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岳庙的“岳飞纪念馆”（原启忠祠）西侧展厅内，立着一口日本铜钟，说明牌上写着：“（此钟）原系日本纪州法轮山福生寺旧物，铸造于明和四年（1767）。清同治、光绪年间，钱塘人胡光墉（号雪岩）东游日本，购回此钟赠送给岳王庙。”

中国文物流落海外的不少，而外国文物流入国内，较为罕见，能留存至今更是凤毛麟角。这口铸造精良的日本古钟不仅留了下来，还被安置在岳庙中，受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王爷的注视，其背后的故事，惊心动魄，振聋发聩。

胡雪岩的善举

故事的第一个关键人物，便是胡雪岩。这位清末红顶商人，当时的中国首富，为什么要买口日本铜钟送给岳庙？

清同治、光绪年间正是胡雪岩的人生巅峰。这段时期，胡雪岩从一个捐班的道员，以军功赏加布政使衔，顶戴换成了从二品文官的红珊瑚，并赐黄马褂，成为真正的“红顶商人”。虽然乾隆年间也有盐商是戴红顶子的，可戴红顶又穿黄马褂的商人，整个大清朝只有胡雪岩一个。

胡雪岩的母亲金氏笃信佛教，她认为儿子辅助左宗棠南征北战，所以要多行善事当作补偿。胡雪岩早年失怙，对寡母十分孝顺，于是在同治、光绪年间，奉母命多次为各省的水陆灾荒，捐献了大量的钱粮衣物。由此也为胡老太太博得了一个正一品的封典，使胡雪岩得以在杭州元宝街的住宅外大起门楼。浙江巡抚到胡家，也得在大门外下轿，因为巡抚的品秩只是正二品。

杭州本为东南佛国，历来寺庙众多。清军收复杭城后，胡雪岩出巨资修复了许多寺庙，如伏虎庙、灵隐寺等，他还在修缮一新的灵隐寺内为老母举办过规模宏大的八十大寿水陆道场。

寺庙的建筑虽大多得以恢复，但出家人礼佛、作息、修行所用的重要法器——铜钟，大部分已被太平军熔铸成了枪炮或钱币。胡雪岩得知这一情况后，便想方设法给予援助。可重铸众多梵钟，既要有铜料，又要有良匠，并非易事。

此时，隔海相望的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运动，废除了幕府统治。昔日由幕府庇护而享有特权的日本佛教，被更适应维新政府统治的神道教所替代。加上以前佛教僧侣凭借特权，傲视儒教、神道等教，尤其上层僧侣的骄奢生活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于是全国发生了“废佛毁释”运动。佛寺大量被毁，年轻僧侣纷纷还俗，老年僧侣不得不靠变卖庙产度日。

胡雪岩不知是获此信息，特赴日本去收购佛钟的呢，还是刚好东游顺手淘得的，史料中没有具体记载。据说当时胡雪岩在日本纪州、大阪、奈良、江州等地，以低廉的价格从各寺庙共购得五十口佛钟。

这些佛钟大小不一，年代也不同，但大多铸造精良。日本的佛钟铸造源于中国唐朝的钟铃文化，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如钟上均饰有中国佛钟上较少见的乳钉纹，形状也多为古朴的平口直筒形。

当时要把这批重达几万斤的铜钟送至杭州，也是件不容易的事。胡雪岩先将铜钟集中送至大阪、纪州等沿海地，然后装船入海，迎风破浪，运至宁波港，再经浙东运河送抵杭州。

铜钟到了杭州后，胡雪岩请人在每口钟的纵带上镌刻双线阳文“钱塘弟子胡光墉敬助”字样，然后分送各座寺庙。其中除大部分赠予杭州城内的庙宇外，还远送至桐乡崇福寺、天目山昭明寺、湖州铁佛寺及苏州灵岩寺等。

现栖霞岭岳庙内的这口日本铜钟，原本是胡雪岩送给城内众安桥岳庙的。当时杭州城内城外有两座岳庙（众安桥与栖霞岭），众安桥岳庙建于清同治年间，由司狱吴廷康兴建，时间上远迟于栖霞岭岳庙，但因吴廷康坚信该地才是岳飞的初葬地，所以反称其为“老岳庙”。

岳庙现存的这口铜钟，也是当年胡雪岩送给杭州众多寺庙之日本钟里的唯一“幸存者”。那么杭州其他庙里的日本钟都去哪儿了呢？这就引出了本篇故事的第二个关键人物——米内山庸夫。

米内山庸夫寻钟

米内山庸夫是1928至1931年日本驻杭州领事。此人一上任，便受到一位前辈的嘱托，让他留意查访杭州的日本钟。这位前辈名叫速水一孔，是清末日本驻杭领事，回国后在文化事业部（省）任职。速水一孔一直对这批流落到杭州的日本文物念念不忘。

米内山庸夫没有辜负前辈的托付，一一走访了杭州的大小寺庙，最后在各庙中一共发现了十四口日本佛钟，并将每一口钟的现存地、大小尺寸、原在地、铸造年份、铸工姓名等分别记录在案。

