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礼拜，《波西米亚狂想曲》上映，尽管迟到了小半年了，这部皇后乐队的音乐传记还是让无数人血脉贲张，尤其是最后20分钟的Live AID演唱会，很多音乐人直呼：太完美了！简直就是梦回那个摇滚盛世。

当然大多数年轻人虽然听过《We Will Rock You》或者《we are the champions》，但对于那个年代的皇后乐队，那个年代让人热泪盈眶的摇滚岁月，依然有些陌生。

是的，时光的车轮不停，辉煌只会留存在岁月里，供有心人景仰，最后成为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就像很多人热爱摇滚，却不知道云淡风轻的杭州也曾摇滚万岁。这块骨子里带着文艺的土地，也孕育出许多牛B的摇滚乐队。

#此处牛B专为形容摇滚乐队#

木壳、肆君子、following、轻轨、第二层皮、橙、深蓝光圈、黑水……这些陌生的名字，现在已几乎无迹可寻，但在2000年初——那个被公认为杭州乐队文化最蓬勃的时期，他们都曾镌刻出属于自己的或深或浅的线条，并集体构成了属于杭州的“摇滚记忆”。

“重回那个年代，你还会玩摇滚组乐队吗？”

“会。”

“当时有个暴脾气的音乐作家，来酒球会开讲座，他讲‘杭州没有什么好的地下摇滚乐队’，台下有个女生立刻站起来说，‘杭州曾经有过所有音乐风格的乐队，只是你不知道，所以请别乱评价’。那个女生讲的应该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虾米音乐创始人朱七面对镜头，笑得像个孩子。

朱七说的“那个年代“，大略就是1998年到2007年，或许每个音乐人对兴盛这个词理解稍有不同，时间年限上也有区别，但所有人都在这段时间里明确感受到了“摇滚对内心的照耀”。

他们的经历可以说是大同小异，都是从高中开始经历了摇滚的熏陶，那时候互联网还没个正经模样，“摇滚养分”也只有打口碟这一个途径能获得。

橙乐队的主唱高山在高三的每一个周末，都会去电子市场的仓库里挑碟，只要是封面有几个长头发的男人，那这张碟就值得塞进随身听里循环播放，站在那里带着耳机听一个下午，然后乖乖掏出半个月的生活费。

那时候，男孩们还不懂摇滚的意义，但摇滚已经成了有些人的梦想。比如琴庐乐器的老板卢山，在1999年就开始组乐队，当时就是喜欢摇滚，除了卖了两个月手机，其他时候都是在弹吉他。

但你问他们为什么要组乐队，这个事很难说清楚。最直白的理由就是无聊，觉得一个人太无聊了，和大家一起组一个乐队会有趣一点。

这事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非常常见，那时候不像现在灯红酒绿，每天都有打不完的卡，那时候只有课余大把的空闲时间。

在空闲的时候学一门乐器，试着弹自己写的歌，和喜欢的朋友组一只乐队，想法单纯。

无论是朱七，高山，还是前深蓝光圈乐队的主唱力轩，总结他们的大学生活，主要活动就是“排练、演出、吃夜宵”。

朱七和他的乐队▲

2000年左右，校园乐队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来，浙大还出版过一本杂志叫《音乐小虫》，有特点的校园乐队都会收录其中。

工大的网球场还办过一场音乐会，非常轰动，一两千人，演出质量非常高，算那个时候的最顶峰，旁边寝室楼嫌吵，死命往下面泼水以示抗议。

“我这辈子听音乐的幻觉就在那场音乐会，李剑鸿表演的时候就觉得时间已经静止，呆掉的感觉。从此以后我听李剑鸿的演奏都要有所防备，以防被他带走。“

那是李剑鸿和朱志芳的第二层皮乐队带来的表演。朱志芳从93年开始组乐队，没有经费也没有来源，主要靠朋友救济。当然这样的生活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摇滚的主题就要死要活，抒发郁闷的情怀，愤青。

