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的视角

一部二十四史，尚且不知从何说起，更何况五大洲四大洋？还是由近及远，从最为熟悉的中国馆看起。

这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愿随大流，按图索骥，竟走到中国馆的“后门”来了。那是一道不算宽敞的走廊，正陈列着关于西藏历史及风情的图片，虽也精彩，但与原先期待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还是大相径庭。

安静的展览大厅，一点不显得拥挤，原因是观众各自为政，互相趋避。相对于人见人爱的美术馆，综合性或专题性的博物馆，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似乎都比较冷清——即便是大名鼎鼎的大英博物馆也不例外。要说原因，大概是美术馆诉诸观众的审美直觉，外行也可看热闹。别看参观者对画家、雕塑家的精美技艺赞不绝口，其实心里还另有一杆秤，那便是专家关于“国宝”的鉴定，以及拍卖行里艺术品的价格。至于徜徉博物馆，则需要较多的知识储备，能够从一只木箱、几段残碑或者满地瓷片，体味所展物品中蕴涵着的民族志或文化史，这样的“内行看门道”，毕竟不太多。

因从背面入手，错过了以往阅读、思考时必不可少的历史线索。可这也有好处，跳出“秦汉”过后必定是“唐宋”的惯性思维，直面每一件孤立的展品。满墙斑驳的壁画，前面陈列着几尊造像，除了大肚能容的弥勒佛无人不知，其余的，比如潜心修行的和尚、飘然欲仙的道士，还有着儒者衣冠的读书人，很可能属于文化类型的介绍。看这场面，当即明白了刚才那几位的高论。见识过西安兵马俑的气势、洛阳石窟的辉煌、敦煌雕塑的瑰丽，再打量眼前这孤零零的几尊明清造像，自然是“不值一提”。可他们忘了，这里是伦敦，不是敦煌；绝大部分观众熟悉的是希腊画瓶，而不是三彩造像。将和尚、道士和儒生并排陈列，而不追究其生产年代及工艺差别，主要目的是介绍以儒释道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从文化史而不是艺术史的角度铺排，这正是博物馆与美术馆的最大差别。大英博物馆里，也不是没有国人耳熟能详的“宝贝”，比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便入藏此间，但常设展的主要功能在于传播知识，确实不必要“劳动大驾”。

相对于正面陈列的那尊一脸愁相、随时准备救苦救难的僧人造像，我更喜欢屈居一隅的年轻罗汉——记得那是铁铸的，很结实，完成于明代，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更重要的是，我欣赏其脸上的表情：平静中蕴涵着力量。请妻子拍张合影，以便将来修行时，有个追慕的目标。

确实是生死事大，博物馆里的物品，大都阐释的是死亡以及死后的世界。上古祭祀的礼器不必说，阎王造像在中国的普及也在意料之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陈列在大厅中间的镇墓木俑。据说此类木俑多出土于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的楚墓，是公元前4-前3世纪的物品，很能体现楚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怪脸并不可怕，鹿角也不算太稀奇，在我看来，全部表现力凝聚在那条十分夸张的长舌头。仔细观察，阴森的气味不多，似乎还带着一点幽默，让你不禁浮想联翩：当初工匠制作此木俑时，除了技艺与程式的考虑，还融进了嬉戏的心情。

另外一件体现中国人游戏幽冥的作品，则是“冥通银行”发行的面额5000美金的钞票。以20世纪80年代生产的纸钱作为展品，这更是展览的制作者蔑视“集宝”而强调“博物”的最佳例证——在晚清文人的海外游记中，常有参观“宝物馆”“集宝楼”“积宝院”的记录，后来见识日广，方才逐渐将museum统一译成“博物馆”。可时至今日，国人还是习惯于以是否“宝贝”来衡量并阐释博物馆里的展品。

正摘抄有关说明文字，有人凑近，用英文询问，能否读懂墓志铭。我不假思索地点头。接下来的追问，真让人出了一身冷汗：“请你告诉我这三幅文字之间的差别。”迎着少年热切好奇的目光，只能以英语不好为由推托。可我心里明白，即便不考虑语言表达能力，猛然间，让我简明扼要地——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挂一漏百——讲清楚墓志铭的形制、特征以及流变，还真做不到。而这，应该说仍属于中国文化史方面的基本常识。

记得章太炎有篇演讲，就叫《常识与教育》，说的是常识得之不易，以及常识之随时代流转。我想，还可以从表达方面立论——让读者或观众迅速明白某一方面（比如关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常识，其实很不容易。这也是我辈职业“读书人”必须经常访问博物馆的缘故。在我看来，单就传播“常识”而言，博物馆的功用，很可能远在书本与课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