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母亲的萧山县普通话语音训练班结业证书

1956年，母亲（后排右一）与同事，摄于萧山县河上区二小（现楼塔镇中心小学）

上世纪70年代，母亲楼彩芸（第二排左起第6位）和她的学生们

我的母亲楼彩芸，浙江萧山楼塔镇人。1922年5月24日出生，中等师范毕业。1951年9月参加工作，任小学教师，1986年3月光荣退休。因肺癌于1996年6月7日离开人世，至今已22周年。

母亲这一代教育工作者是新中国农村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在改革开放40周年和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想以此文，怀念、感恩我的母亲。

办学经费来自宗族里的公用田产。受“五四”新文化影响，学校也招女学生，我母亲就是其中一个

我外公家世代务农，住在萧山区楼塔镇楼英村下街16-1号。楼塔镇有1122年建镇历史，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深受农耕文化影响，也较为重视教育。楼塔镇早在1907年就由楼氏宗族开办了长山乡（楼塔镇的旧称）乡立第一育英初等小学，首任校长楼秉钧。

楼氏宗族利用中祠堂（楼塔总共有三个祠堂，分上、中、下）两侧的厢房做教室，聘请本地有文化和威望的人士担任教师。办学经费来自宗族里的公用田产，学生只要象征性地交一点，或者每天盛一小碗米来，倒在讲台上的容器里，就算交学费了。受“五四”新文化影响，学校也招女学生，我母亲就是其中一个。1936年她以15虚岁入读初小。

1939年7月，楼仲甫等4位乡绅又把私立义仓初小，增建为六年完全制的公立小学（即楼塔镇中心小学的前身）。外公就让母亲继续读高小，条件是不论平时还是假期，必须参加劳动。这里说的劳动，也就是打零工。母亲从小手巧，常与几位“闺密”一起绣花、做鞋。上学之余，她就在楼塔的王记纸烟店（店主叫王乔生）做卷烟工，赚钱贴补家用。

老师要求严格，教育精心，母亲也学得很认真。我印象中，母亲的毛笔字写得很好。1942年，母亲高小毕业，成为河上区立楼塔小学第一届毕业生。一年后，与我父亲结婚，1946年生下我，以后几年，母亲都以养育我为主。

父亲与母亲是同乡，也是表兄妹。父亲在上海中山医院做行政工作，1952年获过陈毅市长颁发的爱国卫生运动模范奖状和奖章。1961年，父亲突发高血压去世，年仅43岁。

那时候，上海老师只会说上海话，宁波老师只会说宁波话。母亲从头学普通话，真的了不起

1949年5月，萧山解放。虚岁27岁的母亲盼望能找个工作。经人介绍，1951年9月，母亲与韩幼青女士到当时的长山乡中心小学当小学教师，两人合用一个教师名额，实际领一半工资。第二年，母亲转为正式编制的公办教师，开始了教师生涯。

从母亲留下的草稿中，可以看到母亲任教的学校，调动十分频繁——从楼塔乡校到村校（先是大桥胡家，后到河上凤坞），再从村校到岩山完小，又到村校（先是斜爿坞，后到徐家店），再回到楼塔社小。因为村校学生少、教师也少，只能办成复式班，如一、三年级，二、四年级。回到楼塔社小后，母亲从一年级教起，一直教到六年级，循环往复，从无中断。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有些老教师被错划成“右派”，一些中青年教师只好“顶岗升级”。为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准，湘湖师范学校开办函授班，有简师班和普师班（相当于初师和中师）两类，学员除了自学，湘湖师范还派出老师定期下乡到各区中心小学（当时称为区校）上课，集中辅导。母亲三年制简师班毕业后，又升入三年制的普师班，经考试合格后承认正式学历。

1956年8月，只会说萧山话的母亲，拿到了萧山县第一期普通话语音训练班的结业证书。当时很多老师都不会说普通话，上世纪60年代我去上中专，碰到的还是：上海老师只会说上海话，宁波老师只会说宁波话。相比起来，小学教师的母亲能从头学起，真的很了不起。

那段时间，母亲先后在大桥乡胡家村校和河上镇凤坞村校（即初小）任教，每周六中午步行到河上镇中心小学（当时称河上区校）开会或听课，结束后步行回到楼塔外公家来看望我们。

后来忙于工作和学习，母亲改成两星期才能回楼塔一次。只要母亲一回家，我顿时感到家里很温暖，很甜蜜，甚至还会在母亲怀抱里撒娇。那时，母亲既是夫妻分居两地，又是离开父母和孩子，孤身一人在异地，母亲的心情可想而知。