朱志芳▲

这种情绪感染了当时还在念书的朱七，也让那时候的许多大学生深切感受到了摇滚的魅力。

那个时候，乐队的比赛也多。

02年03年，康师傅和统一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拼命赞助各大音乐比赛。比赛也算是带起整个杭州乐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时候，高校乐队和社会上的乐队都一起比，交流频繁，氛围很好，有什么好的作品，就在比赛上拿出来。

深蓝光圈乐队是第二届“统一冰力先锋大赛”全国十强，就那次在长沙的比赛，鼓手还在全国人民面前把鼓棒打飞，但大家都觉得无所谓，玩得开心就好。

力轩记得很清楚，那届比赛的评委是高晓松，嘉宾是汪峰，当时汪峰也没有名气，穿着红色花衬衫上来演出也根本没人理他。

晚上在夜宵街吃香辣蟹的时候，一抬头，发现汪峰就在隔壁桌，乐队成员也完全没见到明星多感觉，直接就上去熊抱、寒暄。

还有一次康师傅冰红茶的比赛，嘉宾是五月天，那时候五月天也没啥名气，“还问我们借乐器线用。”力轩回忆道。

在那个年代里，演出的环境并不好，甚至还不能用演出来改变生活的困境，连一些现在很大牌的乐队歌手，都没想过靠演出能让生活变得更好。

那后来呢，摇滚乐队是不是一直做下去？

这个问题曾经摆在深蓝光圈的四位成员面前，他们走出校园，即将正面面对生活，而在简历上，和汪峰吃过夜宵并不能成为亮眼的履历。

深蓝光圈当年在南山路火知了演出▲

这是所有乐队都会面对的窘境，首先要活下去，才能玩音乐。

力轩去IT行业做过班，帮电视台做过幕后，最后拿起了教鞭和课本，在浙江音乐学院教书育人。最近和朋友一起开了个音乐习作中心“听起来不错”，为小朋友们搭建一个玩音乐的平台。

高山的橙乐队还在，他开了自己的酒吧——sky1944，酒精上头了还会快乐地在自己酒吧里唱3个小时。但清醒的时候，他要思考未来的方向，用excel表格计算酒吧盈利，手下这么多员工，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家庭，都成了自己肩上的责任。

朱七是虾米音乐的创始人之一，现在辞了职，开始玩，能在周二的午后穿着睡衣出现在小区楼下的星巴克。他的状态是还算财务自由，能花一百多万好好地做一张专辑出来。

卢山做起了节目，《睡前练回琴》反响挺好，为谢春花弹过吉他，做过专辑。自己的琴行越做越好，商标也拿了回来，索性全身心地投入到琴行老板这个角色中去。

他以前的木壳乐队，主唱现在在做餐饮“臭当家”，贝斯手在美国，键盘手在网易严选，鼓手家里有矿，去投资了足球俱乐部。

还有更多的乐队，解散，流浪，从此江湖不见，都化作为生活奔波的凡人，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但这一个问题：如果能重回那个年代，你还会选择玩摇滚组乐队吗？

所有人的答案都是：会！ 

“我正好在西湖边散步，看到一栋楼正在被拆。”

“那个地址，是灵隐路31号。”

经历了杭州乐队盛世的人，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都会有一场难以忘怀的摇滚记忆。这些记忆，汇成了那些年摇滚乐队们最好的年华。

而在杭州，几乎所有人都有两段“独家记忆“是相通的，一个是03年的非典，一个是灵隐路31号。

非典时期，很多音乐比赛都要求乐队寄demo过去，靠demo来筛选晋级。并不是所有乐队都出得起录demo的钱，深蓝光圈同样窘迫。

好在当时动听968的电台DJ郭明帮了他们的忙，那段时间，每天晚上11、12点的时候，员工都下班了，乐队四人就去电台的直播室录歌，郭明帮忙混音。受限于设备，歌录得也很粗糙，但那首《雨后的真实》还是让他们成功晋级。

“现在回头听，里头的电吉他声音就像塑料一样。”力轩感叹。

在那段特殊的时期，深蓝光圈最初的几首原创作品，都诞生在这个直播室的方寸之间。

非典时期还有一个现象是所有的酒吧都歇业了，乐队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经济来源，高山当时就没地方去，只能在家里砍砍传奇。直到没生活费了，就想着去街上卖唱。

