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快报 见习记者 陈彦汝 通讯员 方序 孙敏慧）

“How have you been?”（最近怎么样？）

“You lost weight.”（你瘦了。）

在浙二国际医学中心16病区，来自德国的患者Kroos（化名）正在和几位护士聊天。眼前的Kroos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走起路来顺畅利索，很难看出是脑出血刚出院不久的病人。

两个多月前Kroos上班时突发脑出血，左侧身体瘫痪，送当地医院急诊后转入国际医学中心。

独在异国，突发重病，前途未卜，住院的这段时间是Kroos生命中非常灰暗的时刻，几度想自杀。好在有医护人员悉心照料和耐心帮助，他顺利挺了过来。

一个多月前Kroos已经平安出院，这次来复诊，他特地向主治医生和照看过他的护士道谢，他还说：“我欠中国医护人员一个道歉。”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为何Kroos要向中国的医护人员道歉？

这其实中西方在思想文化、医疗制度理念方面的差异引起的小插曲。

“如果下半生要在轮椅上度过，我宁愿现在结束生命”

Kroos来中国4年，在宁波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作。两个多月前的一天，他上班时左半边身体突然无法动弹，在当地医院诊断为右侧基底节区脑出血，也就是俗称的“中风”。

Kroos今年49岁，平常烟酒不沾，除了身材偏胖、有高血压之外，他认为自己算得上是健康。“中风”、“瘫痪”这样的字眼突然劈头砸来，他一时无法接受。

临床病人大致会经历否认、愤怒、协议、抑郁、接受5个阶段的心理过程，刚入院的Kroos心理上就处于否认和愤怒阶段，情绪非常低落，求生欲望低。

医生查房时，Kroos躺在床上，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比划成手枪指向自己的头，他告诉医生，自己还年轻，还没有结婚，如果下半生要在轮椅上度过，他宁愿现在就结束生命。

悉心安慰 打消轻生念头

为了安抚Kroos的情绪，唤起他的求生信念，医护人员加强了心理疏导与安慰。护士们每天抽出时间跟他聊天，听他讲述工作与生活、倾诉烦恼与不满。

护士小蒋发现Kroos时常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发呆，偶尔还会流泪。询问得知，发病后Kroos与女朋友出现感情危机，这对身心遭受重创的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小蒋自告奋勇去劝说Kroos的女朋友，Kroos现在正处于恢复的关键期，心理打击不利于身体的恢复，希望她能继续与Kroos保持联系，帮助他渡过难关。Kroos的女朋友接收了小蒋的劝说。

慢慢地Kroos的情绪开始稳定，逐渐接受生病的事实，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精心照料 稳步康复

心情好转的同时，Kroos的身体也在稳步恢复中。入院时他的血压很高，还未脱离危险，病区为他提供特级护理。

考虑到他没有家属照顾，又不会说中文，护士们除了照看他的病情外，在生活起居上也对他悉心照料。白天，护士长时间待在病房，与护工一起帮助他吃饭、洗漱、如厕，晚上每隔半个小时去病房查看一次。

三四天后Kroos就能在病床上坐起来，血压也降到正常范围。浙医二院康复科康复师孙德标对Kroos的身体功能进行了精准化的评估，结合他的平时的运动喜好，制定了精准化的康复治疗方案。依靠每天一个半小时的康复训练，Kroos很快就能在护士的帮助下下床走动。

不习惯中国文化 返回德国治疗

治疗与康复训练双管齐下，入院第10天，Kroos已经可以靠着拐杖走动，不用担心下半生要在轮椅上度过了，但Kroos对这样恢复速度并不满意。

此时，多长时间能出院、身体机能能否恢复到先前的水平是他最在意的，他担心住院时间过长公司不会为他保留岗位，也担心以后身体会落下其他残疾。

因此他很想回德国治疗，在他看来，德国的医疗水平更为先进，加上熟悉的文化环境，他会康复得更好更快。

德国人向来以严谨著称，凡事都有周密的计划。Kroos告诉护士，在德国，医生会为病人制定明晰的康复计划，具体到哪一天、哪个时间段该做什么事，这会减轻病人内心对疾病的恐惧和无助。

在言语表达上，中国和德国也有所不同。中国文化崇尚中庸之道，凡事不绝对、不极端，习惯说“也许”、“可能”、“大概”等词，而德国人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讲究精确，要么是“Yes”要么是“No”。

所以“什么时候能完全康复”“会不会有后遗症”等问题得不到确切的答案时，Kroos感到有些难以理解。

秉持着浙医二院“济人寿世”“患者与服务对象至上”的准则，医护人员听取了Kroos的意见，为他制定了康复日程表、实行一对一看护，以期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给他带来的不适。

不过身体行动自如，达到出院标准后，Kroos仍然选择了回德国治疗。

“我欠中国医护人员一个道歉”

不久之后，一位护士收到Kroos从德国发来的信息，除了表示感谢之外，Kroos还说自己欠中国的医护人员一个道歉。

原来，在德国的治疗经历让Kroos有了新的感悟。一方面，德国医生对Kroos的康复速度和结果表示赞许，中国医院及时的救治和恰当的治疗方案让他能在短时间内由偏瘫恢复到正常行走、乘坐长途航班。

另一方面，德国的医疗系统也不是Kroos想象中的尽善尽美。在德国医院，他等了5天才做上头颅磁共振检查，而此前在国际医学中心，预约当天就可以做。住院期间德国医院也没有为他提供一对一的看护。当然，会不会留下后遗症、会不会复发等问题，德国的医生也无法给他明确的答案。

Kroos这才感觉之前对中国医院有所误解，体会到中国的医护人员给与他多大的帮助。

回到中国，Kroos第一时间赶来杭州复诊，此时从肢体动作上几乎看不出偏瘫的痕迹。

Kroos的主治医生，浙医二院神经内科胡海涛副主任医师为他制定了后续的康复措施：服用降压药控制血压、预防复发；继续做康复锻炼，结合健康饮食。几天后Kroos就可以回到工作岗位，对此他很感激，“谢谢你胡医生，是你们救了我的命。”

临走前，Kroos特地去16病区，与照顾过他的护士们一一拥抱、道谢。

胡海涛提到，尽管存在着国别、制度、文化、思维等方面的差异，但正如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所示，“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是世界上所有正直的医护人员对待患者时秉持的信念。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中国医疗在科研创新和技术手段等方面逐步向国际先进水平靠拢，能够根据患者的需要提供精准高效的诊疗方案，让老百姓不出国门也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