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加剧良渚社会分化 印证文明社会的产生

杭州日报 通讯员 李力行 记者 柴悦颖/文 记者 张之冰/摄 部分图片由良管委提供

考古专家找到疑似良渚先民雕刻玉器纹路的工具——燧石。

微雕平行细线间隔仅为0.1至0.2毫米。

反山墓地出土的嵌玉漆杯。

钟家港复原效果图。

2017年，良渚古城遗址，一条5000年前的钟家港古河道经过考古发掘后重见天日，大量玉料、石钻芯、漆器、陶器、石器、木器坯件、鱼钩等文物出土。

提起当时的景象，浙江省文物考古所考古学家王宁远心潮澎湃，站起来用手指在地图上划出一个圈，“这给考古工作提示了重要线索：河岸台地必定存在手工业作坊，内城居民的身份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业生产者。”

良渚文化，在日渐成熟的犁耕稻作农业基础上，制陶、研石、纺织、木作、土建等技术门类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器物穿越历史时空给人类带来共鸣，至今看来仍觉不可思议。镶玉漆器、彩绘漆器、刻纹黑皮陶等精致器皿以及神人兽面纹微雕，无不带着礼制留下的烙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见证过良渚古城无数奇迹的王宁远总结，手工业态的出现，加剧了良渚社会由社会分工所致的社会分化，而这恰是文明社会产生的必要前提。

见证

一条古河道，揭开手工业的秘密

良渚古城内，河网密布，尤其是宫殿区的东面，有一条钟家港古河道。据研究发现，这条河道长1.2公里，宽5—75米，是当时的主干河道，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慢慢消失。

“西岸有人工加工的痕迹，护岸用的是木桩，还铺了芦席。此外，河道内还发现数根很可能是用于莫角山宫殿建造的大型木构件。岸边则存在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在一起，有些是废弃的房子，有些是倒掉的墙。”王宁远说，考古队沿着河道西岸一路挖开10米宽，发现了很多秘密。离它们不远处，又找到了大量的漆木器、木器坯料、燧石石片、玉料、玉钻芯、石钻芯等。

它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当时，考古队在河道里找到一只还没完工的圆饼状木坯，是做漆盆木胎的，大约30厘米宽、10厘米高，边缘还画着一条线，“以前的技术还不先进，做盆就是先画好线，拿工具一点点往里头掏，掏出一只盆来，最后上漆。”

燧石石片很锋利，是用来雕刻玉料的；玉钻芯、石钻芯，是玉器和石器钻孔剩下的边角料。细看这些文物不难发现，良渚琢玉技术已很先进，可以给玉钻孔、微雕，玉琮外观圆润、内圆外方，工艺极好。

出土的文物中还有网兜、木叉、箭头以及大量陀螺，这些手工艺品证明这一带存在木器坊、玉器坊、石器坊，是王城里的手工业作坊区。

“结合对古城周围的专项钻探调查，我们证实良渚古城的内城没有稻田，城内居民主要是贵族和各类玉器、石器、漆木器、骨器等各类手工业者。”王宁远说，良渚时代已产生明确的城乡分野，这意味着良渚古国能通过某种方式向周边调集充足的物资。

还原 一座微缩模型，再现土建技术成就

热闹的钟家港，自然是人最多。良渚博物院内，有一座钟家港3D复原模型，近400个微缩建筑与人物，拼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良渚风情全景图，上面的房屋、手工业者的动作神态细致入微：琢玉的人，伐木的人，挑水的人，划船的人，捕鱼的人，采摘的人，种植的人，补衣服的人，甚至还有“偷懒”的人。

这些手工匠人，不止在这里干活，从古河道里留下的生活垃圾来看，他们吃住都在王城里。能住进王城，也算手工匠人里的佼佼者了。细看模型，甚至连人物手中切玉的细绳也看得清清楚楚。它的制作人宋子良，是一位毕业于中国美院的室内设计师。

“接到良渚博物院的委托，我依据头骨等考古资料复刻这些人物，先画出面貌，再让真人演示动作，通过3D建模数据打印出来。其中工匠凿玉的动作，如钻孔，孔壁修复，制作直槽工具等动作，都由考古所专家亲自演示。”宋子良说。

在中国古代的建筑、家具及其他器械的主要结构中，常能见到榫卯结构。凸出的部分叫榫，凹进去的部分叫卯，采用凹凸部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连接加固，不用一颗钉子。使用得当，两块木结构之间就能严密扣合，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

