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快报（通讯员 谢卓凡 记者 刘徽）

两个月前，瑞典的李士英刚刚度过自己18岁的生日。

生日会上，对着蜡烛，她双手十指交叉紧握，许下心愿。

对于18岁，她有很多期待：希望家人健康，希望学业顺利，希望可以去更多的地方看看……

其中，有一个愿望，她已经许过很多次——“我想要回中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她找到“快找人”，希望我们能帮帮她。

我们多次通过英文邮件交流，其中她的一封英文回信，有5000多个字，似乎将自己的成长经历都浓缩在其中，邮件的最后，她说了一句，“如果我能见到他们的话，我只想给他们个拥抱。”

2000年的冬天 近江村14路公交车站台发现一个女婴

2000年12月15日，沈先生在杭州近江村14路公交车站台发现一个女婴。

12月的气温很低，女婴的嘴唇有点干，脸色苍白，她被裹在婴儿毛毯里。

女婴身上有一张纸条，纸条的边缘撕得歪歪扭扭的，看得出是在匆忙的情况下写的。纸条上写着女婴的出生日期：农历十一月初十，阳历12月5日，早上5点20分。

这个女婴出生才十天。

沈先生报警之后，这个女婴被送到孤儿院。她有了自己的名字：李士英。

永远也忘不了

和中国养女第一次见面

1998年，瑞典的Ann（安）女士决定收养一个中国孩子，她向中国收养中心提交了申请。在等待了近4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

2002年6月，18个月大的小士英被安收养，跟随她去了瑞典生活。

安永远也忘不了她和小士英的第一次见面，“只是听到她的声音，我就认出了她。”

2002年6月3日，杭州一家法院的民庭里，安和其他四个瑞典家庭等待着被领养的孩子从孤儿院回来，突然间，几声孩子的啼哭声打破了大厅的宁静。

其中有一个尤为大声，“那是我的女儿在尖叫”，安转头向着另一位妈妈说，“她的声音里充满着愤怒。”

安已经准备好接受女儿的任何反应，“所以我并不感到惊讶”，她反倒很喜欢小士英的反应，“我认为生气和沮丧是件好事，这是一种健康的反应，这说明，她有着坚强的意志。”

小士英走进大厅的时候，满脸通红，头上冒着汗，“她看上去很伤心，很困惑，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安稍微后退了一点，试着让她平静下来。

小世英手里拿着一个小玩具，是一只老虎，安在来中国的两周前寄给她的，她的手上还有一小袋薯条，“直到今天，她仍然对薯条着迷。”

“我至少花了半小时才把她抱在怀里，她睡着了”，安说，女儿紧紧抓住了她的手，“我相信我们已经建立了基本的信任。”

在那一刻她意识到 女儿已经决定让自己做新妈妈了

收养程序花了大概两周的时间，“我们一直住在杭州一家旅馆里”，安和另外几个领养中国小孩的瑞典家庭住在同一层，“我们一起吃饭，让我们的孩子们一起玩。”

虽然小士英和新妈妈刚认识没多久，还不是很亲密，但这没有影响她的生活，“她吃得很多，每天都睡很久。”

临行前，一位医生和一个助手来检查孩子的身体，这是为了保证孩子能够支撑即将到来的长途飞行。

当医生把小士英放在床上，想要检查她的身体时，“她很生气，开始哭”。安立马把李士英抱了起来，她立刻安静了下来。

安看到小士英用手指着门，大声地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以为她想要离开房间”，然后医生和助手开始笑了。

医生告诉安，“这是在让医生们离开我们的旅馆房间。”

在那一刻，安意识到，女儿已经决定让自己做新妈妈了。

“和他们呆在一起

我感觉我天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小士英非常聪明，“来到瑞典一个星期后，她大概听懂了15个单词”。

在两岁生日之前，她就能认出不同的字母，并把其中一些拼成单词，“她4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书，会看时间，吹口哨也很专业!”

初到瑞典的小士英，还会用很多中文词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她4岁之前，如果想让我抱她的话，还是会用中文来表达”。每当小士英说中文的时候，安总是会把它写下来，“我想记下来，这样她就不会忘记自己的语言了。”

安身处于一个大家族之中，小士英有四个舅舅、三个姨母和许多亲戚，还有一位祖母。

这个大家族每个星期都会聚上几次，在所有的节假日也都会聚在一起，“和他们呆在一起，我感觉我天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不是被收养的。”

小士英感觉到，“我不仅仅是被单身妈妈所收养，而是被她和她的许多亲人收养的”。

小士英的许多小伙伴和老师都知道她的身世，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都把她看成是普通的瑞典小孩，“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脚趾长得像 中国的母亲还是父亲？

看着小士英慢慢长大，安经常会想起她的生母，“我有点难过，因为一些原因，她不得不放弃这个可爱的孩子。”

对于小士英的身世，安从来没有隐瞒过，“母亲坦率地告诉我过去的故事。”

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家里放着三个大的相册，“里面记录着我被收养的全过程还有来到瑞典之后的变化”，在空闲的时候，安总是带着小士英翻看相册，“给我展示我被收养时的模样，也给我介绍中国。”

小士英还记得小时候，安总是拿自己的脚，和她的做比较，然后说，“我想知道你的脚趾长得像你在中国的生母还是生父?”

小士英经常和安谈论自己的身世，“我想知道我是否有兄弟姐妹？我长得像谁?他们给我取的名字叫什么？我是在哪里出生的？”

“我想知道我来自哪里？”

有人猜测

亲生父母可能来自钱塘江以南

可是，关于小士英的身世，安手上的信息并不多。

安手上有一份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近江派出所开具的“弃婴或儿童报案的证明”：“沈××先生于2000年12月15日在杭州市上城区近江街道捡拾到一名女弃婴，于2000年12月15日到我处报案，特此证明。”证明中还用铅笔标注着：“14路公交车站处”。

2002年，安在完成了收养程序之后，“我就带着女儿去了她被发现的地方。”

安打了一辆出租车，当听说孩子是被遗弃在14路公交车站时，司机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孩子有可能是从钱塘江南岸来的。”

司机猜测，孩子的父母当时可能是坐着长途大巴来到车站，顺路把孩子留在这里。

这些年，为了找到孩子的父母，安试了各种办法。

安联系了小士英的孤儿院，可是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他们也只知道孩子是在14路车站附近捡到的，“他们手上的信息并不比我多。”

“我现在是高中的最后一年，即将去上大学，我想去学法律。”小士英已经18岁了，她希望能够在上大学前，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

“如果我能找到他们，我想回中国去看望他们，只是聊聊天、做朋友，告诉他们我爱他们。”

最重要的是，她想让他们知道，“我的生活很幸福。”

安也一直希望和他们聊聊，“让他们知道女儿是安全的、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