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洞霄宫的前身天柱观始建于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其创建之初，仅为杭州余杭县一座普通的地方道观。至唐玄宗时期，著名道士朱法满、叶法善、司马承祯、吴筠等先后在此进行过道教活动，天柱观的影响力开始急剧扩大。至唐末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延请天台山著名高道闾丘方远来此创建上清院派之后，天柱观更是异军突起，开始成为在江南地区有重大影响的道观。北宋初期，宋真宗编修《道藏》，天柱观成为张君房等人编修《大宋天宫宝藏》的实际场所，事后因功敕改天柱观为洞霄宫。洞霄宫还是宋仁宗朝所确立的进行斋醮投龙的主要名山洞府之一。宋神宗朝王安石变法时期，洞霄宫被列为首批新增的十处提举宫观中的第一位，自此，两宋正副宰相提举洞霄宫者前后达120位以上，洞霄宫也因此而成为宋代祠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徽宗于政和二年（1112）赐洞霄宫三百道度牒以大规模重修宫观。

从方腊之变到靖康之变前后，江南地区战乱不已，杭州洞霄宫屡遭战火波及。道教在北宋徽宗时期曾显赫一时，靖康之变后，风云突变，反而成为士大夫批判的对象。加之南宋初期战事不断，宋高宗对道教采取较理性与严格的管理政策，多次发表贬抑释、道的言论，长期停颁度牒，以达到减少僧道人数的目的。然而就在这种对道教采取打压政策的大背景下，洞霄宫却因临近行都杭州，其在全国道观中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逐渐得到宋高宗的青睐。宋高宗不仅“发帑出金”为其重修宫观，还在退位后的孝宗乾道二年（1166）亲临洞霄宫“累日”。宋高宗的这次访问，使洞霄宫的声望达到顶点，为整个南宋至元代洞霄宫的兴盛奠定了基础，陆游在此事件不久写就的碑文中记载称：“至我宋，遂与嵩山崇福，独为天下宫观之首……他莫敢望。”宋高宗对洞霄宫何以情有独钟，其亲临洞霄宫的政治含义及其影响均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北宋末至南宋初杭州洞霄宫的三次重建

从北宋末期到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洞霄宫至少两次遭到战火破坏，宫观亦三次重建。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洞霄宫住持都监何士昭以“宫宇颓圮，诣汴京陈乞，奉旨赐度牒三百道”，将洞霄宫修葺一新。然后好景不长，宣和二年（1120），方腊之变（1120—1121）爆发，新任主持石正素“死难”，花费巨资新建的宫观亦被付之一炬。

方腊之变平定后，徽宗再次下旨重建洞霄宫，借以表彰石正素之忠义。三清殿是洞霄宫的主殿，成为这次重建的重点。《乾道临安志》记载：“三清殿，政和二年被旨修葺，后因方腊毁，续再言，旨俾本路漕臣孟志其铭，鼎新建立。建炎兵火，复遭焚荡。”而《洞霄图志》则记载：“三清殿，即郭真君结茅之地。殿前三松，其所手植。今不存矣。钱王迁坐庚向甲，盖指此也。宋政和间，方腊之变，惟徽宗本命殿独存，住持道士金致一奉旨，改为三清殿，圣像乃汴京孟成忠所塑，号为绝技。”两段材料中的“本路漕臣孟”与“汴京孟成忠”有可能指同一人，一为“本路漕臣”（转运使），一为汴京著名塑像匠人，虽然两段记载略有差异，但都体现出方腊之变后洞霄宫和朝廷对重建三清殿的重视。

然而不久后的“建炎兵火”(靖康之难1127—1130)，使洞霄宫“复遭焚荡”。绍兴（1131—1162）之后，动荡的局势才稍稍好转，洞霄宫再次开始了缓慢的第三次重建过程。这次重建从南宋初的建炎年间（1127—1130）开始，一直持续到宋高宗执政（1127—1162）的末期，宋高宗在乾道二年的驾临标志着洞霄宫第三次重建的最终完成，前后共30余年。建炎及绍兴初年，主要修复或新建部分殿宇，以及与外界交通的桥梁及接待宫观。其中包括：

