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最著名的是T形帛画，是作为墓主铭旌，“引魂升天”之用。它是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绝唱。

但在马王堆出土的另一组稀世珍宝，价值却不在帛画之下，而且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更有着独一无二的至高地位。这就是“君幸酒”等一批云纹漆耳杯漆器。

其实在上古时代，传说有“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见《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十七年》）。检诸考古，在上古三代之夏商周，夏代之时，木胎漆器不仅已经用于日常生活，还被用于祭祀，乃敢与青铜祭器礼器的功用一争高下；而殷商时代已有“石器雕琢， 觞酌刻镂”之说：石刻之外，作为饮具的卮杯耳杯多用漆艺，故有“觞酌”（喻酒器）“刻镂”之说，亦即在堆漆上浮刻或镂花之意而已。如果说《资治通鉴》记唐时记述舜时漆器，还仅仅是后来的唐代追记补记；那么检诸考古，则新石器时代以下，已有用漆制器的例子；至殷商则已有朱、黑二色髹涂的事实。

适足以成为证据的，是1973年河南成蒿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漆器残片，在木胎上刻镂饕餮纹，以朱、黑二色交替，在技术上已是十分成熟了。再衡之造型完整的实物，许多战国墓葬中已有成熟的漆器，多为耳杯、盘、盒、卮等身边用的小件用器。亦即是说，尚肃穆端庄厚重尊敬者，用青铜器如鼎、钟、卣、簋、尊大器或觚、爵等中器为之，而日用的盘、盒、杯、卮则用漆器。但到了西汉，这种应用所致的分工，却发生了极大变化。马王堆出土漆器，已经有盛放食物的漆鼎、漆盘；盛酒的漆壶、漆钟、漆钫；有兼作家具的漆案、日常摆设的漆屏风、漆搁几等大型器，当然也还有作为小用器的饮器的漆耳杯卮杯、盛妆时的梳妆漆奁粉盒；甚至耳环等。记得《三国演义》电视剧中，曹操忌西凉马腾，在书案置一合马腾送来的酥，曹操封题曰“一盒酥”，未言明是自享还是分赠下僚。主簿杨修一见，即擅招众人分食之。曹操回来质问，杨修答曰主公题“一盒酥”即“一人一口酥”，故遵旨分食之，曹操虽应“善”而心实恶之。我看剧中其用的盒，即是汉代式样的漆盒，而不是后代瓷器；足见导演懂行，不悖于史事也。

但马王堆出土漆器更有价值的是从未有过的成组漆礼器，数量巨大。礼器一向以青铜为之，取其庄重而稳定有威权，今乃以轻便的漆器，竟多达500余件，而且不止小件食器饮器，也同样有鼎、钟、盘、壶、盂、钫。这似乎表明，不唯中小件的爵、觚、盒、卮、奁、匜、碗；即使是在大型的礼器序列中，以漆器取代青铜器，有如为应用方便而由简牍全面转为纸张“一手遮天”形成全覆盖，乃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只不过漆器虽轻便，制作亦十分繁复，汉代当时未能全面取代；至后世，瓷、玉、木器具并出，百家争鸣，遂不令漆器专擅天下而已。

长沙出土的500多件漆器上，300多件上有以朱砂或黑漆书有汉隶书“君幸食”“君幸酒”“轪侯家”等字样，表明它是高官贵胄王侯家的专用物。甚至在同墓中出土的400余片达12万字的帛书，也是被装在漆盒之中。而“轪侯”是西汉初长沙国的丞相，名利苍，当然是身份很高的贵族；大批漆器之有“轪侯家”字样，表现这是一种专造专用的珍稀物品，并非寻常庶民可以用。反过来证明漆器在当时的贵重和不可轻易得之。

据汉《盐铁论·散不足》记载，当时漆器“一杯用百人之力”；而漆器大件如桌案、屏风，则“一屏风尽万人之功”；故其价值相当昂贵，在当时，甚至一漆杯可值十铜杯。非为如此名贵，实是工艺要求极高。为显示制作繁复而精细，耗时耗工，更需要分工明确专人负责，甚至比青铜器的冶铸还要复杂费时得多。每道工序，都要专人掌控并署名负责，是一个庞大的工作序列。较典型者如在朝鲜古乐浪郡东汉建武时墓葬出土有一漆耳杯，杯器上竟有如此长铭：

“建武廿八年，蜀郡西工，造乘舆夹紵、量二升二合羮。素工回，髹工吴，漆工文，囗工建，造工忠，护工卒史旱，长氾、丞庚、掾翕，令史茂主”。

从这条铭文中可以看出如下两个关于漆艺的历史记录：

首先，在战国时到汉的漆器，本来在涂漆工艺施行之前，是以木为胎的。但在东汉建武时，已逐步弃用木制胎而改用夹紵之法。亦即是以漆灰、麻布材料作塑型固形以为胎，史称“夹紵胎法”；又相对于木胎而称漆胎，胎骨轻巧而牢固坚挺，在造型上更可施以自由塑形之工艺技术，此法在稍后的魏晋南北朝时大行其道，广为流行。

其次，在实际制作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中，有素工、髹工、漆工、囗（失字）工、造工、护工卒史；在其上还有长、丞、掾、令史各级官员的监督制造。更有其他漆器上记载的上工、黄涂工、画工、清工、供工等名目。画工管彩绘图案纹饰、黄涂工大约是擅长为漆器屏风大件铜构件鎏金之人，其他各种工则未知所指，但既立名目还在漆器上署名书出，当然是有其特指含义而未虚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