当时每逢寒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就集中在县城学习或在当地参加劳动。我亲眼见到1959年下半年“反右倾、鼓干劲”学习班是在湘湖师范的二楼教室集体打地铺。1962年暑假，我已经读中专，从转塘的学校步行到萧山（为了节省3角6分汽车票），与母亲和其他老师同住在祇（qi，音奇）园寺（古寺，位于城厢镇）大厅内，也是上下铺。条件艰苦不说，这样的集中学习和劳动，连夫妻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1959年4月，妹妹正影出生。那时政府层面已开始重视夫妻分居两地的社会问题，上海市公安局户籍处也按规定可解决户口调动，但外婆患神经性偏头痛，母亲又是独养女，为了照顾外公外婆，只能放弃调上海的机会。1961年3月，我父亲因病去世，那就更无从说起了。母亲内心的痛苦无处可以诉说啊！

当时学生放学后要去拔草，天黑了都完不成作业。母亲便一个个学生家里去家访，休息天给他们补课

从1959年9月到1986年3月退休，这26年，母亲一直在楼塔镇中心小学（当时称楼塔社小）工作。

当时农村很多家庭养猪、养羊、养鹅，学生放学后就要去拔草喂养，天黑了完不成作业，成绩下降明显。母亲看到后，尽管还要备课、批改作业，家务也很繁忙，她还是挤出时间去一个个学生家里家访，直到摸黑才回到自己家。与家长及时沟通后，母亲就经常利用休息天，专门为这类学生义务补课，并督促他们当场完成作业后才准许回家。没多久，学生成绩又上去了，家长高兴，母亲辛苦。

义务补课这类事，直到母亲去世后很久，从她教过的学生口中我才得知。因为工作忙碌，加上我父亲去世不久，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都很重，母亲先后两次昏倒在课堂上。学校安排她去云栖一家疗养所休养，这在别人眼中是一件好事，但按规定自己也要出一小部分钱，母亲想到家里的经济，最后把机会让给了同事，自己在家服侍年迈多病的外公、外婆。

“文革”前，小学教育往往统一出题、统一考试，学生成绩就是任课老师教学质量的评判依据。母亲担任班主任，还教语文课，她教的班级每次统考，成绩都要优于其他班以及外校学生。这样，母亲多次受派公开教学，她毫无保留地向同事，特别是青年教师，传授自己的教学经验。

因为教学成绩出色，母亲多次被评为楼塔社小和楼塔公社的先进工作者，两次被评为萧山县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光荣出席萧山县文教系统先进集体与个人表彰大会。1963年和1966年，母亲还两次当选萧山县人民代表，代表中小学教育界进行参政议政。

母亲本来55岁退休，但她一直坚持到63岁才正式退。60岁那年，她还随年轻教师一起到杭州天长小学、饮马井巷小学观摩听课。前几天，我无意中翻出母亲60岁时（1983年）的听课笔记，字迹娟秀，条理明晰，不光有语文，连数学课、思想品德课，母亲都认真记录。

从我到杭州读书，到去东北、九江参加工作，母亲对我关怀备至，相反，她对自己非常节俭

1961年7月，我初中毕业，考上了杭州船舶机械专科学校（1962年部分改建为杭州船舶工业学校）。全家都为我跳出农门感到光荣。母亲赶紧为我准备棉被、蚊帐、草席、脸盆，大都是我父亲生前用过的。

9月1日，母亲送我去上学。学校是1960年开办，当时只有大礼堂（兼食堂）已建好，马路是泥路上铺设煤渣，男生宿舍的自来水还在安装，宿舍里没有床铺，只能睡地铺。

办完入学手续后，我送母亲到转塘镇4路公交车站回家。母亲担心我年龄小，只有14周岁（发居民布票时，我要比其他同学多发4尺儿童布票），又是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我和母亲分别想到了半年前去世的父亲和丈夫，就在尘土飞扬的旧杭富公路上，相拥而泣，不相识的路人也为我们动容。

当时正处于三年饥荒，我是穿着补丁衣服上的学，幸好伙食费每月10元由国家承担。母亲又从35元工资中每月挤出5元，按时寄给我，作为零用。我只有一个想法：集中精力读书，读得不好或考得不好，那是非常对不起母亲的。因为学习过度用功，我显得很瘦小。

1964、1965两年的3月，母亲到县城参加县人代会的前一天，都特地带着现做的清明果和炒米粉、芝麻番薯片，从楼塔乘长途汽车到钱江大桥北岸下车，再转乘4路公交车到转塘来看望我。母亲一身布衣、布衫、布鞋，端庄清秀。那时我还小，害羞，在老师和同学面前，不善于和母亲交谈，更不懂得怎样接待母亲。