佑圣殿，旧在正殿左，建炎间建。

璇玑殿，在库院东，建炎间建。

龙王仙官祠，在西庑后。宋建炎间建赐额“嘉应庙”。

佑圣殿与璇玑殿在当时洞霄宫的主要殿宇中排名第二、第三位，第一位是三清殿，两座次要殿宇首先得以修复。洞霄宫没有首先修复主殿三清殿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宫观经费紧张以及担心金人再度南下的心理。而龙王仙官祠（嘉应庙）却是日后洞霄宫与南宋朝廷联系的重要纽带，这一祠庙成为南宋王朝祈雨的重要场所，祠庙主神在南宋先后八次受封，从两字的“善应”侯到八字的“灵泽顺济孚惠广佑”公。这次重建中用于对外交通的桥梁以及送往迎来的附属宫观包括：

通仙桥，在余杭入宫大路，去通真门四里。宋建炎年间建，旧号石门桥。

玉泉桥，在东天柱岭下，石府君祠左，去宫二里，俗呼为麻车桥，宋建炎年间建，飞玉泉由此出涧，故名。

鸣凤桥，在云根石左，俗呼为袁家桥。宋建炎年间建，与鸣凤岩相近，故名。

廨院，一在仁和县江涨桥，地名芳林乡。宋建炎年间，童先生建，俗呼为江涨道院，主者系宫门差遣。

施水庵，一在余杭县南九里，去宫亦九里。名南湖庵。宋建炎间建，往来必道焉。四面南湖诸山，如列屏帷，门多榉、柳、芙蓉，春秋二时尤盛。

通真门，兹门不在余杭县四门数内，宋绍兴年间建，谓由此入洞霄也。

这些桥梁及廨院、施水庵是洞霄宫与周边（特别是余杭县城及杭州方向）联系的重要通道，洞霄宫将其列为首批修复或兴建的建筑，可见洞霄宫对于与外界交通的格外重视。尤其是“会仙桥”、“施水庵”和“通真门”，三处建筑位于杭州通往洞霄宫的主干道路上，是这次重修宫观的重中之重。“通真门”是余杭县四门之外的第五城门，却由洞霄宫来修建，因为它是由余杭县通往洞霄宫道路的起点，距洞霄宫的正门“九锁山门”十八里，洞霄宫将此门视为宫观的“门外之门”。而“通仙桥”及“施水庵”则处在这十八里“洞霄宫路”之上，起到送往迎来之作用。

上面列举的殿宇、桥梁等都是建炎、绍兴初期洞霄宫凭自身力量修复的宫观建筑。此次修复建筑的特点是只修复特别紧要之处，远没有达到徽宗赐钱修建时的金碧辉煌。南宋初期的一些诗文也印证了这一点，南宋中兴名将“和王”杨存中之子杨偰，字子宽，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仕至权工部侍郎，在他中进士的四年后（1149）来游洞霄宫，有《绍兴己巳游洞霄》 一诗：

青山九锁隔凡缘，福地潜通小有天。

古洞落花春寂寂，空山乱石水涓涓。

金丹翠箬藏千岁，芝草琅玕定几年。

惆怅何时谢尘事，山中长作地行仙。

这首诗中也提及绍兴中期的洞霄宫仍然是“古洞落花春寂寂，空山乱石水涓涓”。虽然道教宫观本应与世隔绝，但这些空寂之感也是当时洞霄宫战火后的真实写照。

总之，从北宋徽宗末年到南宋绍兴年间，杭州洞霄宫至少经历两场战火，三度重建。在第三次重建中，绍兴年间的一些游客诗作中展现的洞霄宫仍是一片荒凉状况，重建显然并未真正完成，洞霄宫最终走出战火的阴影还是靠宋高宗的积极扶持。

