为具体的研究。胡适1906年至1909年就学中国公学，1828年4月至1930年5月又任中国公学校长。胡适遵循“不分派别，不限资格”的原则进行改革，使中国公学进入发展高峰期。不仅学校规模扩大3倍多，胡适的学术思想在学校当也影响巨大。1931年，何天行就学中国公学后撰成《楚辞新考》一书。中国公学教授顾名将其荐于中国公学董事长蔡元培，蔡元培有“中公学生何天行好学深思”之评语，并拟推荐于顾颉刚。1938年卫聚贤将其刊于吴越史地研究会主办的刊物《楚辞研究》，1948年修订补充后更名《楚辞作于汉代考》由中华书局出版。

《楚辞作于汉代考》（《楚辞新考》）是“屈原否定论”最系统周密者。书中提出，屈原这个人物实际不存在，前汉涉及屈原的文献（如贾谊《惜誓》《吊屈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等）均系伪托。《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为后人所作，作者可能是刘向或刘歆，定名“楚辞”也是从刘向开始的。《离骚》的作者本是刘安。而因刘向父子既厌憎刘安，又要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仍需要虚构一个理想的忠臣，故将《离骚》的作者托名为“屈原”。书中系统地提出刘安为《离骚》作者的史证和内证。史证为《汉书·淮南王安传》、高诱《〈淮南子〉叙》、荀悦《汉纪·孝武帝纪》等的记载，内证为《离骚》中的14个内容上的疑证。首个内证考订云：《离骚》首段“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用的是夏历，而春秋时楚国人用的是殷正，故与传说的屈原时代不相合，反倒与刘安的生辰相合。许笃仁1935年发表的《楚辞识疑》也提出“刘安作《离骚》”论，未知何天行是否受其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兴起“屈原否定论”，何天行的理论很受重视。稻畑耕一郎《屈原否定论系谱》一文评价说：“虽然他的论证过程中存在着某些逻辑上的空白和轻率的判断，但较之廖季平和胡适的‘否定论’则周密得多、系统得多。而且作为论据所提供的许多材料，纵然与‘否定论’无直接联系，至今亦有不少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对比《离骚》和其他古籍中的神话传说，指明《离骚》和《淮南子》在表现上的类似之处等等，便是这种有益的材料。不言而喻，何天行所比较的古籍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并非如他所论断的那样，仅仅是单航向的。不过，对他所具体指出的那些类似的表现，今天再加以研讨，我以为还是有必要的。因此，何天行的‘否定论’，在各种屈原‘否定论’中，也可以说是兴味最深的。”

↓ 见 下 页 ↓

▼延伸阅读▼

作家陈曼冬： 把这份穿越时代的“良渚情缘”延续下去

• 上一页
• 1
• 2
• 3
• 下一页
• 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