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著名财经作家、“追踪研究浙江改革开放‘第一人’”胡宏伟的新著《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此书是第一部以浙江实践全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的长篇作品，杭州网经授权转载。

航拍钱江新城 周勇摄

作为浙江的省会，杭州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曾经有三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13世纪，意大利青年马可波罗在一次有争议的中国之行后写就了《马可波罗游记》。在书中，他毫不吝啬地赞美这座有着美丽淡水湖和一条大河的城市是“世界最美丽华贵之城”。于是，杭州一度成了西方人眼里遥远东方中国的代表。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访杭州并游览西湖后揶揄称：“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不少亲历者在回忆文章中驳斥认为，“尼克松绝对不可能说这样不礼貌的话”。无论真假，当年的杭州十分破烂肯定是真的。

——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G20领导人安塔利亚峰会上介绍下届峰会举办城市杭州时说：“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创新活力之城，相信2016年峰会将给大家呈现一种历史和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2016年9月，G20的杭州精彩绽放，令世界惊艳！

700年穿越，历史的荣光重新定格于天堂之城杭州。

而杭州的再度辉煌，也意味着浙江改革开放的指针走到了“北浙江”时刻。

从“温州1.0”到“大杭州2.0”

强烈的信号2016年即已显现。当年5月，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首次发布“浙江省县（市、区）经济竞争力、发展潜力和创新力30强”。浙江是公认的县域经济最强省份，在全国历年“百强县”英雄榜上向来独占鳌头，力压各省市区。而此次省内英雄榜最刺激的看点是，与以往强县如群星闪耀散布全省不同，此次榜单经济竞争力子奖项排名前十的依次为：滨江区、萧山区、鄞州区、西湖区、余杭区、下城区、北仑区、上城区、江干区和柯桥区，分属杭州、宁波、绍兴三市，全部位于浙江北部区域，浙江南部无一入列。发展潜力和创新力子奖项结局亦惊人一致，前十强浙江南部均为空白，浙江北部大获全胜。

浙江东西、南北半径皆450公里左右，下辖11个地市。除地处东北角的舟山外，其余10地市可大抵划分为浙北、浙南：浙北杭州、嘉兴、湖州属吴文化区；隔钱塘江南向的绍兴、宁波属越文化区。浙南同样5地市，核心为东南一隅的温州、台州，属瓯越或闽越文化区；其余3地市是深受温台影响与辐射的金华、衢州、丽水。

千年以降，多平原、丘陵的浙北尤其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盛产茶桑、工商繁华，人文底蕴深厚，“天堂”美誉名不虚传，远非多深沟险壑、大山连绵的浙南可比。然而，改革开放伊始，换了人间，魔力四射的浙南神速崛起成为浙江乃至中国市场经济的“麦加”——游走全国的640万浙商中仅温州、台州、金华人至少占了一半；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的所谓“四千精神”其实质是“温州人精神”；从某种意义上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前20年的浙江就是放大与提升了的温州模式。

又过了20年，钟摆重回北浙江。

这一次，北浙江的强悍归来并非四平八稳的地理均势，而是呈现出极为清晰的以杭州为中心基点，以钱塘江左右为两翼的雁阵格局。无疑，如果今天的北浙江是一盘大棋，那么杭州恰是决定胜负的棋眼。

但至少在一千年以前，杭州并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公元前五世纪春秋吴、越国争霸之时，吴王夫差定都吴（今苏州），越王勾践定都会稽（今绍兴），杭州只是夹在两国之间的无名之地。

至五代十国，吴越王钱镠在钱塘（今杭州）凤凰山筑“子城”，广建宫殿，作为国治。吴越国三代、五帝共85年，杭州始现繁华。

杭州第一次真正的鼎盛期，是宋室被金人所迫南迁，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于此，来自北方大量的能工巧匠、文人墨客云集。南宋名臣范成大撰著的《吴郡志》也第一次有了“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说法。

此后近千年，杭州始终被传唱的是白娘子，被赞美的是西子湖，被艳羡的是丰腴富庶，谈不上在全国有过多高的地位，恰如西湖般千年荡漾，波澜不惊。

1978年改革开放春风乍起，南浙江的温州人、台州人、义乌人疯掉了一样开厂子做生意热火朝天，贵为省会、喜欢玩点腔调的杭州人并不屑与“土豪们”为伍，继续慢悠悠地春品龙井，秋闻桂香。直到进入21世纪第一个10年，杭州给出自己的城市定位依然是“上海的后花园”、中国“爱情之都”、“生活品质之城”。