宋高宗与杭州洞霄宫之关系  

宋高宗建炎年间及绍兴初期，南宋政权多次议论临时首都（行在）问题，最终在绍兴八年（1138），正式以杭州为“行在所”。虽然历经战火，但宋室将杭州立为“行在”的事实却从长远上为洞霄宫带来巨大的好处。在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的兵权，甚至制造岳飞冤狱，扫除宋金议和的最后障碍后，宋金两国终于在绍兴十一年（1141）签定和议。“绍兴和议”的历史细节姑且不谈，但它使久经战火的南宋政权得到喘息的机会。正是在定都杭州与绍兴和议两个因素的共同促进下，洞霄宫迎来了重建的高潮。宋高宗先是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出资重建被方腊烧毁的这座宫宇，进而又在退位后的孝宗乾道二年（1166）临幸宫观，奠定了洞霄宫在南宋的地位。

汪圣铎与卿希泰两位先生已经对宋高宗时期的道教政策做过研究，但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我们认为，二人的结论均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宋高宗并不是在绍兴二十五年突然对洞霄宫感兴趣，而是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即与洞霄宫的多位道士有过接触，并且对洞霄宫有了相当了解。早在建炎年间（1127—1130），宋高宗就已经对洞霄宫加以封赏。前文已提及，龙王仙官祠赐额于建炎年间，处于宋金战争最艰难的建炎年间得此赐额，实属不易。至迟到绍兴十七年（1147），龙王仙官祠第一次得到朝廷加封，《洞霄图志》记载：

初，以宋绍兴九年（1139）内旨诣洞，投铁简得雨，封“善应侯”。敕：朕惟山林川谷，出云气为风雨者，必加礼秩，以谨奉祠，矧兹洞天，神灵所宅，屈伸变化，呼吸风云，若时愆阳，旋施膏泽。有司言状，宠锡侯封，用孚恵于烝黎，以钦承于涣綍。可特封“善应侯”。

而清代学者徐松整理的《宋会要辑稿》则有《宋会要大条洞天龙神祠》条，其文曰：

大条（涤）洞天龙神祠，在临安府余杭县大（天）柱山洞霄宫，光尧皇帝（宋高宗）绍兴十七年七月封“善应侯”。

两则材料记载封侯的时间不同，一为绍兴九年，一为绍兴十七年，但记载的事情却是同一件，均是因投龙祈雨成功后，封洞霄宫龙神为“善应侯”一事。龙神封侯一事应当是宋高宗亲自批准的，加之洞霄宫位于杭州属县，又是宰辅提举的重要宫观，因此我们认为至迟在绍兴十七年，洞霄宫在宋高宗心中已经获得比较好的印象。

▲《洞霄图志》

宋高宗不仅重视洞霄宫的龙神，而且与洞霄宫的多位道士有过交往。根据《洞霄图志》记载：

李洞神，字云友，杭之新城人。自幼不茹荤酒，嗜黄老学。七岁入洞霄受度，刻意道法，戒行严洁。中年走淮海，谒徐神翁，密有所得，归屏人事，宴坐林下。高宗赐号“明素”，俾主宁寿观。未几，乞还山（指洞霄），授右街道箓，主洞霄宫。孝宫践位（1163），召使拜章，旋即昭格。

李洞神这位洞霄宫道士早年得到两宋之际著名道士淮海徐神翁（徐守信）真传，而宋高宗可能与徐神翁早已相识。李洞神回到洞霄宫后，深得高宗与孝宗的宠幸。先得到高宗赐号“明素”，进而成为御前宫观之一的宁寿观主持；不久后被授予“右街道箓”这一南宋最高道教职务，并成为洞霄宫主持。宋孝宗继位后更进入“昭格署”这一国家用来专门举行道教斋醮活动的机构。李洞神的这一光鲜的履历，创造了南宋以来洞霄宫数个纪录，为南宋到元代众多洞霄宫道士多次得到皇帝“赐号”、任职朝廷“道官”、管理皇家的御前宫观创造了先例。

