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岁时记，最早出现在书中，是南朝江陵人以荆楚岁时节令为轴，书写家乡自元旦至除夕的风物故事。

今起，“风雅宋”开辟新专栏“岁时记”，即以历史上的今天为原点，遥想当日时光。当历史的真实在字里行间与现世的瑰丽重新相遇，一笔宋字，跃然纸上的智慧和生机，不只回溯。

正是莺啼时节，今日起，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幕的《折枝入瓶——宋人的花事与瓶赏》展览上，讲述了另一场相遇，当花与瓶相遇，花与瓶相得益彰的考量，也会相应派生出瓶花的美学与仪式感。

一枝花，一瓶花，一年景，“众木爱芳春”。

绍兴五年（1135） 那时繁花

乙巳，诏以翠羽为服饰者，依销金罪，并徒三年，许人告，赏钱三百千。工匠同之、邻里不觉察者，抵罪。邻里告发者，赏钱二百千。已造者三日不毁弃，同此。

（《系年要录》卷九六，第1584页）

单论审美，南宋绝对算是高端局，文学艺术上的造诣就不用说了，即便是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也同样追求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南宋的潮人为了穿着打扮甚至跟皇帝扯头花，而且扯了五任君王也没输。

扯头花的主题很简单：皇帝要求民众勤俭朴素，具体而言就是不许戴翠羽饰品，不许穿销金衣裙；老百姓这边呢，默认“中国式宽容”——都不容易、习惯就好，你说你的我穿我的，主打一个佛系贯彻。

在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推崇的“礼法”里，服饰等级制度一直是重要内容，所谓“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宋代在立国之初便建立了服饰制度，992年，宋太宗赵光义指定翰林学士李昉制定了宋版服饰制度，对种类、色彩、材质等等均作出非常严格的等级之分，严禁逾越。

然而，到了南宋时期，皇帝发现审美的队伍不好带了。随着商品经济繁荣而劲吹的时尚之风，裹挟着财富骄傲、生活意趣和价值观念浩荡而来，僵硬死板的服饰制度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纹。南宋时期有一套规范的皇帝赐花制度，官方带货推动了花饰成为集体风尚，美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花如海的“和宁门外”、马塍和官巷的鲜花花市、花团一带的仿生花店铺终日门庭若市，漂亮昂贵的翠羽和销金服饰最为fashion。

翠羽就是点翠首饰，销金则是用金箔或金丝制成装饰衣服的花朵和花边。在当时，御街中段官巷一带的时尚名品街，汇集了飞家牙梳铺、归家花朵铺、盛家珠子铺、刘家翠铺、宋家领抹销金铺、沈家枕冠铺等名店。《梦粱录》里描写“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特别是苏家巷的“二十四家花作”，不仅店多隆市，成为消费者的主题购物街区，而且在元宵节百戏演出时，充分发挥人才和技术优势，推出的木偶戏服饰艳丽，还戴着各种精美的花朵和珠翠花冠，是全城争睹的“南宋玲娜贝儿”。

眼瞅着华服美饰内卷到了木偶身上，皇帝决定站出来一票否决。1135年，高宗在两天里连下两次诏令严禁销金铺翠，还规定了各种连带责任以及赏罚举措。1157年，高宗甚至责令有关部门把进贡的数百只翠羽在热闹的大街上当众焚毁，以儆效尤。此后，禁止销金铺翠的接力棒从绍兴年间延续到咸淳年间，孝宗、光宗、宁宗、理宗保持队形，重申严禁服饰逾制和奢侈风气。

对于南宋朝廷而言，在礼法约束之外，此举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维持卧薪尝胆的政治姿态。南宋一直说不上居安思危，因为它从未获得过彻底的安全感。外部的不安来自金朝的威胁，如同一直悬在头顶的剑锋；内心的不安来自进退维谷，“时刻准备打回老家去”的主战派与“尽量用钱解决问题”的主和派，他们之间的矛盾交织在南宋政权一百五十年的生命里，使得它始终无法形成稳定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心态。

在这种不安全感笼罩之下，过去与未来，故乡与他乡，盛放与凋零，内忧外患交并的现实拷问与对未来人生的本能期许，最终累积并塑造了南宋审美的内在张力和哲学况味。

宋代花冠最有名的是“一年景”，就是用桃杏花、荷花、菊花、梅花嵌成花冠，也叫四季花冠。

今生戴花，来世漂亮，就算明明知道四季花朵不会同时开放，知道刀光剑影从未远离，知道美好的当下随时可能中断失去，但仍然选择相信这一抹丽色里的追忆和向往有价值，相信对美的追求与热爱有恒久意义，相信在很多很多年之后，人们会被肆意盛放的南宋繁花深深打动，朝向历史的追光赞一声全场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