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任经侦

这个“白领”可不好当

后来，许华良先后调任余杭公安分局网警大队大队长、法制大队大队长、仁和派出所所长。两年前，他调入经侦大队，任大队长。

刚上任那会儿，有一位老同学打电话来，向他道贺：“老许，这回轻松了，‘白领大队’大队长啊！”

许华良一听，笑着顶了回去：“去你的！我们每年有8个月在外面跑，要跑15个省160个城市，要不你来？”

老同学一听，愣了一下，连忙把话题岔开：“你这么丰富的阅历，还怕应付不来？”

许华良说，把经侦大队看成“白领大队”，那是“老皇历”了，自己是“没赶上好时候”。社会经济越发达，经侦案件就越复杂，经侦民警就越得烧脑。经侦大队共21位民警，经常是一个民警手头要同时跟进三四个案子，就这样，人手还时常不够用。很多民警办着案子，渐渐混成了相关领域的半个专家。“知识产权、金融消费、税务、合同法、民法……你全得懂吧？”许华良说，“比方说，什么是信托计划？你去审查，至少不能被人家忽悠吧？”

近两年，余杭区非法集资案件多发。许华良记得，去年夏天，某非法集资案件的受害人陈大刚（化名）从河南老家赶到临平来“讨债”。

那是一个傍晚，分局案件受理中心已经下班，年届花甲的陈大刚带着坐轮椅的八旬老母赶来，吵嚷着非得从公安局拿回10万元钱才肯走。窗口民警耐心解释无果，只能将情况转给许华良。

“老哥，案子已经办了，人也已经抓了，但咱们办案子得讲究流程，要通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最后还要法院来判决。再说，追回来的钱，我也不好自说自话给你的呀。”许华良耐心地和陈大刚解释，“这样吧，你的情况和我详细说说，我都给你记清楚，等法院有判决结果了，我马上通知你。”

陈大刚见许华良是位领导，情绪缓和了下来，也认可许华良的提议。不过，他告诉许华良，自己是借了2000元才来到杭州的，住宿、吃饭的钱都没了。许华良听罢，掏出几百元钱，塞到陈大刚手里，又立即为他联系了旅店。“你不要嫌弃，先将就住一下。”许华良这么一说，陈大刚更加配合，这起突发情况便圆满解决了。

“受骗的群众心里苦，又没处讲，我们都能理解。”许华良说，“其实，大家都是因为相信我们，才来找我们，所以，我们更加要拿出耐心来做工作。”

近两年，许华良经手了不少非法集资的案件，他发现中老年人特别容易上当受骗。“我们国家的老年人都是勤俭节约的，一辈子不容易，攒了点钱总想留给子孙。偏偏人上了年纪就容易固执，小辈说的有些话，他们听不进去，自己的专业知识又不足，往往容易踩进非法集资的陷阱。”他说，“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难以忘记

文印店里的那碗片儿川

从警20年，许华良办结的案子不计其数，一些大案要案一旦办结，同事们不免要聚在一起，痛饮庆功酒。对于许华良来说，要论吃，他印象最深的还是20年前的一碗片儿川。

1999年，当时的余杭公安刑侦大队就在瓶窑派出所里，派出所门前的路上，各式各样的大排档烟火气十足。在连排的大排档中，有一家10平方米左右的文印店，许华良刚入职刑侦大队时，一个名叫小琴的打字员正坐在文印店里学五笔。

那时候，刑侦大队没几台复印机、打印机，大量急用的档案得到文印店去印，因此，文印店的营业时间几乎和刑侦大队的上下班时间是一样的。有时候，许华良回宿舍时见文印店还亮着灯，便会和同事们进去坐坐。一来二去，他便和小琴熟络起来。

小琴是仓前人，与许华良同年，自幼丧母，16岁便和哥哥外出打工。在许华良眼里，小琴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有一年冬天，一个流浪汉到文印店门前乞讨，小琴给了他几元钱，又把许华良送来的香蕉分了一半给他，这让许华良对这个姑娘好感倍增。

冬日里，小琴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电脑前打字，两只手上长满了冻疮。她忙得没时间吃晚饭，许华良下班就帮她去买吃的，买的经常是片儿川。于是，文印店里总是能看到这对青年男女一起吃面——她对着电脑，捧着面碗；他坐在柜台外，热气腾腾。

后来，文印店的老板娘因为怀孕生子，打算把店顶出去，小琴借了些钱，把店盘了下来，一开就是七八年。再后来，小琴创办了公司，手下有三四十名员工。当然，小琴的另一个身份是许太太。

“我老婆赚钱当然比我厉害了，我父母对她的评价也很高。”许华良说，“跟二老一起生活了十来年，她的品性，二老都看在眼里。现在，家里有什么事情，老人家都是找她，都不找我了……”

对于妻子，许华良始终还是心怀歉疚的，只不过他平时不会说出口。妻子生女儿时，他没有陪在妻子身边；如今妻子怀上二胎，建卡、找医生、做产检，又几乎是妻子“独立完成”，他一次也没能完整地陪下来。说起这些，许华良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做警察，自己的事情要懂得放弃，多为老百姓做事情。”这是父亲当年嘱咐许华良的话，许华良始终记得。“亏欠家人的，以后有机会慢慢弥补吧……”许华良有些自言自语——毕竟，摆在他案头的，还有那么一摞待处理的案卷、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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