另一位洞霄宫道士陈希声，字震甫，临安人，“师凝妙大师金致一，以行业清高，际遇高宗，授右街鉴义，俾主洞霄宫。提纲严肃，奖拨后进，一时学者向风”。陈希声同样得到宋高宗的“际遇”，只是没有前举李洞神的地位高，他在朝廷的官职是“授右街鉴义”，是官方道教官职中的第二等级，但同样被任命为洞霄宫的主首。需要指出的是，高宗于乾道二年驾临洞霄宫时，担任洞霄宫知宫的正是陈希声，他全面负责了高宗来访前后的接待工作，“乾道二年三月，车驾临幸山中，（陈希声）扈从，登游东西岩洞，赐御书、度牒，号凝和大师，又书《度人经》赐焉”。由于“扈从”有功，他被赐“凝和大师”的师号。能够亲自接待宋高宗来访，成为洞霄宫住持陈希声人生的最高点。

洞霄宫在宋高宗时就已得到皇室宠幸的第三位道士是俞延禧。史载：

俞延禧，字德厚，临安人，受度于洞霄宫，自号竹林道人。襟韵洒落，善丹青，高宗赐御衣、象简，迁授道秩。后以《古涧松》进，孝宗御制诗，赐曰：“荦确奔流泻玉虹，凛然云干拟蟠空。红尘车马稠如织，梦入苍烟万壑风。”尝自写神，恩平郡王见之，赐赞曰：“日角月渊，天赐怡然。丹青妙笔，秉鉴自传。妙中之妙，元中之元。不知谁氏子，乃玉京之谪仙。”孝宗又赐以“怡然”二字，俾主宁寿观。未几，乞还山，复俾知洞霄宫。随亦退闲，住通明馆。

俞延禧得到皇室注意的原因与前两位洞霄宫道士不同，并非因其道术高超，而是因为其善丹青，即善画。他首先得到高宗的认可，被赐予“御衣、象简”，也被赐“迁授道秩”，只是未提及具体官职。他与宋高宗的接触当是高宗当政的晚期，不久进入孝宗时代，以一幅《古涧松》得到孝宗的宠幸，并得以赐御制诗一首，得到皇帝的御制诗可谓中国历史上道士中的极少数人，反映了其与宋孝宗不一般的关系。同时，他的自画像还得到恩平郡王的赐赞，称其为“谪仙”，当是将其与唐代李白相比拟。俞延禧后来被赐“怡然”就是从恩平郡王的赐赞中得来。这位恩平郡王就是宋孝宗潜邸时唯一的竞争者赵伯玖，其封恩平郡王在绍兴十五年（1145），因此赵伯玖与俞延禧的相识当不早于这一年。俞延禧得到宋高宗、宋孝宗两代皇帝宠信，也被授予皇家宫观“宁寿观”住持的职务，这与李洞神的经历比较接近，“宁寿观”成为与洞霄宫道士关系密切的御前宫观。俞延禧乞闲还山后同样被任命为知洞霄宫，这一职位是洞霄宫的副职，没有前两位道士地位高。其在洞霄宫退闲后，“住通明馆”。通明馆是宋高宗乾道二年来访居住的地方，宋高宗离开后，室内所有陈设被严格保持，并定期打扫，成为洞霄宫内最高级别的保护对象，南宋以降历代首席洞霄宫住持，都要带提点“通明馆”的职务，因此俞延禧“住通明馆”并非普通的居住通明馆的意思，应是管理“通明馆”之意。俞延禧作为一名画家道士，先后得到南宋两位皇帝、一位郡王的赏识，反映了南宋初期洞霄宫道士与皇室非同寻常的关系，也反映了洞霄宫在南宋王朝的特殊地位。

总之，在宋高宗临幸洞霄宫之前，洞霄宫至少有李洞神、陈希声、俞延禧三位道士与南宋皇室有密切关系。因此宋高宗在乾道二年的访问绝非偶然，而是在此前已经与多位洞霄宫道士有过接触，对洞霄宫深有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