终于有一天，杭州千年的发展轨迹被“一次盛会”——G20杭州峰会，被“一个人”——马云所彻底改变。

杭州与G20峰会相遇于2016年9月4日至5日。

无论是丰硕的峰会成果，还是震撼上演的G20峰会之夜《最忆是杭州》，杭州不负众望。在这个全球聚焦的舞台上，杭州顾盼生辉，展开了一场绝妙的城市营销秀。其间最出人预料的神来之笔，源于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聚焦G20杭州峰会》的一期特别直播节目。

2016年9月5日晚7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步入新闻发布厅

（杭州网记者沈达 摄）

2016年9月4日下午，在设于碧波荡漾、荷花环绕的杭州湖畔居茶楼央视演播室现场，出生于浙江义乌的G20研究智库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说，自己有幸参加过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和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但感觉此次杭州峰会的气势大大压倒了往届。王文的关键性评价语出惊人：“我个人很羡慕杭州人，并且我认为杭州会因为这次峰会，一跃成为中国的一线城市！”

王文此言颇为随机，属于脱口而出，却由于其极为迅速广泛的传播发酵，实实在在触碰到了一座城市的最敏感神经。

所谓“一线城市”，作为既非官方也非严格学术范畴的经济概念，却是多年来国内被最普遍认同的衡量城市地位的标尺。公认的中国“一线城市”依次为以下四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而在国务院、发改委等官方层面对城市地位的权威评价体系中，杭州至今亦并未进入国家级第一梯队城市行列。

王文在央视G20访谈中一番掷地有声的感叹，让杭州突然“喜从天降”，雄心勃发。

杭州如同“黑马”般横空杀将而出，绝非仅仅拜G20峰会所赐的偶然性幸运，而应该理解为其以智慧型互联网产业为主体的信息经济的超常规崛起。

以G20杭州峰会举办的2016年上半年为例，权威数据显示，全市GDP为5021.18亿元，同比增长10.8%，增速傲居副省级以上城市首位。经济高速增长最强劲的引擎无疑是信息经济。据不完全统计，全国85%的网络零售额、70%的跨境电商贸易额与60%的B2B交易额都是在杭州的电子商务平台上完成，全国三分之一的综合性电子商务平台和专业网站落户杭州。杭州已毫无争议地跃升中国乃至世界“电商之都”。

在经历了2008—2014年期间颇为失落与痛苦的滑落后，互联网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勃兴给杭州带来了无上荣光，甚至成为“拯救”浙江经济的重大拐点。

1995年，马云在杭州成立全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公司“中国黄页”；大约2000年前后，中国互联网产业进入创世纪，王志东的新浪、张朝阳的搜狐、马化腾的腾讯、丁磊的网易、李彦宏的百度相继降生，互联网江湖烽烟四起，战国厮杀。

2014年11月19日至21日，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北部乌镇举办，并被确定为永久会址。在国家战略的加持下，中国互联网产业的话语权落定浙江。小桥流水的古镇更适合坐而论道，乌镇西去约100公里的杭州凭借其强大的产业基础，顺理成章地接过了浙江互联网新经济代言人的角色。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如果因此认为浙江互联网经济即等于一次重量级大会那就过于思维简单和狭隘了。放眼四望，浙江不仅有阿里巴巴等世界级产业巨头，更为关键的是拥有生长互联网经济丰厚而肥沃的天然土壤。

浙江经济是“卖”出来的，浙商强于制造，更精于营销，这与浙商受本土资源小省客观环境的挤压，必须游走四方求生机有密切关联。浙江互联网经济的引爆点是阿里巴巴式电子商务，正如马云在创业早年所言，其实就是“互联网版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这已经点明了浙江电子商务互联网化营销的历史渊源与水到渠成。

互联网思维是近年甚嚣尘上的热词，玄而又玄概念背后的本质，是“互联互通”。我们不妨以温州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户籍人口不足700万，竟有100多万人杀将出去。散布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温州人依托极为紧密的地缘、血缘纽带，跨越千万里彼此信息互通、资金共筹、商机共享，这何尝不是温州式的“互联网思维”？