这个记录为杭州的这批日本钟留下了一份较详尽的史料，因为胡雪岩当初捐钟纯属个人行为，光绪、民国的《杭州府志》金石类中均无记载。

根据米内的记录，杭州吴山上的省城隍庙、解神殿、文昌庙、神霄雷院、东岳庙以及龙兴寺、众安桥岳王庙、五云山真际寺、云栖寺、北高峰灵顺寺、上天竺法喜寺、南星桥谯楼、天目山昭明寺等均有日本铜钟。

这批日本钟从铸造年代来看，最早的是神霄雷院这口，铸于日宽永十三年，即明崇祯九年（1636）；最晚的是灵顺寺这口，铸于日文化八年，即清嘉庆十六年（1811）。

这些来自日本关西各地寺庙的铜钟，有好几口出自京都三条釜座、大阪南御堂等著名铜铁器铸造地，铸工不乏大师级的名匠。钟的口径大至1米，小至0.6米，现岳庙这口算是其中较小的一枚。

其中最大一口胡雪岩送给了省城隍庙——不仅因该庙是杭州城的主庙，也不仅因其开设的胡庆余堂国药号，就在吴山城隍庙的脚下，当年胡雪岩就是在这座庙旁的茶馆里，结交了人生第一位贵人王有龄，所以他对该庙情有独钟。

胡雪岩同治年间曾为其捐修门廊，使之“坡级石阑，焕然一新”，颇为壮观，其后又将漂洋过海运来的最大一口日本铜钟赠予该庙。而胡雪岩没想到的是，五十多年后，就是这口钟，将会引发一个当时对杭州城影响甚大的事件。

米内山庸夫对杭州日本钟的调查统计，其实还漏了几口。新中国成立后在杭州仙林寺（后改天华小学）、虎跑定慧寺里又各发现了一口胡雪岩送的日本钟。所以当年胡雪岩究竟送了多少口钟，至今还是个谜。

而米内山庸夫当年对这些钟的调查，也并非想要追回散落杭州的本国文物，而是为之后一起更大的阴谋留下了伏笔。

劫掠中国典籍与文物

米内山庸夫在杭城历史上被提到的次数并不多，但此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日本侵华时期，所实施及谋划的几件事情，对杭州均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地地道道的中国通，米内在中国待了近三十年，曾任广东、杭州、济南、海拉尔、哈尔滨等地的领事。这个精通汉语、深谙中国文化的日本职业外交官，其足迹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

早在1910年，还在“东亚同文书院”读书的米内山庸夫，就在学校的组织下对中国的云南、四川等地进行过考察，并对当地的人文历史、气候、地形及交通情况撰写了详细的考察报告。当了外交官后，其在中国实地调查的范围更广，先后写有《支那风土记》《蒙古风土记》《日中之将来》等。

中日开战前，有许多像米内这样的日本人，长期深入中国各地进行所谓的“文化考察”，大量收集各种资料，其目的就是为以后日本的侵华计划提供情报，实际上就是隐藏得很深的间谍。

米内山庸夫任驻杭领事期间，干了两件“大事”：一是用所谓“庚子赔款”收购了杭州东海藏书楼的藏书运往日本；二是最早在凤凰山发现了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并将官窑瓷片及窑具带回日本研究和收藏。

东海藏书楼主人徐则恂，时任浙江省内河水上警察厅厅长，中将军衔。此人虽为军人，但喜置书藏书，所藏之古籍善本不下四五万册，其藏书中全国各地的省志、府志、县志等方志就有一百七十多部，这些方志对各个地方的人文历史、山川地形等均有非常详尽的描述。其中尤以浙江的府、县及乡镇志居多，仅徐则恂本人编写的《修正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就记载了浙江省的水陆详细界限。这些志书不仅具有人文价值，还有十分巨大的军事价值。

收购东海藏书楼藏书行动，是由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一手策划的。1929年7月，外务省密令当时在杭的米内山庸夫，以“中国当前局势动荡不安，恐藏书难以保全，不如出让给日本图书馆安全保存”为由，通过多次交涉，终于说服徐则恂将藏书出让给日方。

最终日方以三万四千银圆的价格，收购了东海藏书楼的书籍，而这些钱是从中国“庚子赔款”中拨付的，等于说日方分文未付，白拿了这批古籍。

然后在日本驻沪总领馆的协助下，利用外交豁免权，秘密将这批书籍以公用货物之名通关，经上海转运至横滨，再送至东京大学东方文化学院图书馆。

这个东京大学东方文化学院，后改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是日本国内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心，至今东海藏书楼的书籍还藏于该所。由此也可得出为什么日后侵华日军的军事地图会如此详细精准。

这是一起日本劫掠中国文献典籍的典型案例，米内山庸夫一手经办了评估、谈判、签约、清点、运送等全过程。

作为日本驻杭领事，米内山庸夫还对这座南宋故都所遗留的南宋文化极有兴趣，经常到凤凰山南宋皇城遗址进行实地勘察。他根据中国古籍记载，在凤凰山的报国寺、地藏庙一带采集了不少瓷片和窑具，并撰写了《南宋官窑的研究》一文，由此成为发现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大致方位的第一人。

