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首次发掘 撰写5万字报告

奠定“良渚文化发现第一人”地位

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在施昕更主持下考古发掘共进行三次，把发掘范围由良渚扩及安溪、长命、大陆三个乡，获得石器和陶器两大筐500余件。“在后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良渚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良渚、安溪、长命、大陆和瓶窑。这与当年爷爷他们在交通极不便利、没有科技辅助的情况下对遗址的发掘范围大致吻合，也证明了第一代考古人有多了不起。”施时英说。

更难得的是，1937年春天施昕更写就了5万余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简称《良渚》）一书，制图100余幅，详细介绍发掘经过、收获，提出颇有创见的看法。

施时英坦言，如果没有施昕更的考古发掘，良渚遗址迟早也会被后人发现，是施昕更把发现良渚遗址的起始时间早早地定格在了1936年。 在这部报告的命名上，施昕更也做了细细的思量：“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渚者，水中小洲也；良者，善也。”“一般考古界对文化的命名，都以古遗址的最早发现地的地名来命名的。如果没有施昕更最初的发掘和写的这一部报告，后期大家熟知的‘良渚文化’可能也会易称他名。”施时英说。

正是施昕更的发掘和撰写的这部报告，奠定了“良渚遗址的发现者”和“良渚文化的发现人”的学术地位。

一个发现 一个守护

祖孙两代都在为良渚尽己所能

业界都说，施昕更的《良渚》考古报告，能在战乱年代保留并流传至今，堪称奇迹。

当年《良渚》文稿付排后，抗日战争爆发，印刷被迫中止。施昕更携带文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徙兰溪、永康、松阳，在董聿茂的呼吁和坚持下，浙江省教育厅同意出资付印。1938年《良渚》一书终于问世。

如今我们读到的这份《良渚》影印版，刚翻开每个人都会唏嘘。施昕更写的卷首语通篇浸透了山河破碎的血泪：“这本报告，是随着作者同样的命运，经过了许多患难困苦的历程，终于出版了，虽是值得欣慰的事，但是此书既成，反不忍卒读，更感慨万端！遥想这书的诞生地良渚，已为敌人的狂焰所毁灭，大好河山为敌骑残踏而黯然变色，这报告中的材料，也已散失殆尽，所以翻到这书的每一页，像瞻仰其遗容一样的含着悲怆的心情。”

“爷爷最令我敬佩的是他骨子里对良渚的爱，以及那份家国情怀。”施时英说，爷爷生前有三个孩子，分别起名忆良、建良、建安，代表忆念良渚、建设良渚、建设安溪（岳父母的家乡）。

讲述施昕更的故事时，施时英说了好几次“惭愧”，相比于爷爷对良渚文化做出的卓越贡献，他现在的工作看似有些琐碎，但却是遗址保护基础性的工作——负责巡查遗址区，维护治安，防止违章、盗掘的发生、文物保护宣传等。

祖孙俩隔了80多年，其实他们都在呵护这块历史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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