前文已指出，宋高宗的宗教政策在绍兴和议前后应区别而看，其在统治的后半期，即政权稳固、和平到来后，对佛道二教持比较开放的态度。绍兴十二年（1142），高宗生母韦太后被从金国送归，不久得眼疾，幸得道士皇甫坦医治痊愈。《宋史》记载：绍兴十九年（1149），“太后年七十……后苦目疾，募得医皇甫坦，治即愈”。宋高宗在此事之后对道教的态度有所改变，与其母一同支持道教，洞霄宫昊天殿的兴建可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的。绍兴二十五年（1155），宋高宗下旨洞霄宫兴建昊天殿，《洞霄图志》记载：

高宗南渡，绍兴二十五年，发帑出金，重建昊天殿于东庑后，殿左辟通明馆，本宫住持兼领，焚修于此。

昊天阁，在东庑后，宋绍兴二十五年，内帑赐钱造殿。今大德辛丑（1301）重建为阁，四山环抱，最为登览胜处。

这两段文字都是元代邓牧的总结性文字，明确记载其时间为绍兴二十五年，并为“内帑”赐钱所造。同时，第一段引文还指出在修建昊天殿的同时，还修建了通明馆。前文已经指出，因为通明馆是宋高宗访问期间的御用寝殿，相当于行宫，因此以后历代均要住持兼领焚修之职，明清以后民间流行的洞霄宫是宋代皇帝行宫的传说便来源于此。黎志添指出“北宋，玉皇上帝经过了国家的神格化，甚至取得与历代帝王所祭礼的昊天上帝合而为一，因此而受称为‘昊天玉皇上帝’，为国家（道教）至尊之天神。在宋代道教的神谱系统里，主宰天地万物之首的玉皇上帝更是被提升至仅次于三清尊神之后”。昊天殿的修建，体现了玉皇昊天大帝信仰在宋代道教谱系中的神圣地位，这一殿宇虽非建于洞霄宫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但在洞霄宫诸殿宇的排名中位列第二位，仅次于作为主殿的三清殿，形成了三清殿居首、昊天殿居次的格局。总之，洞霄宫昊天殿的兴建，既体现了宋皇室的权威，也体现了宋代玉皇昊天神地位的提升。绍兴二十五年八月，洞霄宫昊天殿举行上梁仪式，隐居洞霄宫的陆维之作《上梁文》曰：

上穹昭格，端景命于皇朝。时御博临，迓殊祥于福地。爰体清都之制，肆承法扆之光，惟天柱之一峰，閟仙家于九锁，韶奏下云霄之响，真游仰鸾鹤之翔，夙高清浄之风，兹剧钦崇之典，用荣轮奂，以传休明。

恭惟今上皇帝陛下，德骏道隆，功成治定，珍符时介，荷显锡于苍规，至养日崇，罄宸诚于天阃。

皇太后殿下，禔身勤约，造道精微，省法宫玉食之荣，严洞府璇仪之奉。皇后殿下，肃端坤厚，光配乾纯，躬淑则以钦承，履柔谦而昭事。

今则庶工云集，华缔将周，协和气以氤氲，拥欢声而杂还。绿槐丹桂，分霁色于仙班；琼钺霓旌，候祥飈于紫闼。愿形善颂，式举修梁。

东，一派寒泉九锁通，夜半风回知帝力，仙岩留得翠玲珑。西，洞口祥风跨紫霓，千里华阳通秘道，红葩碧草映轮蹄。南，天柱峰高拥翠岚，陛舞胎仙闻抚掌，跳珠溅璧起澄潭。北，大涤洞宫天北极，中有真人养圣胎，霜坛夜窽神仙域。上，丽日葱昽浮晓望，朝退群仙辇路寒，迢迢碧落开重嶂。下，苕水萦回周四野，瑞木重荣绿荫高，金鞭玉蹬来风马。

伏愿上梁以后，福萃清躬，庆扶亨运，震承离继，昌圣寿于绵绵，地久天长，奉慈闱于永永，答时迈高明之眷。蔼思齐雝肃之音，凡我含生，齐归洪造。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石室隐士陆维之撰。

