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明温暖摇篮 探寻长江三角洲史前人类的活动轨迹，河姆渡是一个独特的坐标。 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浙江发现的史前遗址数量少、出土的文物遗存也少。直到70年代，河姆渡遗址甫见天光，就以其空前丰富、极其珍贵的文物遗存成为长江流域乃至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代表。 那么，河姆渡文化来自何方，去往何处？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成为我们梳理此后浙江史前考古的一条脉络。河姆渡遗址就像拼图中最先浮现出的那一块，浙江大地上后续不断被发掘出的史前遗址，都免不了把自己的方位与河姆渡比较一番。 孙国平说，自河姆渡遗址发掘以来，40多年间，考古工作者一点点打捞“拼图”的碎片，逐渐拼凑出漫长的新石器时代浙江先民的生活图景。在河姆渡文化之前，有距今11000年到8000年的上山文化，距今8000年到7000年的跨湖桥文化，以及可视为“河姆渡之祖”的井头山遗址。与河姆渡大致同期的，在杭嘉湖地区则有距今7000年到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在河姆渡之后，则有距今5300年到4200年的良渚文化，距今4200年到3900年的钱山漾文化等。 循着这条时间线，我们看到浙江先民文明程度不断成熟，以愈发骄傲的姿态行走在东方大地上。 井头山遗址出土了好几件开孔的木柄，孔的大小深浅刚好可嵌入一块打磨好的石器。只要石器外缠上麻布或兽皮，就能紧紧地和木柄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件带木插销的木器，发掘中，我双手在水下摸索，触摸到其精巧和独特的形制，内心一阵期盼和激动。”孙国平说，这样明显的榫卯结构，表明井头山先民的木作技艺已发展到超出我们想象的程度。 由此再经过数千年的精进，便有了田螺山遗址发掘时让孙国平惊叹不已的成排的粗大方体木柱子，即河姆渡人居住的干栏式建筑的遗存。这些建筑也普遍运用了榫卯结构。随着农耕在先民生产活动中占比的加重，骨耜、骨耒等原始农具也应运而生。 “从河姆渡时期的原始平均社会，到良渚时期的早期王国社会，其本质的变化是人的地位、财富的分化，平均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不平等现象。”孙国平说，“而人的分化首先是本领和能力的分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我们仿佛看到，河姆渡人和他们的后裔们，正是这样紧握着愈发先进的工具，勇敢地面对大自然的一个个挑战，最终走到了良渚，开启文明的大门。 文化基因深植血脉 “文化基因”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能催生那种穿越时空的震撼和感动。 “你们一定要看看井头山人使用的‘鱼罩’。”在井头山遗址文物库房，孙国平打开一个有机玻璃罩，里面一块小土墩里，保存着一只倒置的用芦苇编成的篓子。在滩涂浅水区，渔民们经常用这样的罩子把鱼罩住，这样就容易抓住鱼了。 “我就是宁波人，小时候，有时还能看见身边的渔民用类似‘鱼罩’的竹编器抓鱼。而在发掘这片土地上8000年前的遗址时，竟然见到了同样的‘鱼罩’。”孙国平慨叹，“在辛苦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内心像这样会感到神奇的时刻，也是很难得和难忘的。” 这样的时刻，便是仿佛突然有一束光直射心灵，让人醒悟那些远去的、沉睡的甚至湮灭的古迹和遗产，实则早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投影，在我们的血脉里刻下印痕。 比如稻作农业技术，在江南近万年来传承不绝。仅在河姆渡文化各个遗址里，田螺山遗址晚期遗存中发现的稻粒，就比早期的稻粒更加饱满，显然是不断驯化的结果。而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时期，稻粒形态愈发接近我们今日的样子。同时，源自史前的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经验不断积淀，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又如浙江引以为傲的陶瓷工艺，也能在河姆渡那些古朴的陶器上找到原始制陶工艺的线索。“河姆渡文化产生了最成熟形制的炊器——陶釜。釜这种器具的形制，如圜底、带颈部等元素，均在河姆渡时期定型，并一直传承下来。”孙国平说。 还有，在一枚12厘米长的骨笄上，河姆渡先民也不厌其烦地刻上细密的几何图案和植物花纹。而在烧火煮饭时支撑釜底的支脚上，他们也会戳刻出一幅憨态可掬的人脸形象。看到这些文物，你或许愿意相信，素以细腻精巧著称的江南性格，可能早在那时就已决定。 考古专家在河姆渡和井头山都发掘出土了保存相当完好的木质船桨，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浙江先民至少已开始在靠近海岸的浅海中航行，迈出了探索海洋的第一步，不啻为今日浙江拥抱海洋、建设海洋强省的先声。井头山遗址出土的一支长100多厘米的木桨，方头薄刃、背部隆起，柄首还凿有一个洞环，造型精美，保存完整。孙国平说，木桨背部双凸起的局部造型说明其可以被固定在船舷的对应结构上，与今天的划艇十分相似。孙国平把木桨从日常保存的水箱中捞出时，我们一时间觉得那哗啦啦的水声仿佛是从8000年前传来，充满开拓精神的先民正用力划桨驶向大海。 发现我们自身和史前先民的这种不可断绝的联系，正是涵养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的基础。孙国平说，河姆渡遗址发掘带来的震撼影响了余姚、宁波甚至浙江的几代人。“河姆渡是当年农村水利建设中被发现，田螺山遗址是企业打井时发现的，井头山遗址是地质钻探后村民放羊时发现的。余姚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之强可见一斑。”孙国平说。 2013年，孙国平写了一篇文章《河姆渡四十年发现路》。如今，又是7年过去，井头山遗址的发掘告诉人们，这片土地还深藏着更多的秘密。“井头山是河姆渡的‘爷爷辈’，那河姆渡的‘父辈’在哪里？探索历史之谜不仅是我们考古人的基本职责，也是考古人维系公众的心灵通道。我相信我和年轻的考古人将来一定能回答这个问题。”孙国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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