宋子良说，不少旁证提示，良渚时期建造的房屋，已经大规模使用榫卯结构，比如桐乡普安桥遗址F3发现良渚早期的民居遗址，海盐仙坛庙发现良渚早期的群体房屋遗址。

莫角山宫殿遗址，自然也是良渚人最巅峰的建筑作品。大、小莫角山、乌龟山等宫殿，广场土台上、房屋与房屋之间、房子台阶前都铺有木板。“下雨天搞广场活动，良渚人的鞋子都不会湿呢。”当时这些能工巧匠的设计思路和手艺，展现中国古老的文化和智慧，连宋子良也赞叹不已。

创新 一件玉琮，微雕神像展现鬼斧神工

在中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良渚文化是一颗耀眼明珠。对于钟家港古河道的探究可以得出，良渚时期的手工业已有极高的成就，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等都达到较高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工匠在制作技艺上的创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少现代化工具，并未影响手工业态的发展。从出土的石器、骨器、玉器等来看，良渚古人的创造能力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纹饰主题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和信仰，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不少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各种手工艺品从开采至加工，都需要专门的知识以及训练。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手工业的进一步专门分工，是毫无疑问的。

“比如石器，工匠们先在某个河滩上打出粗坯，再运回城里精加工。玉石金贵，只能切割，工匠就用竹片和绳子沾上带水的砂石进行摩擦、钻孔，制出需要的形状。”王宁远说，硬性片状物切割和柔性线状物切割，是良渚解玉的主要方法，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986年，考古学者在余杭反山遗址发掘出11座良渚文化大墓，出土了1100多件套玉器，其中有一件高8.9厘米，重6.5公斤的玉琮，为目前已知良渚玉琮最大的一件。这件“玉琮王”微雕技术令人叹为观止，其上的神人兽面纹的实际宽度不足4厘米，高仅3厘米。完成整幅图案至少需要上百条阴刻线条，甚至在1毫米宽度内精刻出4～5条笔直平行的细线，每条仅为0.1至0.2毫米。尤其是神人颈部纤细的直线，排列极为精密，竖线互不交叉重合，用放大镜仔细审视连间距都大体相同，良渚工匠能在如此小的范围内刻出精细繁密的图案，堪称鬼斧神工，放在现世都是一门绝活。

传世

一根权杖，集中社会财富和权力

“神王之国”良渚，手工业态就是“文明实证”。良渚博物院内，时常有参观者驻足于一根象牙权杖前。

在良渚文化时期，一些稀有的动物骨骼等，常被用来制作礼仪用具或附件。制作最为精美的骨器，是2010年在福泉山遗址发掘出土的象牙权杖。

“当时发现了两件保存相对完整的象牙权杖，分别出土于墓主的左右两侧。其中保存较完整的一件，长约1米，有镦，象牙权杖主体为片状结构，器物表面装饰有精美繁缛的细刻纹饰，以转折处为中轴线，用浅浮雕的方式细致表现出神人兽面纹的主题，共有10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晔研究员说，这些骨制品除采用硬度较高的鹿骨作原料外，各种哺乳动物的四肢骨、肋骨、牙齿等都是制作骨器的材料。良渚先民采用锯、切、削、磨、钻等技术，因材作器，形成了形制各异的骨器。一些鹿骨的边角料，还被截下来制成锥子或锤子。

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众多精美的手工艺品只集中于少数墓葬，这些发现，反映了良渚社会财富和权力集中的事实。在女性墓的随葬中，还出现了石纺轮。纺织手工业在当时的权贵阶层中，仍旧是高端手工业，并由女性权贵掌控。

因为日常耕犁、烹饪、纺织、狩猎、祭祀等需要，良渚时期的石器制作也已趋向专业化生产，生产生活用具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农具的种类增加，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

那时，良渚茅山有大块水田需要犁耕。良渚古人制作的石犁，由人力或畜力等作为牵引，将间歇翻土改为连续式翻土，极大提高了耕作效率。最早出现在崧泽文化晚期的石犁，标志着环太湖地区的农业由耜耕翻土阶段进入犁耕翻土阶段，为良渚文化时期广泛采用犁耕农业奠定了基础。石犁呈锐角三角形状，两腰开刃，后端弧凸，中间有钻孔，用来安装和固定。为防止耕作时崩裂，石犁需要安装在木质的犁架上使用，只露边缘刃部。

而从瓶窑镇北湖采集的黑陶椭圆形盘刻符豆，则是良渚先民生活中最重要的盛器和食器。黑陶豆身为喇叭状有竹节形，盘中刻有一些符号。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陶埏》开篇讲道：“百里之内，必产合用土色，供人居室之用。”

在历史的长河中，良渚文明就像一颗明珠，不断影响、延续至后世。残存的遗迹，证实良渚社会已形成金字塔形的社会分层结构。发达的手工业态，不仅构成良渚文化重要的物资来源，也反映出良渚先民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再利用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