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离不开大河的哺育,正如钱塘江之于杭州。钱塘江最早见名于《山海经》是因其流经古钱塘县(今杭州)而得名 ,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潮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奇观。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钱塘江畔的原住民,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敢,向钱塘江讨生活,在钱塘江已成为杭州内河的今天,滔滔的江水带走了多少故事。 我们可以用萧山国际机场作为一个地标,也可以用观潮胜地美女坝作为一个地标,而这两个地标周边的土地,几乎都是围垦而成的,这里,现在已经是杭州城市的一部分。 沧海桑田。我所置身的红山农场的疆域,现在就是一个集镇的样子,拥有一个小城市的所有元素,而它正好在机场和美女坝之间,头顶时时有准备降落的飞机掠过,身边是钱江潮水汹涌。而它的现在,也的确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小镇,这片土地,就是一个传奇,它的发展,和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息息相关。 传奇第一幕:钱江盐歌 1. 说红山农场的传奇,首先得从围垦说起。历史上,钱塘江有过很多次大小规模不同的围垦,到2000年的年底,仅萧山围垦面积就达52.62万亩。 曾几何时,钱塘江畔是东南沿海繁荣的产盐区,盐业是杭州古代工商贸易文明的重要标识之一。但钱塘江畔的盐是怎么来的?从史志上看,萧山的地名由来与盐有关,而产盐之地其实就在南沙,也即现在老百姓所说的沙地。 钱江板盐制作技艺主要分布在红山农场一带,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4年前后,萧山文化馆创作的广场舞蹈《钱江盐歌》获杭州市第七届“风雅颂”民间艺术展演金奖、浙江省舞蹈(舞台、广场)大赛广场舞蹈金奖等殊荣。 1940年出生的陈照龙是红山农场第二代掌门人,也是钱塘江板盐制作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可以说,他经历了从滩涂到盐碱地再到如今小城镇的全部过程。 和很多老红山人一样,在他的回忆里,旧时的钱塘江边是一片白茫茫的沙滩,而作为晒盐人的一员,住着最简陋的草棚,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在这片沙滩上劳作:拖土、挑泥、打堆、沥卤、晒盐…… 在陈照龙的叙述里,盐民们特别能吃苦耐劳,也特别能奉献:每年夏、秋季节,是晒盐的旺季,每天太阳刚露面,盐民们就背着拖刀去刨土了,这些土堆就是盐卤的原料堆,晒盐的人每天都要刨土、打堆、挑水、接卤、晒盐。六月伏天,沙滩上是一大片的盐板,远望去如晶雪般刺眼。 2. 和当地很多人的成长一样,陈照龙七八岁时,就随父母开始在钱塘江边晒盐,年纪小,打打帮手。以前的盐场在头蓬那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原来的盐民被集中起来成立了头蓬盐乡。而陈照龙的妻子也是盐场出身,两个人在工作中对上了眼,就恋爱了。 当时百废待举,盐民们住的都是草棚。陈照龙的妻子回忆说:“住这个破房子的时候呢真当吃苦头,有一次老头子开会还没有回来,刮台风了,大风大雨, 我婆婆年纪大,脚缠得很小的。我就喊妈快点逃,我带着我家小儿子也钻出去了,我婆婆出来的时候,这个门都要倒下来了。两只手托着,摇晃着钻出来,钻出来之后这个草房歪下来了,幸亏没有压住。” 当年的艰辛,让陈照龙夫妇的回忆有着苦难也有着甜蜜。这或许也是那一代盐民共同的记忆:吃吃萝卜干解决一天三餐,多么简单的生活,对物质的欲望可以说是简化到了极致,但钱塘江畔的板盐晒制技术,却是独特的,许多精巧的发明创造蕴含其中,凝结着钱塘江畔劳动人民的智慧。 以陈照龙为例,当年先是刮泥,刮泥以后淋卤,淋卤以后再晒盐,一步步地成了老师傅。 “晒盐的黄金季节是7月到10月,所以越是日头晒,盐民越要往外跑;忽逢大雨,别人往家里跑,盐民就要朝外赶,不然一天盐白晒。”在陈照龙的描述中,晒盐靠天吃饭,盐民的辛苦可想而知。当年,晒盐都在滩涂上进行,一户人家大约有40-80块盐板,14户人家组成一个板圈。在板圈周围,会挖出一条防止潮水涌入的小埂。 陈照龙介绍,头蓬盐场最兴旺的时候,占滩涂3万多亩,有1000多户人家3500多人晒盐,共有盐板38000多块,大家一起向钱塘江讨生活,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3. 陈照龙建议,能不能搞一个基地,把古老的晒盐制盐工艺传承下去。陈照龙说:全国只有钱塘江边上有这样的晒盐工艺,在海边上晒盐是海水蒸发后的结晶,但钱塘江边不一样,因为海边的海水咸度高,而海水进入钱塘江后,上游还有个淡水中和,水淡了,不好直接用海水来晒。 