1965年，出于当时形势需要，杭州船舶工业学校对部分应届毕业生提前毕业。经过政审，我与班长黄治元被安排去沈阳的国营东北机器制造厂实习一年。母亲想到东北很冷，马上请人到家制作了新的棉袄及罩衣，黑色灯芯绒青年装，府绸长袖衬衣、短袖衬衣，还把我父亲生前穿过的棉大衣和呢制裤改小了。

东北以杂粮为主，母亲知道后，特地托同事骑自行车，去河上邮电所用挂号信分两次寄来全国粮票10斤，这样去食堂打饭可以买到大米饭票，聊解思乡之苦。

后来我到九江仪表厂工作。听说九江夏天很热，母亲又请人专门打了一张适合厂里单人床尺寸的篾席。后来，我常去北京、上海、广州出差，母亲又把父亲生前穿过的条纹花呢裤和毛哔叽裤改了，邮寄给我。

相反，母亲自己非常节俭。1988年前后，我妻子请人给她做了两件短袖衬衣，一件是素绉缎料的绸衫，一件是条纹淡蓝色与白色相间的麻纱衫。母亲平时舍不得穿，逢夏季每月15日去楼塔镇中心小学领取退休工资时才肯穿上，一回家马上换上旧的衣服。那件条纹麻纱衫，直到离世还未穿过。

1985年2月，萧山召开首届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庆贺大会，母亲光荣参加。会上发了一本光荣证书、一个电子台历、一座奔马形状的笔架，母亲很高兴，认为是对她一生工作的肯定，随后又亲手赠予给我，至今我还保存着。

母亲意识到大限将近，平静地嘱咐我，等她离世后，子女们应去医院面谢为她精心治疗的医护人员

1987年教师节体检时，母亲右肺发现一处阴影，经确诊为早期肺癌。这大概和她长年吸入粉笔灰有关。考虑到母亲的年龄和体质，最后决定在浙江省人民医院放射科做介入法治疗。从那年11月起，每两星期要做一次。

那时去医院看病，没有现在刷卡那么方便，需要现金支付，年终再去楼塔镇财务报销。母亲也知道进口药效果好，但想到要多花子女的钱，和尽量减少公家开支，她一直让医生开处方时多用价格便宜些的国产药。

1995年12月，我陪母亲去省人民医院拍片，因为股动脉多次插管已经老化，只能开些药服用。结束后，影像科主任周医师送母亲上车。母亲很敏感，意识到大限将近，也没有恐慌，而是回家后很平静地嘱咐我，等她离世后，子女们应去医院面谢为她精心治疗而延长寿命的医护人员。

小学三年级起，我逐渐知晓一些家庭琐事。父亲在世时，每月7日发工资，同日汇钱给我外公。母亲15日发工资，也会及时全额上缴，由外公统一安排全家生活。外公会给母亲12元或15元作为在外工作费用。母亲到楼塔镇小工作后，外公已年迈，转由母亲料理家事，每月给外公零花钱。

一家人用餐时，母亲盛好第一碗饭，总是双手端着递给外公。平常母亲也从不说过头的话，更不会做过头的事，她的涵养功夫在楼塔有口皆碑。即使晚辈说话不妥或做事过头，她也绝不以长辈自居当面批评，更不会训斥，而是耐心说理，让我们自己去思考判断错在哪里。

在家如此，在外母亲也是心胸宽广，不计较小事。有一年除夕，母亲让我举着煤油灯照明，她端了一碗盛得满满的米饭和红烧肉，还有一碗米点心，送到后面的小屋，给一位长辈。母亲轻轻地说：“小伯，你慢慢吃吧，这样容易消化。”其时，父亲已去世，全家生活不宽裕，粮食和副食品供应都相当紧张。母亲宁愿自己节省而去温暖一位与外公家有矛盾的老人，其心可善也！以后好几年春节都如此，直至这位长辈去世。

晚年，母亲因病常去杭州治疗，与我们住的时间较多。当时，我在东升丝厂当厂长，母亲诚恳地告诫我：“工作要勤奋，不要懈怠”，“处事要公平”，“不该拿的钱不要拿”。

母亲一辈子虽非十全十美，但在我们心里，母亲是一位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父亲病逝后，母亲依靠每月35元工资，既要供养外公、外婆两位老人，又把我们兄妹培养成人，非常不易。我撰文的目的并非是用华丽辞藻来赞美母亲，而是从心底认为母亲是我们后代的光荣和骄傲，她的一生是我们做人的标杆，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