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何天行的学术精神

何天行上半生基本在专业岗位工作，尽管在一定阶段受战事影响，总体上尚能专意于学术研究。1952年以后则基本处于失业状态，生活困苦。但他仍能利用十分有限的条件进行实地考察，或根据一些媒体信息，收集、查阅相关资料，继续进行研究活动。既有现实之困厄，又始终超越于这种感受积极追求理想。

何天行1913年生于杭州一个世医之家。1929年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预科，1931年考入中国公学。1935年中国公学停办，经教育部大学甄别考试，以中国文学系第一名转学至复旦大学四年级。1936年毕业后至浙江省财政厅工作。次年任上海沪江大学国文讲师。1944年任浙江云和联立中学文史地教员。1945年任西湖博物馆历史部主任，1948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书馆主任（兼职）。1949年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古器物学兼职教授、西湖博物馆专门委员，并加入中国人类学会、中国史学会。1950年任浙江省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主任。1952年聘用于上海市文化局。1956年聘用于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1957年后失业在家，1986年病故。

1951年3月至5月，《光明日报》连续刊登了朱东润的4篇论文：《楚歌及楚辞：楚辞探故之一》《〈离骚〉底作者：楚辞探故之二》《淮南王安及其作品：楚辞探故之三》和《〈离骚〉以外的屈赋：楚辞探故之四》，再提“屈原否定论”。此事激起轩然大波。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光明日报》1951年5月26日同时发表《评〈《离骚》底作者〉》《评〈《离骚》以外的屈赋〉》两篇文章加以批评。后文甚至说：“这样的考证是很成问题的，但是也有它的渊源。它的渊源是什么呢？就是胡适！……这种研究方法是标准的唯心主义，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是无足怪的。”面对巨大压力，朱东润只能隐忍回避，只是私下写了《“帝高阳之苗裔兮”疏证》《〈史记·贾谊传〉疏证》二文作为其“楚辞探故系列”的续篇。由于朱东润的观点在很多方面与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很接近，故郭沫若在前文附记中说：“何天行有《楚辞作于汉代考》（一九四八年中华书局出版），其自序云乃十年前之旧作。朱东润说多与之相同。朱与何不知是否一人。”从时间上推断，当由是导致何天行从浙江省博物馆离职。

据流出的上海市文化局和上海市人事局旧档案《吸收何天行参加博物馆工作，同意备案由》（编号沪人二〔52〕字第2291号），何天行1952年8月聘用于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从事博物馆业务工作。档案保留的何天行给友人的谋职求助信说：

“祥生先生：曾至乡间去一行。今午前电话问局中，知在开会。在局中既不宜，宿舍又未能住，即去乡下。倘人事局方面若有工作可设法时，请为介绍，因生活实甚困苦。”

又附注：

“曾假屠吟甫先生七千元，附还。”

1956年经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汪馥泉帮助聘用于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1957年汪馥泉被打成右派，何天行从此失业在家。

何天行的人生和学术经历体现了四种学术精神：

一是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关注新事物、新观点、新学科，提起并引发有价值的学术论题。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他没有可能做专门的系统性研究，但他较早或最早涉论的问题如良渚文化、跨湖桥文化、周代甲骨文以及楚辞辩论等都有历久弥新的学术价值。

二是以学术追求平抑人生痛苦，完善丰富自己。何天行命途多舛，既有政治上的压力，更要忍受巨大的经济压力。他子女多，后来长期没有工资来源，靠亲戚接济、家人做临时工维持生计，但仍然坚持实地考察和读书写作，思考归纳问题。买不起书，借不到书，发表不了文章，都没有影响他的学术追求。

三是坚持求实共助的学风，不居功、不邀功，虚心求教，乐于助人。他在《良渚镇的石器与黑陶：良渚文化的早期著录》一文中指出：“吴越史地研究会看见我所发现的石器与黑陶，可以说甚早。后来，商务印书馆在出版《十年来的中国》一书时，其中卫聚贤先生写的《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一章，又说我在良渚发现了黑陶。而我的所知，实应归功于在采访中告诉我有不少出土陶器的乡民农人。”在取得良渚黑陶后，他曾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向董作宾、梁思永请教，确认了发现的重要性。

据石兴邦《何天行先生的行述》记述，1949年石兴邦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生班学习期间，有暇即去向他请教良渚文化的有关问题。何天行不仅给予指教，还赠予相关文献资料。有一次石兴邦随夏鼐、董聿茂去良渚遗址考察，何天行同行，在现场给予很多指点。四是对文化遗产保护高度警觉和负责，无条件为之努力。他在上文中指出：“我只觉良渚一带的远古文化遗址，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宝藏。我的所以要把全部所得经过整理考核作成著录，是盼望引起国人的注意。对固有的民族文化遗物，像这样可贵的实物资料的保存与发扬，是当给予应有的重视的。同时也为免于有的器物因偶然出土而散落或废失。”据石兴邦上文记述，他1950年至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间，何天行曾多次到北京向文物界领导反映情况，呼吁保护良渚遗址。

（杭州网授权转载。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为方便阅读，以上内容为作者主要观点摘录。）

作者简介

周膺，1961年生，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杭州市社会界联合会副主席，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历史学、中西美学比较。

吴晶，1970年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学史、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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