马云不是石缝里兀然蹦出的孙猴子，互联网更不是侥幸从天上掉下的浙江救星，而是浙江在特定经济土壤、人文习性、商业逻辑条件下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次抢抓机遇的必然结果。否则，你就完全无法理解浙江领跑中国互联网新经济表象背后深厚的“为什么”。

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模式——90年代的义乌经验——21世纪的杭州现象，这一时间轴由南至北，清晰贯穿了浙江改革开放的40年。从“温州1.0”到“大杭州2.0”，既是南浙江时代走向北浙江时代的地理转换，是传统制造业致敬现代新兴产业的华丽升级，同样是乡村浙江嬗变为都市化浙江的强烈信号。

长期以来，浙江城市经济的拉动及辐射力偏弱，改革发展呈现的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经典草根崛起，南部浙江尤其如此。数十年间积淀而成如繁星般洒落全省的特色块状经济基础上的县域经济，并被视为全国标杆。用一个不算恰当的比喻，县域经济就像某种意义上的“农妇经济”，脸长得并不漂亮，肤色黝黑，但腰板结实，两腿粗壮，在春意盎然的乡野健步如飞。县域经济的一大特征是下半身扎实，活力张扬，但明显缺乏大城市观念开放、人才资金技术信息汇聚的比较优势，而后者恰是产业创新升级的必备条件。

在多年推进“强县扩权”甚至是“省直管县”的尝试后，浙江政府决策层近年逐渐倾向于坚信，城市化尤其是以大城市为内核的都市化才是浙江经济未来的希望所在。2011年3月，《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20年）》发布，除历来公认的“铁三角”杭州、宁波、温州外，一直备受争议的浙江都市第四级正式宣告花落金华—义乌。至此，全省都市经济骨架显山露水：北部的杭州，东部的宁波，南部的温州，腰部的金华—义乌。

无疑，北部的省会杭州是浙江都市经济的“长子”和重中之重。2014年10月，浙江省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杭州工作时即确立了“杭州兴则全省兴，杭州强则全省强”的清晰定位。

以此为指针，建设进程随之加速，大杭州呼之欲出。2015年2月，富阳举行撤市设区授牌仪式，成为杭州的第九区；2017年8月，经国务院同意，浙江省政府宣布撤销县级临安市，设立杭州第十区“临安区”。第十区的入列，使杭州市区面积扩大至8002.8平方公里，超越上海、南京，成为长三角陆域面积最大的城市，同时人口亦猛增至近800万，达到了“特大城市”的规模等级。

作为营造先进生产力的最佳物理平台，“大”杭州时代的来临，给浙江经济打开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从穿“草鞋”转身穿“皮鞋” 

2014年10月22日，以“凝聚杭商力量、共促杭州发展”为主题的首届世界杭商大会在杭州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

作为区域性知名商帮，杭商浮出水面可谓姗姗来迟：2011年10月22日，首届世界浙商大会召开；2012年2月1日，首届世界温商大会召开；2012年4月14日，首届世界“宁波帮”大会召开。

一位长期观察浙江商帮演变史的学者评点认为，“首届世界杭商大会最有意思的看点是，浙商过去穿‘草鞋’，今天终于穿上了‘皮鞋’。”他进一步解释说，体现于杭商的这一悄然变化的背后是文化回归。

首届世界杭商大会

从基本竞争力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以降，中国各地区域经济大抵将会经历三个阶段：

—政策竞争力阶段。善于和勇于主动抢抓改革先机或优先得到国家特定政策者胜出。改革初期，这一特征尤为明显。

—资源竞争力阶段。这里所谓的资源既包括市场机制发育水平、群体观念的开放程度、劳动力素质等软资源，也包括土地、矿产、能源等硬资源，以及对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改革中期至今，正处于该阶段。 

—文化竞争力阶段。这是区域经济竞争的高级形态，其带来的效应将是长远的、可持续的，决定的是未来。

北浙江再度闪亮的重要支撑点恰恰是相对于南浙江更为强大的文化竞争力。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浙江乃江南秀丽之地，人文荟萃，文化名人辈出。但现实的数据却让人大跌眼镜。