上梁仪式是古代安装建筑物屋顶最高一根中梁的过程，上中梁除了建筑结构实用上的作用外，同时更有其无形的宗教层面的意义。因此，在上梁典礼中借着梁的作用，来连接庙宇建构本身、天地、神灵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上梁有如人之加冠”。洞霄宫昊天殿的上梁标志着昊天殿主体结构的完成。洞霄宫道士对这座由皇室捐资兴建的殿宇极为重视，因此才有这篇华丽的上梁文。在这篇上梁文中，提及“今上皇帝”宋高宗、“皇太后殿下”韦太后、“皇后殿下”吴皇后三人，皇帝、皇后被提及实属正常，但在此文中特别提及皇太后殿下，实为少见之举，可见昊天殿之修建确与韦太后有密切之关系，对“皇太后殿下”的赞语为“禔身勤约，造道精微，省法宫玉食之荣，严洞府璇仪之奉”，似乎暗示皇太后有道教信仰，并为修建洞霄宫而节衣缩食。而文中东西南北上下的上梁语，则指出了这座新建的昊天殿的具体位置，以及东西南北临近洞霄宫的景物。上梁文的最后部分，希望上梁后能够“昌圣寿于緜緜，地久天长，奉慈闱于永永，答时迈高明之眷”，又再一次虔诚地希望保佑皇帝与太后、皇后能够长命百岁。陆游《重建洞霄宫碑》也记载:

高宗皇帝，中兴大业，闻之当宁叹息，乃绍兴二十五年，以皇太后之命，

建昊天殿，钟、经二阁，表以崇闳，缭以修庑。费出慈宁宫，梓匠工役，具于修内步军司。中使临护，犒赐狎至。

陆游这段话意在强调高宗重修洞霄的经费全部出自皇室的私财，而不是国家财政，同时也道出洞霄宫与高宗个人微妙与密切的关系。特别强调“费出慈宁宫”，即指是由高宗生母韦太后所捐建，因此我们认为韦太后在绍兴二十五年修建昊天殿一事上占有重要地位。陆游文中记载修建昊天殿的同时，皇室还捐建“钟、经二阁”，但《洞霄图志》却记载：“经阁，在西庑。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显仁皇后赐钱造。孝宗淳熙八年赐福州写本藏经。”由此可见经阁的修建是在昊天殿四年之后，资助人也不是韦太后，而是高宗皇后吴氏。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当是韦太后于当年去世，由吴后代替韦太后捐建。另外，文中提及“梓匠工役，具于修内步军司。中使临护，犒赐狎至”，即指调动御林军修建，由宫中太临监督工役。可见南宋皇室对这一昊天殿之重视。虽然工役财物全出宫中，洞霄宫方面也积极配合，将此事视为宫观最重要之事。

总之，昊天殿的修建作为洞霄宫重建的重要标志，由皇室，包括皇帝、太后、皇后均参与其中，特别是高宗生母韦太后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昊天殿的修建也体现了玉皇昊天信仰在宋代的地位。同时，由于发内帑，动用军队修建昊天殿，也为乾道二年宋高宗临幸洞霄宫埋下伏笔，宋高宗此行的一大理由就是对昊天殿“临幸庆成”。

宋高宗临幸洞霄宫之经过  

前文已提及，宋高宗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下旨修昊天殿，洞霄宫方面在同年八月已经写就《洞霄宫昊天殿上梁文》，可见工役进展相当迅速，以吴皇后名义捐建的经阁也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修建完成。但是宋高宗最终“临幸庆成”的时间却是乾道二年（1166），中间相距七八年之久，可能与高宗统治末期金朝海陵王完颜亮南侵（1161）、宋金再度开战，高宗禅位孝宗(1162）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有关。