米内将采集到的所有南宋官窑瓷片、窑具等运至日本，作为研究和收藏，其中有一件较完整的南宋青瓷葵口大碗，尤为珍贵。米内为每一件藏品制作木盒，标注尺寸及品评。面对这些青翠晶莹、温润如玉的中国古代青瓷，及其背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米内不得不表示由衷敬佩。

悬于西湖边的日本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了对华的全面侵略。像米内这样的中国通深知，靠军事力量是难以彻底征服一个民族的，只有文化上的征服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亡国灭种。但面对深厚的中华文化，这比登天还难，搞不好反被其同化掉。

米内曾说过这样的话：“支那文化有着人性的、本能的魅力，具有将其他民族熔入自己的文化熔炉中，将他者同化的伟大力量。因此，有时征服了支那的民族，反而被收服并装进支那文化的药罐里。就像满洲人那样，盗木乃伊的人自己反而成了木乃伊。”

杭州沦陷后，在西湖边的湖滨第四、五公园之间这个地标性地点，高悬起一口大钟，基座上写着“兴亚之钟”四个大字，这就是日方对杭州进行所谓“大东亚文化共荣”的标志。

而这口大钟，正是当年胡雪岩从日本购来，送给吴山省城隍庙的那口日本铜钟。日本人将此钟从吴山搬到湖滨，当作“文化标志”，是花了一番心思的。

首先，它代表日本文化。此钟铸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宝历四年（1754），原在大阪宝珠山本长寺，由著名的京都三条釜座铸造（该“釜座”至今仍是日本铁壶的名产地），铸造匠为赫赫有名的“釜师”和田信浓。

其次，该钟高1.68米、口径近1米，是胡雪岩带回的日本钟里最大一口。而且在杭州城的主庙——省城隍庙内悬挂了五十多年，已经成为杭州城的一个象征。

这口钟还是一口梵钟，代表着佛教文化，而杭州恰恰曾是佛教盛行的东南佛国。日本人费尽心机搞这么一个“地标”，“灵感”就来源于米内山庸夫当年对杭州各寺庙日本钟的寻访与记录。

而“兴亚之钟”那高高的基座，原来正是中国第一座抗战纪念塔，即“一·二八陆军第八十八师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的塔基。

这座建成于1935年初的抗战纪念塔，是为了纪念1932年淞沪“一·二八事变”中，抗击日军而牺牲的八十八师将士。

当时八十八师在友军的配合下，以牺牲一千多人的代价，击退了日军精锐第九师团的疯狂进攻，取得了“庙行大捷”，轰动了国内外。这是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在战场上击败日军。因八十八师曾驻扎于杭州，所以战后在湖滨为其阵亡将士修筑纪念塔，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抗战纪念塔。

日本人将铜像和炸弹统统拿掉，在纪念塔顶加装了一座亭子，再把那口大钟挂在亭内，塔基正面的题字改作“兴亚之钟”。将抗战塔变成“兴亚钟”，很明显日本人这是故意为之。而将这口钟带来杭州的胡雪岩若是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湖山失色，一段惨痛的历史

杭州沦陷期间，每天早上日方就会派人敲响这口钟，这时全杭州的日本人都闻声起身，男的在西湖边跑步唱歌，显示出一种征服者的姿态；女的开始缝纫洗涤；小孩背着书包鱼贯入学。每逢天皇生日或日军纪念日等日本节日，“兴亚之钟”便敲个不停，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主人。

“兴亚之钟”还只是个“文化标志”，真正开始在杭州实施“文化侵略”的，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机构，叫做“杭州日华佛教会”，总部设在平湖秋月原国立艺术院（罗苑）内。会长是一个名叫隆定的和尚，此人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

日方安排他打着佛教的旗号，以“中日亲善”为由，在杭州多处设立日语速成班，教市民学日语。还在平湖秋月收罗了一批战争孤儿，成立所谓“样板学校”，进行日式教育。

随后修改杭州各小学的教材，将日语当作必修课，大量删减中国史地内容，增加日本名人史略、名胜古迹和风俗习惯等，名为“亲善”，实质是进行扑灭民族意识的奴化教育。

杭州沦陷八年期间，西湖蒙尘，湖山失色。西湖景区除了“兴亚之钟”外，还建了许多丑陋的所谓纪念物，如六公园的“大东亚保卫纪念塔”、湖心亭的“隆定和尚塔”以及孤山的“伪市长谭书奎衣冠冢”等，其中尤以那口“兴亚之钟”特别触目惊心。

这些敌伪建筑，抗战胜利时还未拆除。直到1946年，有位记者在报纸上写了篇有关西湖景区日据时期敌伪遗留建筑的报道，才一一将其拆除。

八十八师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塔得以恢复原貌，那口最大的日本铜钟下落不明。现唯有岳庙里的这口日本铜钟，冥冥中与誓死抗击侵略的岳王爷为伴，敲打出这段隐藏其后的杭城故事，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