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中起到凝聚人民力量的重大政治作用

杭州日报 通讯员 李力行 记者 熊艳/文 记者 李忠 张之冰/摄 部分图片由良管委提供

2018年第四届文化遗产世界大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大咖”参观良渚博物院。

神人兽面纹

玉琮王上的神徽图案线图

瑶山遗址。

在浙江省博物馆，一件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刻有“神徽”的玉琮引人注目。

“这是一个年轻的节目，多年轻？也就上下五千年吧。”在耳熟能详的《国家宝藏》节目中，周冬雨成为这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反山王陵出土的玉琮王的“守护者”。节目播出后，举国上下掀起一股良渚热，《国家宝藏》节目收官后，玉琮王入选为九大“国宝”之一。

称王者，自有独到魅力之处。首先是大，它是良渚出土的玉琮之最；其次是纹饰独特繁复，五千年前的良渚先民没有金属制琢玉工具，居然能雕刻出如此精美纹案；最重要的是，它的“神人兽面纹”是良渚玉器图案的母题，遍布良渚文化分布区，并且形象统一，形态稳定，是良渚先民共同尊奉的神祇，标志着当时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发现 1986年反山遗址“玉琮王”露出真面目

198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也是一个令考古学家几度兴奋的年份。

“这一年决定在杭州召开纪念周年学术研讨会，但我们很着急，上海和江苏都陆续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大墓，而良渚文化的发现地浙江却一直是空白。哪里会有良渚大墓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良渚古城发现者刘斌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最终目的地锁定在：反山！为什么呢？首先，1982年上海福泉山遗址发掘以后，考古学家们认识到良渚文化可能与堆砌土墩有密切关系，业界提出了“土筑金字塔”说法，而反山从路边暴露的土层断面来看，它就是一座人工堆筑的熟土墩；其次，上世纪七十年代据说在反山南侧挖防空洞时曾挖出过良渚玉器……种种迹象让考古学家们对于反山可能埋藏着良渚大墓充满信心。

1986年5月8日发掘正式开始，事实也正如考古学家推测的一样。刘斌在《神巫的世界》一书中记录着这难忘的时刻——

“在领队王明达先生的主持下，发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首先在表土层发现11座汉代墓葬，说明土墩是汉代之前堆的，增强了大家的信心；其次，在挖到1.5米深时，在编号为T3的探方中部，找到了一个南北长约3.1米，东西宽约1.6米的像墓葬形状的遗迹，随即按照挖墓的方式继续向下清理。当挖下去五六十厘米以后，还是未见任何遗物，大家开始有些着急和怀疑起来，而此时王明达仍然很坚定，坚持继续向下挖……在清理到约1米左右深时，正像大家所期盼的那样，第一件良渚玉器终于露头了，当确认是一件玉琮时，王明达激动地跳了起来：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因为玉琮是良渚文化墓葬等级的重要标志，它表示我们已经真正挖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大墓……”

按照顺序，这座墓葬被编为12号，刘斌有幸承担了这座墓的清理工作。他说，从器物露头到清理完毕，共花了3天多的时间。“当手中的竹签插进土里，碰到玉器时那种硬硬的感觉，那种无比的好奇与期待是最让人激动的。这座墓中出土了至今发现的个体最大的玉琮和玉钺……反山遗址的发掘转眼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可‘玉琮王’和‘玉钺王’出土时的情形，现在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当年将玉琮王捧出墓坑时沉甸甸的感觉仿佛还停留在手上。”

刘斌说，对于解读良渚玉器，了解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反山王陵遗址的发掘起了开创性作用。

初识 玉琮王上的“神人兽面纹”藏着先民信仰

说起对于神人兽面纹的初识，还有一段小故事。

有一天，摄影师强超美在观察刚刚冲洗出的反山M12玉琮王竖槽中的神徽照片时，兴奋地发现刻在浮雕图案周围的手臂纹饰，她惊喜地叫了起来：“你们快来看呐，兽面的两边原来是两只手！”

