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你不知道王淼，但你一定知道浙江非遗保护的成就，从杭州西湖申遗到大运河申遗，里面大大小小的人文故事，都离不开众多文博专家和非遗专家的贡献。

而王淼，就是其中重量级的一位。

他是浙江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处处长。从事非遗保护工作的10余年来，在他和他的工作团队推动下，浙江创造了许多个“第一”：率先开展非遗大普查，率先出台非遗保护地方法规，率先公布省级非遗名录，率先公布八大系列非遗保护基地，率先提出和推动“美丽非遗”工作实践等。

他的心血和智慧，使浙江非遗保护工作结下累累硕果，全国都来学习“浙江经验”。

然而，长年超负荷的工作击垮了他羸弱的身体。去年10月29日，他因过度劳累在工作中突然晕厥摔倒、昏迷住院。

日前，早报记者来到王淼所在的浙二医院滨江院区看望，并与他面对面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访谈。

【他的创举】

改革从基层文化工作开端，在乡村搞起“图书共享”

来到医院，是一个周二的下午。

刚做完高压氧的王淼从病房外进来，他头上戴着一顶精神的红绒帽，看上去气色不错。

招呼我到床边坐下，他首先开起了玩笑：“高压氧室不舒服，还不如外面空气好。”

陪我一起来的在省文化厅非遗处的李虹坐在床的另一侧，抓住他僵硬的左手轻轻按摩着。

窗外风急雨大，我们的谈话却暖暖的，温馨如亲人。

在单位里，同事们常听他说：非遗保护的对象在民间，非遗工作的基础在基层，要扎根生活，走进百姓才能鲜活。

“这些想法与您早年在基层文化站工作的经验分不开吧？”我说。

他的眼睛亮起来：“这个问题有新意，从来没有人问过，那时候的事情我可骄傲呢！”

他的梦想、他的创新意识，其实早在他1980年至1984年在台州临海县城郊区文化站工作的近5年里，就已经萌芽。

“当时下面有6个公社文化站，什么事大家都是一起干，劲头很足。”他开心地笑说，那时候的工作是最“接地气”的，“现在都说要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我们那时候就在这‘最后一公里’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村民们没有书看，王淼想了一招：大家凑钱，这个村出20元钱，那个村出15元钱，量力而行。一个公社总共22个村，大家一起买书一起看。

“书一两毛一本，我们凑了500块钱，可以用最小的资本买到20倍的书。”买好书后，统一进行图书分类、编目，每隔几个月交换，书送集中到分散，再从分散到集中，让村民们可以广泛共享。“我们称之为‘图书五统一’，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制度、统一流通、统一管理。”

这样一来，书还是归各村按出钱比例所有，使用权归到了所有村民手里。

王淼和同事们去买书时，特意挑适合农民看的书，有文学名著类的，也有农技生产类的，还有科普知识类的。

这件事，后来在全县铺开，有了轰动效应，不仅省内，连上海等地也专门来取经。

起了个好头，王淼做事的热情更高了，他和同事们更勤快地干农活，换来的钱买了电视机，给村民们共用。之后，乒乓球桌、婚介所、幼儿园、文化俱乐部等纷纷添起来……村民们的精神生活日渐充实。

1984年，这件事还上过报纸头版，内容就是农村承包改革后的新气象。

当时的许墅村也在这些大背景下，被评上了台州唯一一个省级文明村。

【他的风格】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一直以来，王老师总是说：‘要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办大事’，原来是从那时候来的。”在非遗处工作了6年的李虹，对“王老师”的工作风格最了解。

她说：“跟着王老师，苦是真苦，但非常有成就感。”

这些来自基层文化工作的丰富经验，给王淼之后的非遗保护工作开拓新思路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清楚地明白，群策群力很要紧。

1988年，王淼调到省文化厅。新世纪初兴起的非遗保护工作，成为社会关注热点，2010年设立非遗处，他经历了浙江非遗保护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

对这项工作，他有很多新想法。

2006年，浙江首创非遗普查模式，使浙江的非遗保护工作领先全国。

说起这件事，他显得很“淡定”，“我们其实就是把复杂的程序简单化，发动群众力量。”

他说：“省文化厅公布了一批非遗普查试点，要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我跟大家说，给你们3个月时间，你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不设框框。3个月后我们来汇总。”3个月后，王淼和20多个相关市县非遗干部和专家坐在一起开会，会议在余杭开了三天两夜。

“我觉得宁波的方向是对的，就按这个来。”这个思路叫作“村查线索、乡查项目、县做申报文本”，从最简单的线索开始，发动最基层的广大群众，破开了非遗普查的瓶颈。

随后，浙江省文化厅先后召开了7个会议、下发了35个文件，全过程指导普查工作，在浙江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非遗普查运动。

在此期间，王淼连续两个月带领省非遗专家，辗转11个市以及部分试点县，指导开展工作。

2008年11月，文化部在浙江象山召开全国非遗普查现场会，推广浙江非遗普查模式。浙江的普查经验和丰硕的、海量的普查成果，让全国与会代表震惊了，也由此在全国兴起了声势浩大的非遗大普查。

王淼说：“这次会议，真正奠定了浙江非遗工作在全国的地位。”

【他的梦想】

让浙江大地上的“非遗”都活起来、传下去

采访中，省文化厅保安刘队长的印象很深刻，他说：“每天晚上12点前后，王处和他的团队才会从办公室出来。”

这一点，王淼的爱人袁园感受最多。坐在丈夫的床边，她温柔地看着他，笑着说：“我这是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

妻子说，以前有过埋怨，不过，日子长了也习惯了，“他每天回家后，还经常要看书读报到凌晨一两点。后来，家里那些平时可以放东西的地方，都被他的资料和书堆满了。”

他带领着他的工作团队，创造了多个“第一”。

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共有9项上榜，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国务院2006—2014年，先后公布了4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浙江有4批均名列榜首，共有217个项目上榜，蝉联“四连冠”。

申报好，更要保护好。浙江实行省级以上非遗项目“八个一”保护措施，对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技艺、传统节日实行分类保护，分别下发了指导意见；编撰浙江非遗代表作丛书，已先期出版129册，蔚为大观。

还有，非遗工作机构全省覆盖，非遗展示场馆全域推进，美丽非遗浙江绽放，智慧非遗蓄势待发。

2011年，文化部再次在浙江召开全国非遗保护工作会议，推广浙江非遗保护经验。2013年，中国文化报开辟“美丽非遗浙江行”专栏，系统推广“浙江精神”。

“王老师的意志力非常强。”李虹告诉我，“医生说他要6个月才有可能站起来，可现在才2个多月，他已经能在我们的搀扶下站起来了。”

他的脸上始终带着笑意，看我的眼神就像一位慈祥温和的长辈，他说，我的女儿与你一般大。他说，“我的梦想，就是实现总书记的号召，让陈列在广阔大地的遗产都活起来。我的梦想，就是让年轻人都能够了解非遗，热爱非遗，成为精神家园的守护者，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者。”

王淼的女儿受爸爸的影响很大，喜欢思考、热爱学习，也同样的敬业爱岗。

“女儿大学毕业了，正在实习，每天也要忙到很晚，但只要一有空就会跑到老爸这里来。”袁园说，女儿和爸爸最亲。

王淼送了我一本他写的书，书名叫作《风生水起》。这本书里，写下了他多年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一个个生动实践。

卷首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说与做。我们的责任是，缩短愿景与使命、理想与现实、思考与行动、说与做的距离。事业无止境，探索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