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孙俩隔了80多年，却都在为这块历史瑰宝尽己所能，一个发现，一个守护

杭州日报 通讯员 李力行 记者 王洁/文 记者 张之冰/摄 部分图片由良管委提供

与施昕更同时代的考古学家何天行在良渚一条干涸的河床边挖掘到的刻文蛋圆形黑陶盘

《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中，施昕更公布的“刻划符”

施昕更

发现良渚遗址和确认良渚文明，是一条漫漫长路。如果把整个考古过程画一个时间轴，最初的起点永远定格在余杭良渚。

所有文献资料会告诉你，“发现良渚遗址第一人”生于1912年，那个叫施昕更的清瘦书生，于1936年在其家乡浙江杭县良渚镇附近，发现许多地点出土黑陶和石器，因而进行发掘。

然而当年谁都没有想到，这位良渚文化的拓荒者在3年后，因为感染猩红热，英年早逝。施昕更留下的宝贵考古遗产，就像黑暗中点亮了一把火炬，指引着4代考古人执着追梦，也让深埋地下5000年的良渚文明重见荣光。

没有考古基础的他意外与考古结缘 

发现良渚遗址从一两片黑陶片开始

施昕更的孙子施时英的办公室，在良渚遗址管理所，西北面就是良渚古城宫殿区。他常会想，当年爷爷是否也曾来过这里，在这片已湮没在历史的土壤中，寻找当年良渚的星光。

时间回到83年前，年仅25岁的施昕更在西湖博物馆从事地质矿产工作，毫无考古基础的他仿佛命中注定会跟考古结缘。触发机缘的事件，便发生在1936年5月西湖博物馆对杭州古荡遗址的一次试发掘。

现场出土的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种有孔“石斧”，施昕更在家乡良渚一带见过。以前他也认为这是与玉器并行的东西，并未注意，而这一次“灵光一现”：古荡和良渚之间，会否有一种特殊的联系？

古荡试掘第二天，施昕更便跑回良渚，一口气进行了三次调查，终于在11月3日的第三次摸底中有了突破。他在棋盘坟的一个干涸池底，发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回杭州后，他参考了各种考古材料，尤其受《城子崖》发掘报告启示，认为这些黑陶与山东城子崖黑陶文化，为“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

时任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对施昕更的发现非常重视，馆方依照当时规定，取得采掘执照。这也是官方对良渚遗址进行的首次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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