浙江省统计局2011年5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居全国各省市区中下水平。全省5442.69万常住人口中的文盲率（15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5.62%，虽然比10年前的7.06%下降了1.44个百分点，但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54个百分点，仅仅好于云南、宁夏、安徽、甘肃、贵州、青海和西藏。

2014年5月，浙江省社科联发布的一项抽样调查再次印证了这一苦涩的现实：全省“公众人文社科素养达标率”仅为10.8%，即每千人中只有108人具备了基本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这一数据比10年前的同题调查比率有所上升，但增幅远远滞后于当地经济总量、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

令浙江人颇为尴尬的数据背后，一是由于改革开放后浙江农村工业化创业起点太低，中小企业众多，产业层次低端，相应流入了大约1000多万低文化水平的外来农民工；二是南部浙江千百年来山高地薄，吃不饱饭必定读不起书，从而拉低了全省平均文化水平。

地理浙江南高北低，文化浙江反之北高南低。

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始于隋大业元年（605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止，历时1300年。期间，已知姓或姓名的682名文状元中，浙江计68名，占总数10%。浙江68名文状元按朝代分：唐3人，宋23人（其中北宋3人，南宋20人），元2人，明清各20人。按地域分：浙北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分享50人，浙南温州、台州、金华、衢州、丽水合计17人（另有一人籍贯不详），强弱不言自明。

这一格局延续至今。

作为中国最高教育水准的“211”及“985”高等院校，浙江仅有位于省会杭州的浙江大学一所，南浙江空白。另据权威机构统计表明， 2016年，在全国人才净流入占比排名TOP20的城市中，杭州以8.9%的占比遥遥居首，占比竟高于第二位城市的一倍，力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人才流入的传统强劲对手。而南浙江城市最担心的，也恰恰是以杭州为代表的北浙江城市群对本土优秀人才的虹吸效应。

浙江大学

在对浙江改革开放40年恢弘画卷的长期追踪观察中我一直认为，至少在其前20年，浙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实现“有钱人”与“有文化的人”的统一，这一规律在南部浙江尤为显性。媒体也曾无数次提及浙江数以百万计的“1代”与“1.5代”中小企业主队列中所谓的“二八现象”，即80%出身农民、80%为初中以下文凭。就文化教育程度具体而言，50%小学；30%初中；10%高中；大学几乎为零，还有少数为文盲。这一“二八现象”同样在南部浙江更为强烈。

《现代汉语词典》对何谓“文化”有清晰的解释：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但何谓“精神财富”，具体内涵是什么？却有不同的多元化解读。南浙江颇为厚重的商帮文化从本质上是指其绵延千年的商业传统，比如，义乌的鸡毛换糖、温州的皮鞋佬、永康的补锅钉秤、永嘉的弹棉郎、东阳的木雕师傅等，更准确地可称之为以特定人群共同或类似的商业行为方式及商业价值观为主体的“文化遗传基因”，具体体现为群体性旺盛的经商意识、善于抱团协作、流动迁徙偏好等。而与此“文化”概念相区别的，则是指建立在现代教育基础之上，以科学知识、技术智能等为核心内涵的人类文明结晶。很显然，由于长期的大山阻隔以及相对贫穷，在后一种意义的“文化竞争力”角度，南浙江劣势毕露。

以南浙江最经典代表的温州为例，由于改革开放风云跌宕间书写了太多让人扼腕称叹的商业神话，许多学者曾热切地将温州人与犹太人相提并论。诚然，两者有着太多的共同点：四海为家、精于经商理财，对把玩货币皆有近乎潜意识的极到位的感觉。但显现的差别是，和绝大多数出自中国社会底层、缺乏良好教育的温州人相比，犹太人的底蕴更为深厚，从马克思、爱因斯坦到弗洛依德，他们在世界范围的哲学、科技、金融、法律领域都有无与伦比的表现。至少到今天，温州人并不真的具备与犹太人同等的力量。导致彼此差别的关键无疑在于文化的积淀——科学文化水准的落差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商业文化的落差。