那时候他遇到了还在营业的you too酒吧，当时萧条的大环境下，这家酒吧灯火通明，满座，它是非典时期全杭州生意最好的酒吧。

在you too他见识到了摇滚真正的魅力，音乐某种程度上甚至冲破了人们对sars的恐惧。正好那时候酒吧也没乐队，高山的乐队就开始在那边演出，一演就演了10年，也让他有了开一个自己的酒吧的梦想。

与you too几百米之隔的旅行者酒吧，则更像杭州摇滚乐队的“黄埔军校”，自2000年营业至今，近二十年时间，这里的每张木桌子都被酒浸润出了奇异的气味。

同样，在那个全杭州最具标志性的、坐拥大幅落地墙绘的舞台上，来来往往也走出了许多音乐人。金曲奖提名获得者许钧，来旅行者驻唱之前，在其他小酒吧每天的出场费是30元；还有《中国好声音》汪峰战队学员刘彩星，至今每天10点一过，还是会在旅行者浅吟低唱起王菲的《旋木》……

至于灵隐路31号，老杭州人或许还记得，这块路牌其实是一家酒吧的名字。

那时候Mao和酒球会还没个影，这间本来想做画廊的酒吧就担起了杭州本土live house的重任。北京最火的几个乐队，木马、深邃，还有窦唯，都在灵隐路31号演出过，二三十块钱就能买一张票进去，这算是杭州摇滚汲取营养的圣地。

卢山也在灵隐路31号表演过，那天正好下雨，从室外搬到室内演出，卢山所在的两个乐队正好排着连续演出，他就没下过台，前面一个乐队演出完，换把吉他继续弹。现场的气氛很好，所有人都站着，这是歌迷对乐手最高的崇拜。

当然，灵隐路31号的闭幕演出，才是最轰动的，几乎杭州有头有脸的摇滚乐队都去了，现场超嗨，观众都哭了。关门前的最后一晚，眼泪都无法表达对这里的不舍。

那一晚过后，不少人都生出了流离失所的感觉，就好像一个标志突然坍塌。

朱七见证了真实的坍塌，他有一天在西湖边散步，看到一栋楼正在被拆，很熟悉的地方，走近一看，门牌上写着——灵隐路31号。 

“我们那时候哪买得起这么贵的吉他。”

”一两千块的吉他，拿在手里已经很开心了。“

人们总是愿意去做对比，新的和旧的，年轻的和衰老的，现在的和过去的。企图从岁月流转中发现到底有什么东西被剔除，又有什么崭新的标记被刻在了现在。

在知乎上，《如何评价波西米亚狂想曲》这个问题下面，点赞最高的回答里有这么一段话：

在如今的世界，残酷的理性正在逐渐回潮，摇滚青年们的理想越来越渺茫，连摇滚乐都失去了舞台中央的主流地位。就像是美国的政党轮替一样，这倒说不上是进步还是退步，但那个时代走了就是走了。

我只是觉得，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在同一家小酒馆里偶然凑齐的愣头青乐队，就是比满街星探苦心挖来的天才少年团，更能撩得起少年心气。

知乎@赵志敬

“理性回潮，理想渺茫”这样子的话或许听起来有点阳春白雪，通俗点讲，就是玩摇滚组乐队的人越来越少了。

谁都要经历少年，被音乐撩拨得魂牵梦萦，拿起吉他与鼓槌，在琴键上敲下自己的音符，然后衰老。那些偶然凑齐的，曾唱响过杭州大街小巷的愣头青乐队，已经与生活和解。

他们开始衰老，被人喊作老师与前辈，放下了嘶吼和愤怒，并试图以旁观者的姿态去看待杭州乐队的新生。

从亲历者变成旁观者，角色的转变让他们更清楚地看到现在与过去的差别，有好，也有坏。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现在做乐队的孩子比过去更专业。齐全的设备、完整的乐理知识，还有不愁吃穿的生活环境，都让年轻人能更舒适地学习音乐。