陈照龙告诉我们,他们是把沙滩上面那一层白花花的盐分薄薄地刮一层起来,晒干后再把这个盐泥拿到一桶一桶的漏圈里去淋卤……而这也是其成为省非物资文化遗产的原因。 这是一种记忆的传承,也是钱塘江两岸人基因的遗传。晒盐、制盐,人民团结到一起,生活在一起,因为劳动结下了亲人般的坚固情谊,生活虽然很艰辛,但是也有它的乐趣。钱江板盐是一种精神,是历史文化中焕发出来的一种精神。 在讴歌盐民劳动的舞蹈《钱江盐歌》中,对丰收的喜悦和生活的渴望的表达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方热土所一直固守着的精神,它属于钱塘江畔,属于杭州,而在它的远处,就是蔚蓝的海洋。 钱塘江大潮久负盛名,每天海水在引力的作用下,冲入钱塘江的喇叭口,在这里,潮水易进难退,一浪叠一浪涌,退潮后便在这里留下了一片白茫茫可以晒盐的沙滩,钱塘江大潮不仅成就了杭州的一大景观,也给了当年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一口饭吃。而时移世易,如今的钱塘江在杭州市的版图上,已经成了城市的中轴线,拥江发展也成了杭州人的共识,有些东西变了,但有些东西一直没有改变。 现在红山农场80%-90%的原住民都是盐农的后代,但时过境迁,盐区的老人大多高龄,最年轻的一代晒盐人也都已七十上下,板盐制作技艺流程正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忘,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那种吃苦耐劳和向大海讨生活的勇气,而这,或许正是红山崛起于钱塘江畔的根源。 在1961年时,盐场产盐13000吨,创历史最高纪录。 到了1968年,头蓬盐区大部坍失,盐场场部迁至红山,一个时代正式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 传奇第二幕:农场的崛起 1. 在有人类活动以来,围垦有着悠久的历史,有些海边国家甚至就是围垦出来的。浙江人多地少,当年为了扩大耕种面积,缓解人与地的矛盾,围垦成为一个选择:据浙江省档案馆的资料记载,20世纪50年代,万亩以上的围垦区,主要有杭州余杭乔司、台州温岭东浦、台州黄岩八塘、舟山顺母等,总数10多万亩。到了60年代,掀起大规模围垦高潮,年围垦面积多达100平方公里。此时的围垦事业依靠的是人海战术的集体力量,在国家的支持下,到90年代,浙江全省围垦累积已达250万亩。 萧山是浙江围垦事业的重点区域。历史上,萧山采取过不少整治钱塘江的措施,但因为多种原因都未能很好地起到作用。1968年的3.6万亩围垦,是历次大规模围垦事业中最具攻坚战意味的一仗。这次围垦挑战了西、北、东三面临江的难题,依靠坚固的堤坝实现了围垦事业的重大进展。 红山农场便是这样发轫的:从1949年开始,萧山锁住了钱江潮,筑起了长长的大堤,围垦滩涂毛地50多万亩,堪称世界围垦史上的奇迹。围垦带来了新土地,在钱塘江河口萧山段,巍巍大堤阻挡了滚滚浪潮。“堤外浪滚浪,堤内金粮仓”是围垦事业对农业生成带来的巨大贡献。 在今天所看到的静态的图片和简单的数据里,实际上蕴藏着无数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着丰富的细节和涟漪,在一阵阵的扩散中深入到人间烟火,讲述着悲欢离合和人间平凡中的传奇。 红山农场开始的时候并不叫红山农场,它有另外一个更加有政治色彩的名字:五七农场。 2. 今年已经91岁的陈中民,1978年任场长,对于这一段历史,于他,就是往事如烟。他的言谈中不乏唏嘘和感慨,他说,现在的场部办公室所在地,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还能够开船。 沧海桑田,不外如是。今天的农场,其实只是一个名称了,这些新的土地,早已和原来的土地连成了一片,区域的界限已经模糊,如果要说区别,我原先感觉到的视野中的那种空旷恐怕就是最大的区别了,但随着人流的涌入,这种区别也会渐渐消失,它已经真正地融入到了这个城市,或者说,它就是城市,而时间是最好的润滑剂。 就像红山农场作为萧山区的一个乡镇,现在的面积是6.8平方公里,居民5000多人,常住人口2万多人。街道开阔,房屋整齐,而植被同样十分丰富,虽然树矮了点,但这里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土地,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去注视它,因为存在时间的短促,它有近乎透明的光泽,而这种年轻,也给了它勃勃的生机。 只有经历者陈中民他们知道,土地围垦出来以后,并非一蹴而就,尽管从一些角度而言,在边际模糊的地方往往会产生一些独特有趣的事物,比如在海水和淡水交汇处的鱼类,即便是淡水鱼,因为有着海水的沉浸,肉质也会变得细腻鲜美,但终究,这片新开发的土地需要转化,需要变得有用。 围垦出来的土地,盐碱的成分肯定是比普通的土地多些,这样的土地上,适合种植的作物就会有所限制,而像甘蔗、萝卜等,在这样的土地上种出来还特别好吃,萧山有名的萝卜干就产自这里。 