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孙俩隔了80多年，却都在为这块历史瑰宝尽己所能，一个发现，一个守护

杭州日报 通讯员 李力行 记者 王洁/文 记者 张之冰/摄 部分图片由良管委提供

与施昕更同时代的考古学家何天行在良渚一条干涸的河床边挖掘到的刻文蛋圆形黑陶盘

《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中，施昕更公布的“刻划符”

施昕更

发现良渚遗址和确认良渚文明，是一条漫漫长路。如果把整个考古过程画一个时间轴，最初的起点永远定格在余杭良渚。

所有文献资料会告诉你，“发现良渚遗址第一人”生于1912年，那个叫施昕更的清瘦书生，于1936年在其家乡浙江杭县良渚镇附近，发现许多地点出土黑陶和石器，因而进行发掘。

然而当年谁都没有想到，这位良渚文化的拓荒者在3年后，因为感染猩红热，英年早逝。施昕更留下的宝贵考古遗产，就像黑暗中点亮了一把火炬，指引着4代考古人执着追梦，也让深埋地下5000年的良渚文明重见荣光。

没有考古基础的他意外与考古结缘 

发现良渚遗址从一两片黑陶片开始

施昕更的孙子施时英的办公室，在良渚遗址管理所，西北面就是良渚古城宫殿区。他常会想，当年爷爷是否也曾来过这里，在这片已湮没在历史的土壤中，寻找当年良渚的星光。

时间回到83年前，年仅25岁的施昕更在西湖博物馆从事地质矿产工作，毫无考古基础的他仿佛命中注定会跟考古结缘。触发机缘的事件，便发生在1936年5月西湖博物馆对杭州古荡遗址的一次试发掘。

现场出土的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种有孔“石斧”，施昕更在家乡良渚一带见过。以前他也认为这是与玉器并行的东西，并未注意，而这一次“灵光一现”：古荡和良渚之间，会否有一种特殊的联系？

古荡试掘第二天，施昕更便跑回良渚，一口气进行了三次调查，终于在11月3日的第三次摸底中有了突破。他在棋盘坟的一个干涸池底，发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回杭州后，他参考了各种考古材料，尤其受《城子崖》发掘报告启示，认为这些黑陶与山东城子崖黑陶文化，为“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

时任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对施昕更的发现非常重视，馆方依照当时规定，取得采掘执照。这也是官方对良渚遗址进行的首次发掘。

主持首次发掘 撰写5万字报告

奠定“良渚文化发现第一人”地位

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在施昕更主持下考古发掘共进行三次，把发掘范围由良渚扩及安溪、长命、大陆三个乡，获得石器和陶器两大筐500余件。“在后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良渚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良渚、安溪、长命、大陆和瓶窑。这与当年爷爷他们在交通极不便利、没有科技辅助的情况下对遗址的发掘范围大致吻合，也证明了第一代考古人有多了不起。”施时英说。

更难得的是，1937年春天施昕更写就了5万余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简称《良渚》）一书，制图100余幅，详细介绍发掘经过、收获，提出颇有创见的看法。

施时英坦言，如果没有施昕更的考古发掘，良渚遗址迟早也会被后人发现，是施昕更把发现良渚遗址的起始时间早早地定格在了1936年。 在这部报告的命名上，施昕更也做了细细的思量：“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渚者，水中小洲也；良者，善也。”“一般考古界对文化的命名，都以古遗址的最早发现地的地名来命名的。如果没有施昕更最初的发掘和写的这一部报告，后期大家熟知的‘良渚文化’可能也会易称他名。”施时英说。

正是施昕更的发掘和撰写的这部报告，奠定了“良渚遗址的发现者”和“良渚文化的发现人”的学术地位。

一个发现 一个守护

祖孙两代都在为良渚尽己所能

业界都说，施昕更的《良渚》考古报告，能在战乱年代保留并流传至今，堪称奇迹。

当年《良渚》文稿付排后，抗日战争爆发，印刷被迫中止。施昕更携带文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徙兰溪、永康、松阳，在董聿茂的呼吁和坚持下，浙江省教育厅同意出资付印。1938年《良渚》一书终于问世。

如今我们读到的这份《良渚》影印版，刚翻开每个人都会唏嘘。施昕更写的卷首语通篇浸透了山河破碎的血泪：“这本报告，是随着作者同样的命运，经过了许多患难困苦的历程，终于出版了，虽是值得欣慰的事，但是此书既成，反不忍卒读，更感慨万端！遥想这书的诞生地良渚，已为敌人的狂焰所毁灭，大好河山为敌骑残踏而黯然变色，这报告中的材料，也已散失殆尽，所以翻到这书的每一页，像瞻仰其遗容一样的含着悲怆的心情。”

“爷爷最令我敬佩的是他骨子里对良渚的爱，以及那份家国情怀。”施时英说，爷爷生前有三个孩子，分别起名忆良、建良、建安，代表忆念良渚、建设良渚、建设安溪（岳父母的家乡）。

讲述施昕更的故事时，施时英说了好几次“惭愧”，相比于爷爷对良渚文化做出的卓越贡献，他现在的工作看似有些琐碎，但却是遗址保护基础性的工作——负责巡查遗址区，维护治安，防止违章、盗掘的发生、文物保护宣传等。

祖孙俩隔了80多年，其实他们都在呵护这块历史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