卢山是感受最深的，自己店里的吉他最贵的要几万块，以前觉得这么贵的吉他怎么会有人买，但摆出来了，发现市场还挺大的。

“我们那时候哪买得起这么贵的吉他，一两千块的吉他，拿在手里已经很开心了。”

旅行者和黄楼的创始人张征在酒吧里接触过不少乐队。在他看来，现在的乐队，基础的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要比当年的完善。

但同样的，庞大的信息量让孩子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玩摇滚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现在年轻人不搞摇滚”，朱七也有这样的感受：“一代比一代更不理想化。”

现在的小孩子，有玩民谣的，有搞hip-hop的，有唱流行的，但很少玩摇滚的，个体多，乐队少。

这个观点几乎所有的杭州乐队老og们都认同，那些转职做音乐教育的乐手更是深有体会，力轩会说：现在的孩子，理解和包容总是欠缺一分。

《波西米亚狂想曲》已经把组乐队的困难告诉了我们，一个乐队四个人，总会观点不合，矛盾与争吵时刻都会发生，想要走下去，是需要包容与理解的。

高山的酒吧里来来往往不少乐队，他发现现在的乐队约束力没有那时候那么强，玩乐队都是很有个性的几个大老爷们，矛盾肯定会有，有些乐队说散就散，但是现在小孩在这方面可能就没那时候的懂事。

当然高山也会开玩笑说：现在乐队不招妹子喜欢啊。我们那时候，是个男生就喜欢摇滚，别说学霸学渣，都想留长发，玩摇滚。

张征补充了一个观点，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社会背景变了。那个乐队兴起的年代，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大家都迫切地想要一个情绪的出口，想要呐喊，发出自己的愤怒的声音。

现在，锦衣玉食的孩子到处都是，也没有人为了买一把吉他好几天啃一个馒头。他们不够愤怒，或者只能假装愤怒。

市场经济的繁荣，让年轻人保持“不忘初心”太难。

从唱得歌中就能看出来，当初那个年代，唱原创歌曲，是乐队的尊严和底线，只有自己的歌才能表达自己的特色。

在今天，连选秀节目都要求改编歌曲了。但不唱自己的歌，摇滚就没有意义。

卢山觉得，现在的音乐比之前的确要更加成熟，歌手也见多识广。但这也导致现在不少音乐人，整天就在琢磨“市场想要什么”、“什么歌放网上会红”。“我们以前是唱自己，观点，态度，都是自己的，现在好像大家都喜欢唱市场喜欢的，就好像从产品思维变成了用户思维。”

站在琴行密密麻麻的吉他墙前，卢山举起一把刚到的新琴，熟练地刷下一个和弦测试音色。那一刻，他仿佛突然听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玩摇滚，那就是一腔孤勇——你喜不喜欢，关我屁事，我喜欢就行。

网友留言：

@迪迪：那一年的工大，声音网，南瓜，鲁大东和与人、於阗和甜蜜的孩子，《从三墩到武林广场》……是记忆里永不会消失的彩虹。

@ʚ袁枚ɞ：喜欢高山的乐队好多年了，每周五下了班必须去一趟1944，坐吧台和调酒师聊天也好，约上好多朋友坐离舞台近一些也好，那个地方是一个精神寄托，酒吧里的服务生和乐队就像家人，我还经常溜进后厨吃他们的夜宵。

@摇滚熊：97年只不过是都在努力自己练琴，98年是一个大的突破，那次的演出也很有意思。于阗去捞因为来看演出打架的朋友，丝绸学院的邢万里技术在学生乐手中非常棒，影子乐队的吉他手后来去了《我爱记歌词》伴奏，等等。

@陆江：我们在浙大组的摇滚乐队比朱七说的“那个年代“还要早十年左右。

@amyoǒ：打开一段尘封的回忆，曾经陪着前男友背着吉他去这些酒吧一家一家地试唱，也曾经在you too听高山高波国力建力乐队嗨唱，也和他们一起吃过很多次夜宵，如今前男友也在努力出自己的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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