而为了改良土地,农场也是想尽了办法,比如用种植苜蓿等方法使得土地的成分改变,去购买佛堂糖渣用来沃土,而到杭州城里去捡城里人不要的生活垃圾肥土更是那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当时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来回一趟杭州基本上就是一整天。 农场的老人们回忆起往事时,有一个共同的“梗”,他们那个时候自称农场是“小黄低”,很形象地概括了当时的土地状况,一开始种水稻,产量100多斤一亩,种棉花,收获时30多斤一亩。而为了保持土地的肥力,水稻和棉花是每年交替种植。 “年棉年稻,眉开眼笑”。数年后,土壤有了切实的改善,粮食在三熟制的种植中达到了1800多斤每亩,而棉花也达到了100多斤一亩。 1972年,粮食产量做到自足。 这一步,也许是红山农场之后发展的一个基础。 3. 陈中民他们这一代老人记得,1969年到1975年期间,说到红山农场,人们是要摇头的,为什么?因为这是萧山第一穷的地方。但到了1985年,红山农场的工业总产值就破亿,农场里的很多人的收入达到了小康水平,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万元户了。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红山农场是萧山的三面旗帜之一(另两面旗帜是万向和航民村)。我琢磨着,尽管已经是一个集镇,但依然保留农场这一称呼的缘由。在红山人的骨子里,求实、求新、求变,始终贯穿在建场之后的岁月,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红山人始终不乏创业激情,拼搏在钱江潮头, 比如说第一家企业卤饼厂(1959年),就是晒盐后盐卤的废物利用,比如说一度是农场企业领头羊的水泥厂的投产…… 老红山人张官富,也是红山水泥厂负责人。他说,“农场真正起家的,就是水泥厂,为农场发展积累了一定资金。”在水泥厂的示范效应下,红山农场从1976年起的20年间,陆续办起了化纤厂、热电厂等30多家企业。 《一个开放型的小康社会》,这是1984年时《人民日报》对于农场报道的标题,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将其列为对外开放单位,对外改称红山农场。 我询问红山之名的由来,其实很简单,就是这区域里有一座小山叫做红山。而我想到的是,这一座山,在之前,想来就是海上的一个岛屿。 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扎伊尔共和国第一国务委员、泰国王储玛哈哇集拉等国纷纷相继前来参观,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日本等记者也蜂拥而至。 对于这一切的变化,普通的红山人其实是最有发言权的,带着我在红山这片土地上转悠的驾驶员叫做张建国,我说你的名字真好,符合今年我们要找的人。四十多岁的张建国很是健谈,有一个刚读高中的女儿和一个读小学的儿子,一说到农场,颇有些眉飞色舞,他说的都是生活中的琐事。 张建国说,小的时候,他住过的房子是草棚,而现在,他们住上了花园别墅,就房子这一点来说,从草棚到现在在建造的,大体上经历了六代。 这六代住房,从草棚到漂亮的别墅,就是一种诉说。 红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破茧成蝶,蹁跹于钱塘江畔。 传奇第三幕:红山精神的传承 今天的红山,位于萧山“一心两翼”的东翼飞地,“两带两廊”的钱塘新兴产业带上,地处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正大门、临空国际商务的核心区块,是杭州“拥江发展”的重点区域。 当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杭州发展面向钱塘江时代,历史,又给了红山人一个发展空港经济的新机遇。 我们用细节说话,比如在距萧山国际机场最近距离只有600米的地方,有一块630余亩的土地,40多年来,一直是红山的水泥厂。2016年关停拆除后,腾出来的新空间,最近迎来了它的新主角,一个由海归团队联合创办的创新药研发平台和商业化生产中心,萧山将在这里打造一座生物医药产业园。 从钱塘江畔的一片滩涂,到盐场,到农场,到水泥厂,再到生物医药园区,这是这块土地的第四次转型,这也是红山农场整个发展的缩影。 或许,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一个缩影。 2017年,红山正式纳入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的规划,它开始从乡镇经济走向平台经济,将和邻近红山的萧山科技城一道,成为萧山发展生物医药的主阵地。现任红山农场场长沈光夫说:“我们要擦亮‘红旗’,把‘红旗’插到数字经济的高地上。” 这或许就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就像钱塘江的涛声,生生不息,汹涌激荡。 传奇还将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