考古学家们赶紧放下手中的工作，跑到门口来看，大家惊呆了：那确实是两只手,大拇指向上翘起，是那样的清晰，仿佛正扶住那像面具一样的两只大眼睛！

“那天大家的兴奋程度不亚于玉器发现时的情景。”刘斌说。

刻在玉琮等器物上的神徽图案，在反山遗址发掘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于饕餮的兽面纹，反山遗址M12出土的玉琮王竖槽中和玉钺王上所刻的完整神徽图案，使考古学家认识到原来被认为是兽面的纹饰，其实是一个半人半兽的神灵形：他头戴羽冠，双手扶住两只大大的兽眼，宽扁的嘴巴里，有长长的獠牙伸出嘴外，下肢是两个弯曲的兽爪。

“这种认识的改变，对于探讨良渚文化的宗教内涵及玉礼器功能等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刘斌说，良渚玉器上的纹样可谓是姿态万千，风格各异，但主题基本分为三种：一种是龙首纹，见于良渚文化早期的少数玉器上；第二种是鸟纹及相关符号，只见于良渚文化晚期的玉璧等少数玉器上；而最为多见和贯穿始终的就是这半人半兽的神徽图案，这种神灵形象的多种变异表现形式与演变，构成了整个良渚玉器纹样的主流。

从整个良渚文化所包含的太湖流域及更广的地区来看，这一神灵的眼睛、鼻子和神冠，以及相关器形等表现出极其统一规范的模式，这种统一模式使考古学家以及公众相信：“良渚关于这一神灵的崇拜，完全超出了部族早期关于图腾的一般概念，是经过了上千年甚至更早长时间的提炼复合，已根深蒂固地融入这一地区人们脑中的一种神灵形象。”

变革 “神与王”社会权力重心位移

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发掘了余杭安溪瑶山遗址。这一次，不仅又发掘大量精美玉器，也为良渚文化增加了一项新的重要内容——祭坛。

他们为什么要在山上修建祭坛呢？祭祀的内容是什么呢？良渚大墓与祭祀，良渚玉器与祭祀之间有密切关系吗？这一系列问题困扰着考古学家们。

1996年—1998年，瑶山又进行了多次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发掘和修复一年多时间里，我天天站在祭坛上思索那些困扰我的问题。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些重要节气的日子里，我在祭坛的中心竖立起标杆，测量日影的变化和日出日落的方位，我们发现祭坛应该是用来观测天象进行纪年授时的场所。”刘斌说。

良渚先民在崇拜神灵和表现神灵的过程中，创造了玉琮、玉璧、玉钺、玉冠状饰、玉三叉形器等代表不同阶级的玉器，作为祭神之物。玉器图案从早期极尽对神灵的刻画，到晚期转而对祭祀场景与巫师的表现，反映出一种观念的转变与社会的变革。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演化，人类自身的力量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人们似乎越来越脱离对神灵的依赖。随着社会组织的日益庞大、复杂与完备，政权在社会组织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与早期相比，对神灵的崇拜和祭祀从政权的内容渐渐转为政权的手段。这似乎是社会从自然之治、神灵之治转为人力之治的一种象征：巫师与首领取代了神的地位渐成为社会的主宰。”浙江省文物考古所考古学家王宁远说，这种“变革”反映在一系列大规模建造工程：包括城外水利系统(约公元前3100-2650年) ，莫角山宫殿区(约公元前3000-2850年)，甚至包括内城以及钟家港台地与古河道等，揭示出这个早期国家在崛起过程中，王权的兴起伴随着大规模建造工程的组织管理行为。更准确地说，当时大规模建造工程的组织管理需求促成了王权的兴起。

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在实地考察良渚古城遗址后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古城遗址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不仅仅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头，也是东亚最早的文明。”

考古学家们普遍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一神教是后起的、高级的宗教形态。它的发生、兴起都和民族崛起、国家政治集权化等大型事件有关。因此，一神教不仅是人民自发而纯粹的精神信仰，其本质是按照需求被创造出来的政治宗教，结合良渚古城在区域性文明进展中的突变现象，这个神人形象在从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社会转型中，起到了凝聚人民力量的重大政治作用，与世界诸多早期文明(或含起源阶段)的早期国家或成熟国家对比，具有一神教现象的实为罕见，更多存在的是自然神或祖先崇拜类的信仰方式。故此推测，良渚古城时期的社会复杂程度在信仰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