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一个宣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我家邻居。

搬到目前住地那会儿，第一批迎接我们的邻居中有一位教授，他是德国马普学会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但是他的形象和举止，更如一位打工者，扫树叶一马当先，邻居节事无巨细，他都要管，而且管得很灵，俨然就是一位社区干部。

直到有一次他给我看外媒访谈录，那是美国时代周刊到德国采访他后发的专栏文章，我才恍然大悟，人不可貌相，眼前这一位可是个“人物”啊。

这个教授给我们的印象，与书呆子截然不同。

有一年他从中国出差回来，推开我家小院子的门，递给我一瓶茅台酒，一把扇子。说，这是中国科学院同行送的，他不知道如何玩，让我试试看，说不定还有些使用价值。

我自己几乎滴酒不沾，这瓶酒一直就在家里搁着，直到六年前我的内弟到德国探亲，他姐姐便把这瓶酒拿出来“孝顺”弟弟了。弟弟懂酒，咪了几口，连说，正宗，正宗。

说起这个小院子的“门”，当年与他这位“地主”接壤的周边都陆续搬进了新邻居，为了和谐共处，他花钱修建了篱笆，筑起了里外关系，同时为每一位紧贴着的邻居加做了一道小门，每一位邻居可以随时走进他这个大地主院子去，他在院子里布置了儿童蹦床，滑梯，沙坑等，如同建起来一个小型儿童乐园。只要是邻居，都可免费使用。

这哪是科学家的做派，分明是有温度的基层社区干部。

那天看到中文消息，邻居“诺贝尔”不负众望 ，被评选为本年度生理和遗传医学基因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一刻未知消息真假，而我正好在柏林下了飞机，为掌握准确信息，便急忙手机联系到他的同事，一位南非科学家，获得确认：“yes ! It is a big news !!”

疫情以来我们见到“诺贝尔”的机会少了，一些“小道消息”都是南非科学家传给我的，比如，“诺贝尔”正在瑞典老家埋头写书，云云。

倒是有那么两回在院子里遇到，他倒是饶有兴趣。

一次是他告诉我，有一款检测新冠病毒的快速测试法，可直接用手机操作，基本上已经进入临床使用，目前正在审批中。

我原先只知道，他研究的是类似北京人猿领域，但再聪明也不能一脚就跨入最时髦的流行病检测行业吧，所以也没往下细问。倒是他使用的手机，外壳布条子都破得起条，甚是蹩脚，我当时想，你这个大科学家是否手中设备也该与时俱进啊！

再一次，便是我俩在路上相遇。闲谈中我突然想到，他前些年母亲去世时的日子。那会儿，见他总是哭丧着脸，我想安慰他，他却说，没用的，我知道失去母亲对我意味着什么。

现在的他，虽然工作在德国莱比锡，但他只要有长假，便跑去瑞典老家待着。虽是为了清静，更多应该有怀旧情结吧。

今年夏天，我和南非科学家在两家一米之隔的露台上唠嗑，我问，咱们的邻居还有哪些奖没有拿到？

只剩“诺贝尔奖了！”南非科学家干脆利落地说。

说起来有意思，冥冥之中总觉得邻居教授会得诺奖，哪怕遥遥无期。所以这十几年来，我们在家里每每提到邻居教授，便用“诺贝尔”三个字来代替。

“诺贝尔”现在在哪里呢？

国内消息称，获奖的电话打来时他本人正在实验室里，一时兴奋不已。

不过，10月3日是德国国庆节，是法定假期，大家都不上班的。为何国内说他出现在实验室？是按照套路想象，还是“诺贝尔”本人确实预感要得奖？

获得诺贝尔奖，对于个人甚至所在地都是百年不遇，今天下午莱比锡召开记者会，我们的邻居南非科学家以及可以去加班的员工都赶去庆贺。到晚上八点还没有传回音讯。

斯万特·帕博教授获诺贝尔奖，是因为他“在已灭绝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方面的发现”。他是我邻居，这让我听起来以为是童话。

一夜之间，大师出现，聚光灯会照得大师本人连同周遭通亮。

但平时，他们却普通得几乎令人遗忘。

所以，善待眼前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某一方面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