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天，潮、湿、闷、热，梅子倒是黄熟了，人是难熬的。每日如置蒸笼，汗腻粘身，下午比上午更甚。说它是“蒸天”，最贴切不过。

我家以前住的是木结构房，泥土地的厨房，从堂前的地上看出，曾经有过清水大砖。一到黄梅天，潮的地气上来，和着溽热不流通的空气，让所有的什物都有黏黏的感觉。最甚的几天，万物都在承受“蒸”的虐待，湿湿地酝酿着“霉变”的菌丝，杭州人也叫“乌花”。厨房中那口2米高的菜厨，门一开，闻到的也不是好气味。最无语的是底层那只盐钵头，“汗流满面”，渗得那层前清年头的厨板，都滑叽叽的。

我老子在世时，根本没有享受过“空调”的除湿或者制冷的幸福——它能使整个房间的小气候远远离开“黄梅”，睡觉也特别香甜。不过，黄梅天也带给他好处：我老子好做霉千张，霉不到位，他就说“蒸”掉了。也就是千张停留在了“蒸”的程度，没有达到发霉。按他的说法，也叫“瓮ong”掉了。这样的霉千张，没有“乌花”的絮丝，没有“霉气”的飘香，发干发硬，再捂在棉絮中也没用了。要是舍不得倒掉，只有对付了吃。所以，黄梅天做霉千张、腐乳、霉苋菜梗、臭豆腐、臭冬瓜等美味，更容易事半功倍，这也算老杭州人对闷热留下的一丝好记忆。要是平日，人为的营造这一种“蒸”，完全要靠棉絮捂，有难度的。

好在老天将黄梅天的“蒸”控制得恰如其分，万物的霉变还没发作，黄梅季就过去了。太阳猛烈，空气透彻，微风阵阵。头一天“出蒸”，想象不出的热闹，邻居们纷纷占了“领地”，两根叉儿搭晾干，两张条凳铺门板，箱内的衣服赶紧搬出来“晒蒸”了。这时，您要是在莽太阳下细看，能看到水汽拉了“横幅”在颤抖着上升、上升。

张爱玲的文字也说过“晒蒸”，在她的笔下，那是一个能让女人坠入迷离闺事的好日子。开叉旗袍、蕾丝胸衣、长袍马褂、西装燕服，还有压箱底的红妆绣兜，都暴晒在了莽太阳之中，樟脑味四溢。这时，就是有龃龉的妯娌，也“相逢一笑泯恩怨”了。因为“无意”中的相互照看，会不经意地将过去的过去不厌其烦的提起：“喔唷，你看这绣衣，还是你进门那天穿过一回的，啧啧。”

这说的是老底子，老房子，老邻舍间也没啥好遮掩的。当然，“文革”烧“四旧”后，再晒蒸，是要关紧墙门的。家境困难的，或者鳏夫，或者读书人，也不会凑这“集市”似的热闹。他们往往要等一个墙门，或者一条巷子的“晒蒸大会”过了，再慢慢地晒，理由是上班太忙。是的，晒书的，更费时费心，大太阳下，要将因潮湿相粘的书页，一张一张小心揭开。

所以，“潮”在杭州话中不是一个好词。所有无可挽救的事情，杭州人最简练的总结，就是一个“潮”。譬如，某一位考生，如果一走出考场，与亲友说一声“潮了”。那心情，就是永远不散的黄梅天了。

我读小学时有一篇语文课文，说某地主事先与短工约定，如果不能将他的要求办到，工钱是拿不到的。那也是一个黄梅天过后，地主要求短工将屋内的“蒸”气晒一晒。这篇课文我在朗读时深有感触，因为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我想那地主肯定也是一个劣绅，因为我想过几十遍，都是无解的。

但短工有“解”，他们上房扒瓦，让太阳直接晒进屋里，吓得地主赶紧付了工钱。那时候每每朗读，同学们都会看着老师的嘴脸笑出声来。因为穷人赢了，在同样过苦日子的我们心中，是一件很爽歪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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