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们便带着鲁世贵去找宣传队队长，队长看着他说：“年纪太小，个子不大，但身体很棒的。”当他得知鲁世贵是穷人的孩子时，就同意收下他了。从此，这位15岁的少年就当上了红军宣传队员。

参加红军后不久，部队行军至四川通江洪口时，鲁世贵患上了伤寒，住在王坪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这次病情十分严重，几天几夜人事不省，正准备入棺时，一个护士长说听到微弱的声音，坚决不同意装棺。当夜，鲁世贵出了一身大汗，第二天竟活了过来。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时，曾三过雪山草地。“其中一次过草地时，父亲又一次打摆子患伤寒，部队走得急，丢下父亲及数名担架员在后面赶路。”鲁山说，饥寒交迫，风雨交加，见一个担架员牺牲了，父亲滚下担架，让最后两名红军战士自己赶路，两名战士商量用石块把父亲掩埋起来，否则就会被草原上的秃鹫活活吃掉。

“正商议时，最后一支红军的收容队赶到，又是一名护士长说：‘我们红军战士都是阶级兄弟，决不能丢下这个同志，要么大家死在一起，要么大家一起走出草地。就这样，父亲再次被红军这个大家庭挽救了生命。”

多次遇险负伤但都死里逃生

“父亲一生参加大小战斗不下几十次，很多次遇了险负了伤。这些弹片，就是这些战斗最好的记录。”鲁山说。

其中，最险的一次，发生在1938年的3月著名的山西神头岭、响堂铺两次伏击战（八路军129师386旅打的经典伏击战）中。鲁世贵时任129师386旅771团九连副指导员。“部队向围困之敌发起冲锋时，日军子弹击中父亲的枪壳。端枪冲击时，这是要害部位。幸亏这支枪的遮挡，保住了父亲的生命！”

“父亲身上的子弹头，则要说起7年后的一场战斗。”鲁山说，1946年8月，解放军山东野战军8师（主攻）和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打配合），向驻守在安徽泗县的国民党桂系第7军172师发起进攻。鲁世贵在山东8师二十三团二营任副教导员，战斗中，左腿被打伤，由于子弹头卡在胫骨和腓骨之间不好取，所以弹头一直留在腿中，直到火化时在骨灰中拣出。

“这次战役后，因父亲腿伤行军不便，组织上安排他转业到地方政府工作，父亲坚决不同意，后来上级组织就给他配了一匹战马，直到1957年到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时才弃用。”鲁山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