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的家在城站附近，老名叫“石牌楼”。这儿的优势，火车站近，所以历来是商家必争之地。父亲说，上世纪初这儿就门庭若市，有百年老店悦采坊、华成烟草老刀牌、白汁汤面老南安，当然还有重量级的店——姑夫开的拼装木炭车汽车行。改革前的观念认为做老板名声不太好，所以印象里姑夫做人很低调，走路总是靠墙边，来家看丈母（我奶奶），进门像“娄阿鼠”。奶奶总笑言，别老贼头狗脑的，振作点。如今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解读，昔日的车行老板着实为杭州的汽车工业发展出了力。

早年说起石牌楼，有句顺口溜：“城站火车响，马上有跃账”。怪不得上海滑稽剧团杨华生来红星剧院后曾留言道：“游过三省六码头，难过杭州‘石牌楼’”。可见石牌楼的市面，也不亚于上海十六铺码头。改革开放前，石牌楼一带的房子，全是建于清末民初的木结构，邻居与邻居之间，往往只隔了道薄板，今天隔壁厨房在烧什么菜，气味早从板缝里传过来了，所以在家说话做事，得留一手。

父亲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头戴耳机，拨动自做的矿石机收听天气预报，若闻有雨，即发预警，全家进入“一级战备”，集中家里所有能存水的盛具，未雨绸缪，旧屋漏洞百出，防不胜防。入夏，这种屋更没法过了，板屋间窄，窗朝西，太阳一逼，真是烫得像太上老君的八卦炉。无电扇更说不上空调了，唯一只能找把扇子，所以幼小我对“热锅上的蚂蚁”这一形容理解特深。

父亲是个办法库，他的法宝就是竹榻、凉椅、铺板。待太阳一偏，先叫阿哥去对面墙门里吊来井水，让我把门口的地面用水冲凉，再喊弟弟把各类凉具快点展开，用我的话来讲叫抢占有利地形。傍晚在凉具下点上蚊香，一家人要在门口共进晚餐，二更后还要在此露宿街头，既凉快又省钱。

今天当我把这段改革前的往事说给后生们听时，都夸我会编故事，可天晓得这事以前确确实实发生过。

1988年，改革开放初，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城站广场列为旧城改造的首选，市政府不惜巨资在城东三里亭一带建起了一个相当规模的住宅小区，广场规划内的居民，每户将分享到一套像样的标房。政策很明显，城站人将脱离原来旧屋的煎熬，整体移居三里亭。

分房领钥匙的那天，父亲穿了一件当时最时尚的新的卡蓝中山装，请来了许多原先开汽车的同行。新屋乔迁，大家频频举杯，父亲老泪纵横，发表感言：“我飘泊了一辈子，想不到到了晚年有这么好的归宿。”母亲的话极富戏剧性，她用越剧腔念道：“呀，我这叫叫花子做娘娘——浑身不自在。”立即引发了一场哄堂大笑。

来访者虽都是见过世面的老司机，可这回都成了不灵市面的“洋盘”，看看卫生间，摸摸厨房间，试试对讲机，个个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样样都新鲜。这回轮到我发言了：“改革开放了，这好日子才刚刚‘头挡’（行话）起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