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杭州罗城与子城略图

五代捍海塘示意图

青瓷四系二龙戏珠瓶 1965年吴越国文穆王钱元瓘墓出土

宋朝“一号文坛明星”苏轼曾对五代吴越国文化颇为欣赏，“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

的确，在唐末藩镇割据形成的混乱时代，北方兵连祸结，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方地区尤其是西蜀与江南一带，自唐末以来，少受战争的影响，经济富庶，社会安定。吴越国，作为唐宋之交中最为富饶安定的政权，因纳土归宋等政治举措，使人民免受战争之苦，也让当时吴越国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免遭破坏，文化的根脉得以延续。

“南宫北城”：古代杭州城市的基本规制

杭州自隋朝建城以来，到了钱氏吴越国，形成以城南凤凰山为制高点，以贯穿南北的盐桥河及与之平行的主干道为中轴线，控揽（钱塘）江、（西）湖，“南宫北城”“前朝后市”的运河走廊型城市格局，从而奠定了古代杭州城市的基本规制，也为提升杭州作为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奠定了基础。宋代王明清《玉照新志》就说：“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

在吴越国建国之初，统治者决心要通过发展农田水利推动农业发展，来巩固执政根基。《三吴水利录》称：“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完，无过于浙右。五代之末，吴越钱王占居东南，专飨此利。经营修治国家之资，实基于此。”吴越国还设立都水使者、开江营等专职机构和专职队伍，负责水利。

故此，境内百姓生活富庶。以至杭州在北宋时即被誉为“地上天宫”，到南宋时更是出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俗谚。

秘色瓷：式样别致 瓷中珍品

越州窑生产的秘色瓷，在中国陶瓷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文献记载，吴越国曾多次向中原王朝进贡秘色瓷。如钱镠于宝大元年（924）九月，遣使钱询向后唐朝廷进贡，其中就有秘色瓷；后唐清泰二年（935），钱元瓘向后唐进贡的物品中有“金棱秘色瓷二百事”；钱弘俶供奉北宋朝廷的秘色瓷，数量巨大。

杭州市玉皇山南武肃王钱镠第七子钱元瓘墓中出土有几件越窑青瓷器，包括方盘、划花执壶、四系二龙戏珠瓶、器盖等。其中的四系二龙戏珠瓶口颈部已残，造型之浑厚犹存，肩腹浮雕双龙，龙头之间饰有一珠，成二龙戏珠之势。龙身附着金饰片，显得雍容华贵，当属越窑秘色瓷器中有代表性的成品。划花执壶、方盘等也都式样别致，是瓷中珍品。

丝绸纺织：杭州城中仅锦工就达200余人

以纺织业为例，官营织造十分发达。据《吴越备史》卷二所载，杭州城中仅锦工就达200余人，且生产技术含量极高。丝织品质量精美，产量也十分惊人，这从钱氏大量进贡中原王朝和奢耗的情况中可以推知。

据载，吴越国从907年钱镠受封为吴越国王开始，到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前后70余年当中，向中原王朝进贡丝织品的有21个年份，有时，一年之中几次进贡。到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即纳土前两个月，钱弘俶还进贡“白金五万两，钱万万，绢十万匹，绫二万匹，绵十万”。其数量浩大，举世无匹。贡品有绫、绵、绢、缎等丝织品，以及龙凤衣、丝鞋、履子，盘龙凤锦织成的红罗穀袍、袄、衫、御衣，红地龙凤锦被等丝织成品。这些丝织品以及成品衣衫，充分反映了吴越国丝织业的发达以及丝织成衣制作技术的精良。

石窟艺术：杭州孔庙内有贯休的罗汉刻石十六方

我国的石窟艺术，由北魏发展到唐代，盛极一时。南方石窟虽不及云冈、龙门，但五代吴越国的石窟艺术却有独特的风格。吴越国王三代尊奉佛教，造像之风甚盛，尤其在凤凰山附近较多，因为这一带寺宇林立，比较著名的有南塔寺（后改梵天寺）、圣果寺、天龙寺、资延寺等。杭州慈云岭石窟造像，是吴越国石窟造像规模较大的一处，佛像造型丰满，衣纹流畅，继承了晚唐的艺术风格。

五代吴越国书画家众多，吴越王钱弘俶时期曾大量雕印佛画，这些作品雕工精雅，是中国版画史上的重要作品。著名画家贯休，他善画罗汉，所画造型生动逼真，用笔遒劲，线条紧密自如，在造型上富有艺术的夸张意趣。他的罗汉画，是古代佛教绘画史上的名作，可惜真迹传世绝少，多数是宋代摹本，还有不少是后人伪托。杭州孔庙内尚存有他画的罗汉刻石十六方，刻石原在西湖圣因寺内。清乾隆南巡时看到此碑，赞不绝口，并亲笔修改名号，题写赞词。

钱氏捍海塘：较早沟通运河与钱塘江的浚治工程

以“钱氏捍海塘”为代表的江浙海塘，与万里长城、大运河一起被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建筑工程。这种用“石囤木桩法”修建的海塘，其御潮的能力远远超过之前的泥塘，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塘施工法之一。

钱镠于运河入（钱塘）江口如复式船闸那样建上下两闸，钱塘江潮汛时开上闸关下闸放江潮入龙山河，潮汛过后关上闸，待泥沙沉淀以后，开下闸放水进入下一段运河即今中河，以延缓运河的淤塞，保障运河通航。这是较早沟通运河与钱塘江的浚治工程，也不失为一大创造。

五代吴越国的建筑文化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寺塔之多，“倍于九国”。知名的寺塔有功臣塔、保俶塔、闸口白塔、六和塔、南塔、梵天寺塔、雷峰塔等。此外，今日苏州虎丘山上的云岩寺塔、义乌双林东铁塔、安吉县灵芝塔、上海龙华寺塔，都是吴越国时期建造的。

五代吴越国建筑文化还对宋代建筑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太平兴国六年（981），吴越国杰出的建塔匠师喻皓被征召到北宋都城开封承造开宝寺塔，再次显示了他的高超技术。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云：“其用心之精盖如此，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注：都料匠即喻皓）为法……”明代李濂《汴京遗迹志》载：开宝寺塔“极其伟丽……八角十三层，高三百六十尺，其土木之宏壮，金碧之炳耀，自佛法入中国未之有也”。由此可见，喻皓的建筑技术曾被推广到北方各地，他所著的《木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建筑专著。

五代吴越国文化在吴越土地滋养下生成，形成了它独特的思维方式、性格特征和集体记忆，生成了一系列代表中华文化的山水、建筑、工艺和思想文化领域。吴越国人或自成一派，或多有创造，形成了鲜明的江南特色和吴越纹理，构成了江南文化或者说是长三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不仅对国家、民族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东亚、东南亚乃至西亚文化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