一个人脱贫致富大不易，要想成为能够驾驭财富的“有文化的富人”更难。现代文化土壤性的贫瘠，其结果便是“土豪”遍地。

数据称，中国已经成为宝马轿车全球销量增长最快的市场。而若以县级市为半径，拥有量最多的肯定是南浙江的世界超市义乌。当地交警部门统计，目前全市共有宝马3000多辆，另有奔驰2000多辆，劳斯莱斯、兰博基尼、宾利、迈巴赫，凡是你想象得到的任何顶级豪车随时都会在市区呼啸而过，其人均密度远超北京、上海。

还有比豪车更吓人的。

2013年11月，有媒体报道了义乌一位做建筑生意的黄姓老板儿子定亲的夸张画面：打头的是一辆玛莎拉蒂，后面清一色奔驰S级轿车。但在定亲队列中豪车都是浮云，主角是车队前方挑着担子的18个壮汉。18担是义乌定亲风俗的最高规格，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18担竹匾里除了必备的好酒、首饰外，装满的全是整整齐齐崭新的百元大钞，一共8888888元。据测算，崭新的百元人民币每张大约1.15克，一万元就是115克，撇掉8888元零头，仅888万的现金就重102.12公斤！

可惜，这个纪录只是昙花一现。几天后，隔壁东阳市一位服饰公司老板同样是儿子定亲，动用9辆劳斯莱斯，聘礼是现金1080万元，外加价值300多万元的黄金首饰和一辆300万元的路虎揽胜！

改革开放伊始，当多读了点书的浙北人张皇左右之时，穷得只剩下裤衩的南部山区农民早已义无反顾地杀将而出，无知者无畏、无产者无畏，他们赢在不怕失败的大胆以及不怕吃苦的“四千精神”。然而进入21世纪，粗放与狂野渐渐优势无存，在更为规范理性的新市场环境下，知识与文化成了很管用的通行证。于是，我们看见的场景是，“穿草鞋”的起早出发抢抓了先机，“穿皮鞋”的步履优雅而稳健，但后发制人者笃力绵长，往往能够走得更远。

从“单向开放”走向“双向开放”

如果要继续追寻北浙江活力二次绽放的为什么，文化要素之外，必是更为彻底的“开放”。

所谓“开放”，即为包容而不排外的理念与格局，是广义范畴的一种文化状态。15世纪“大航海时代”以降，凡开放者得天下，无论中西概莫如此。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有二：开放与公平。作为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先行者，自20世纪80年代始，数百万南浙江商人勇闯天涯，正是凭借自身的大开放在封闭僵化的计划体制合围间冲出一片天。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南浙江的这一开放是并不成熟的原始市场经济或更准确地称之为半市场经济。

再以温州为例。温州商帮的基本定义清晰指向是——“温州籍在温州或外地（国外）创业的企业家群体”，毫无疑问，籍贯是其十分明确的界定标准。温州话曾经被普遍吐槽为“全中国最难懂的方言”，温州人却将之视作彼此相亲相爱再好不过的天然纽带。有人形容说，温商开大会就像“一片鸟叫”，外人根本插不上话因为根本就听不懂。

浓烈的语言、血缘甚至宗族化的本土认同感，决定了温州商人群体身上沉重的地域性、封闭性、传统性的“”三重门”，与之相对应，则是与真正意义世界性、开放性和现代性的背离。世界向温州开放，但温州人并不向世界开放，呈现出的即是“单向开放”语境下的半市场经济。

2018世界温州人大会邀请函

从温州一路向北，杭州及杭州商人给你留下的则是迥然不同的印象。

2014年10月首届世界杭商大会对什么是“杭商”明确给出了三类群体的官方权威定义：杭州籍在杭州创业、杭州籍在外地创业、外地籍在杭州创业。

很显然，“杭商”与“温商”定义的差别，是将在杭州创业的外乡人包容其中，而不再把籍贯作为唯一的标尺。此次大会隆重表彰的12位“杰出杭商”中，即有4位是货真价实的外乡人：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奉化人沈国军、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华兰溪人胡季强、正泰集团董事长温州乐清人南存辉、复星集团董事长金华东阳人郭广昌。