有关宋高宗的退位，与金完颜亮南侵有明显的关系。宋高宗之前为达成绍兴和议付出巨大代价（自废武功，释四大将兵权，杀岳飞），完颜亮南侵对宋高宗的心理和长期执行的和议政策冲击甚大，其政策显然已无法继续下去，特别是在采石之战宋军战胜，完颜亮死于乱军之中后，南宋的主战派占据上风，宋高宗无法接受主战派再次主政的现实，从而选择退位。宋高宗在内禅诏书中将退位的原因解释为“朕以淡泊为心，颐神养志，岂不乐哉”，这当然是托辞，真实原因是已无法控制主战的政局。其在退位后访问洞霄宫等佛道寺观，无疑可以使其托辞合理化，因此我们认为宋高宗于乾道二年访问洞霄宫和径山寺就不仅仅是个人喜好问题，而是带有配合其退位的政治含义，同时也是对主战派和宋孝宗的示范，希望他们也像自己一样“淡泊为心”，即放弃主战政策，采取和议政策。

根据史料显示，高宗这次行动曾遭到一些大臣的激烈反对，曹勋在《谏止洞霄等处烧香》中称：

臣叨窃祠禄略无禆补于崇深，非仰赞圣造，何以安迹。然深恃旧物，辄有所陈，冀达天聪。曲照愚悃，冒渎之罪，谨俟诛极。臣窃审圣驾欲诣洞霄等处烧香，有见上圣，既端拱凝命，不以万几萦心，犹寅畏天命，为国为民祈福于上下。但适此春晚，正农务蚕麦之时，而自北阙至洞霄，驱民治道，实妨农事。又从卫及廵护兵马诸司执役，无虑万人。方春晩多雨，少得晴明，道路泥泞，仪卫狼藉，观望不美。銮驾一出，有此数嫌。况从来上圣以仁徳及物于此，不能不恻然。若候收刈了，择晴和日，分作数日，从容俾一行，得宿食之备，无雨水之患，岂不兵民优游，仰称圣情祈福之意。臣愚不识事体，辄布瞽言，不胜待罪，俟命之至取进止。

奏折中称其反对宋高宗访问洞霄宫的理由，是会影响沿途的农业生产以及雨季仪仗不整，但这些理由显然都是借口，其真正反对的是宋高宗的议和政策。宋朝皇帝超出都城范围的行幸是极为罕见之事，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论北宋的皇帝行幸》一文认为“北宋皇帝的行幸，在太祖、太宗、真宗三帝执政时期较多……仁宗朝以后，再也没有地方行幸的相关记载。”南宋时与北宋也相仿，高宗这次行幸首都之外的宫观在当时确属一次不寻常的事件，应与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有关。

孝宗乾道二年（1166），也就是高宗退位后的第四年，宋金达成“隆兴和议”后不久，太上皇高宗及太上皇后以庆祝宫观建成的理由驾临洞霄宫“累日”，第二年太上皇后又单独去过洞霄宫一次。因此，我们认为，高宗的重建宫宇与临幸这两件事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高宗长期筹划的结果。

宋高宗的这次临幸庆成使洞霄宫名声大振，与宋朝皇室的关系大为拉近，也奠定了南宋以降洞霄宫与朝廷关系的基调。此后的孝宗、宁宗、理宗无不对洞霄宫大加宠信，洞霄宫出身的道士有了更多参与朝廷活动的机会，与元明以后的龙虎山正一道非常相似。也因为这一事件，洞霄宫在朝中士大夫及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宋高宗亲临30余年后，陆游在碑文中写道：“至我宋，遂与嵩山崇福独为天下宫观之首！”此时嵩山崇福宫已在金国领土之内，言外之意就是在南宋境内洞霄宫已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第一道观。因此，洞霄宫自高宗临幸之后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道教宫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从一些非道教的记录来看。《梦粱录》是研究南宋杭州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其中有关道观的文字记载主要在《城内外诸宫观》一节中，全文约850字，而描述洞霄宫的就已占380字，诸如太乙宫、万寿宫这样重要的皇家宫观也只是提名字列举而已，整个临安府范围内详细描述的只有洞霄一宫，特别提到宋高宗的临幸事件。而《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五是该志的道观部分，其中有关洞霄宫的文字就占了整卷三分之一的篇幅。由此可见，在研究南宋杭州最重要的两部官私著作中，洞霄宫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本文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

文章选自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和杭州文史研究会编《杭州文史》（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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