在世界杭商大会上，你听到最主流的声音也不再是南腔北调各自抱团扎堆的方言，而是“杭普话”——虽然很不标准，但无论你来自何方都基本听得明白的杭州普通话。

杭州的“开放”元素可以说无所不在：2002年1月召开的中共杭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将“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确立为杭州的城市精神。同年10月，杭州西湖景区从国庆假期开始全面免除门票，将一个没有围墙的西湖还给每一个人，“免费西湖”的杭州模式让我们对开放与自由的天空心存遐想。

杭州西湖

杭州的“开放”因何而起，由何而来？可以考证的是，正如我们在此前所描述，12世纪初宋室的南迁与定都从根子上催化了杭州的第一次鼎盛，被北方强敌所迫的大时代背景，决定了与杭州的这一鼎盛期相伴随的是迁徙、流动、碰撞和交融。而南宋138年建都史，足以将杭州的被动式开放积淀为深入骨髓的文化DNA。

比如杭州话。作为吴方言的组成部分，其具有吴语的一般特征，完整保留了中古全浊声母和入声，以及较多的古汉语字词。但杭州话与周边湖州、嘉兴、苏州乃至嫡传吴方言的上海话大不同，在传统吴语的基础上，夹杂了大量随北方移民而来的儿化音。杭州话又被称作江南官话，是吴越地区最好懂的一种地方话。杭州话之所以好懂，就因为它曾经是一种官方语言，是唐宋官话与吴方言开放融合的产物。

地理环境对杭州的“开放”基因同样有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杭州没有什么高山，却有不容忽视的“一湖一江一河”——西湖，钱塘江，大运河。大运河之于杭州的意义仅仅是连接北方中央政权的一根脐带，而西湖决定了什么才是杭州人：波澜不惊，小桥流水，有这么一点闲暇与慵懒。但如果你认为这即是杭州的全部那就错了。杭州城南便是宽阔的钱塘江，作为浙江的母亲河，一路向东，奔腾入海，从每年农历八月十八的海宁盐官大潮，你足以想象钱塘江的磅礴。杭州人一直有“杭铁头”的民间自谓，意指刚烈如铁。那么喝西湖水长大、与白娘子千年厮守，纤弱而只解欢娱的杭州人的硬气凭什么？钱塘潮的拍岸惊涛会给你答案。

对流淌于历史深处的城市血脉及走向，政府决策层心领神会。21世纪初编制完成的《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第一次提出了杭州要拥抱大开放，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2017年6月，杭州市委城市工作会议更是进一步明确“拥江发展”战略，要将钱塘江拥江入怀，让“一江春水穿城过”，跨江发展杭州，建设世界名城。

一片开放而自由的天地自然会讨得外来者的欢喜。

因为毛泽东的名篇《别了，司徒雷登》而被国人所熟知的民国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1904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念完书后重返杭州，继承父业成为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并参与建立杭州育英书院（之江大学前身），1946年国民政府授予其“杭州市荣誉市民”。司徒雷登的父母和一个兄弟死后埋葬在杭州九里松的外国坟山，2008年11月，20世纪60年代在华盛顿病逝的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于杭州半山安贤园。

作为湖南农民的儿子，杭州也可能是毛泽东除了家乡之外最喜欢的地方了。据统计，1952年至1975年的22年里，毛泽东来过杭州40次，几乎平均每年两次。

杭州知名作家李杭育曾经撰写过一篇精准评价杭州城市灵魂的文章，文章的标题即是《杭州是天下人的杭州》。李杭育说，在杭州这地方，一向最风光最有“出息”的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十有八九不是杭州人，杭州的外乡人普遍比杭州本地人富有，“我恰恰以为这是杭州的光荣。”

八面来风、兼容并蓄的杭州，呈现的是区别于温州全面而深刻的“双向开放”的现代市场经济。浙江和广东发展路径不尽相同，但却是中国式市场经济发育最为成熟的“双子星”。没有开放就没有市场经济，身为市场大省浙江的省会，杭州海纳百川的开放型文化底蕴，将“开放”推向了全新境界。

“天下人的杭州”成就了天下人，最终也必定会成就杭州自己。当时间来到全球化与互联网新经济的交叉点，杭州的开放优势被彻底激活。

于是，以杭州为原点的北浙江领跑浙商“第二程”，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作者胡宏伟，浙江永康人。财经作家、高级记者，曾任新华社浙江分社副总编辑，现任澎湃新闻副总编辑、浙商总会新媒体委员会轮值主席、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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