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时的妈妈,第一个走进了村中的小学堂,成为沈村第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女孩子

我母亲沈佩兰,小名水娥,1874年出生在萧山云石乡沈村。外公沈子延是清光绪年间的秀才,也是沈村小学的创办人,他的事迹在《戴村镇志》中有收录,是当时一位很有名望的教师。我的外婆思想开朗,为人正直,很爱看书,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母亲受家庭氛围的影响很深,是一个知书达礼,怜穷好施的姑娘。

外公创办沈村小学,为了使女孩子都能来学习,就让自己的女儿沈佩兰去上学。这样,时年九岁的我的妈妈,第一个走进了村中的小学堂,成为沈村第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女孩。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当时民国初建,民众还不习惯女孩子抛头露面的。而沈佩兰不仅上学堂,还颇为大胆地不缠足,想以此向世人证明:新时代了,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能做到。

我母亲勤奋好学,很爱看书,能作诗,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小学毕业后,她没有升学,就在家里绣花、养蚕、做丝、纺花、织布。

十八岁那年,母亲和表哥吴寿彪——也就是我的父亲结婚了。两人青梅竹马,感情很好。吴家是塘坞村的大户人家,我爷爷吴锡堂在义桥街上、杭州南星桥都开有布行、木行,生意做得很大。

婚礼在吴氏宗祠举行,全村人都来喝喜酒。新郎一表人才,新娘清秀端庄,还是远近出名的才女。拜堂的时候,吴氏族长举行了新式的联诗仪式,故意出题考考我母亲。无论是诗句还是对联,母亲都应答如流,祠堂里响起阵阵掌声。

母亲流着眼泪说,“炸吧!炸死鬼子!国难当头,有屋也难住,有命也难保,倘若能消灭敌人,炸毁我家也是值得的”

1937年12月24日,日军攻占杭州。一江之隔的萧山义桥成了抗战的最前哨。

在这期间,发生了我母亲毁家纾难杀日寇的英勇往事。不过那时候我才两岁,还在母亲怀里享受童年。下面的故事,是我长大后母亲讲给我听的。

那是1940年正月的夜晚,春寒料峭,塘坞村却火光四起,枪声不断。日本人进村了。母亲这一年36岁。村里的年轻女人大多逃出去躲在山上了。因为要照顾病重的爷爷,母亲没法一走了之。

一位同村妇女溜进后门,悄悄对她说:“后山上有我们的部队,他们现在没东西吃,你能不能弄些吃的?”

部队有一个营长叫欧志恒,在村里驻扎过,母亲也认识。

外面的枪声越来越紧。趁着日本鬼子往祠堂里搬运弹药的间隙,母亲弄了点粮食,凭借着天黑、路熟,冒险带上山去。

她抄近路来到外公家的沈村,找到中国守军的指挥部,给他们带去了年糕,并报告了塘坞村的敌情。日寇盘踞的吴氏祠堂正好在山上守军的炮火范围内,祠堂南面又连着我家十几间楼房。这些楼房挡住了我们炮兵的视线,影响到火力的发挥。歼灭日军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吴氏祠堂和我们吴家的十几间楼房一齐炸掉。

母亲是多么热爱生活了多年的家呀,可是现在家的后面躲藏着杀人放火的豺狼!

欧营长默默地看着母亲,等待母亲表态。

母亲忍着内心的悲痛,流着眼泪说,“炸吧!炸死那些鬼子!如今国难当头,日寇进村,有屋也难住,有命也难保,倘若这次能消灭敌人,炸毁我家也是值得的。”

几个士兵悄悄潜下山去,把我们家里的人转移了。

接着,中国守军的迫击炮响了,吴家的楼房燃起了熊熊大火,祠堂也变成一片火海!这是玉石俱焚啊。

祠堂里的200多名敌人无处可逃,全部暴露在中国军队的火力范围内,悉数被歼灭。

后来才知道,被歼灭的是敌人的后勤辎重部队和他们的指挥部。由于辎重被截,军需丧失,已经前进到湄池一线的敌人先头部队失去战斗力,纷纷后撤,鬼子打通浙赣线的企图没有得逞。

母亲成了抗日英雄。她却断然拒绝了省政府的请求,因为在她身边还有许多嗷嗷待哺的农家子弟,她舍不得抛开他们呀

塘坞大捷是抗日战争中萧山境内最大的一个胜仗,共打死敌人200多人,缴获了大量弹药、军用物资和马匹。我的母亲沈佩兰立下赫赫战功,立刻成了一名抗日英雄。

《东南日报》《扫荡报》《大公报》都对她的事迹做了报道,国民政府还颁发了“国尔忘家”的匾额给母亲。

但热闹过后,我们家却陷入了困苦。吴家大院被炮火炸毁,一家人从此居无定所。母亲带着我们,拖家带口,流浪到了金华、慈溪一带,寻找在那里谋生的我的父亲。

因为母亲是抗日英雄,省政府提出,可以请母亲去永康方岩的建国小学执教。那里的学生是省府官员的子弟,住的是新洋房,伙食好,薪水也高。可是母亲断然拒绝了。

在她身边还有许多嗷嗷待哺的农家子弟,她舍不得抛开他们呀。

在战前,母亲就十分关注儿童教育问题。扛着管理家务、照看孩子的沉重压力,她毅然开设了私塾,无偿招收本村和附近的蒙童近20人,三年如一日,教授孩子们知识。后来,母亲又先后去邻村姜家坞和安吉孝丰等地家塾执教。

母亲在自传中写道:“我知道自己文化水平低,搞不好业务工作,只有加强学习,多看教学法,钻研参考资料,才能担当起教师的职责。”

母亲冒着危险回到抗日前线,抢救出难童180余人。没有受过训练,要收容、集中、转移这么多孩子,还要沿途保证吃住安全,难度可以想见

1941年1月,浙江省儿童教养团主任、同是萧山义桥媳妇的李家应找到母亲,请她到武义县芝英镇主持儿童教养团的工作。

一听说是照顾难童,母亲立即应允了。

之前,母亲回萧山沈村最后一次探望病重的外婆,一路上亲睹了许多难童在死亡线上挣扎,吃不饱穿不好的残酷场景,让她早就下定决心,要为孩子们尽一份力。

当时有传言,我家独吞了600大洋。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这600大洋,是之前为褒奖母亲导军杀敌、毁家纾难的英雄壮举,省赈济会奖励的,同时用作我家十几间房屋尽数毁于战火的抚恤。

但这笔钱,母亲并没有用在自己身上,而是用于难童的生活经费。对于流言蜚语,母亲只是说:“为流浪儿童服务,是光荣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这期间有一个叫翁菊妹的女难童,因为缺乏营养、卫生条件差,七八岁的年纪,看上去只有三四岁。母亲把她接到家中照料。刚来时,小菊妹面黄肌瘦,全身长满疥疮。等到终于把小菊妹照料得面有光泽了,母亲才把小女孩送到保育院。

到武义后,为了尽量能够自给自足,减少战争带来的影响,母亲带领儿童教养团的难童和老师们,办起了畜牧场,开荒150亩,还开展了织补、缝纫、做鞋等工作。

1941年9月8日,《东南日报》刊登了母亲赴前线抢救难童的报道。原来她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抗日前线的萧山,偕同难民总站工作人员刘杰、沈玉书,从敌我“拉锯区”抢救出难童180余人。在没有受过训练的情况下,收容、集中、转移这么多难童,还要沿途保证他们的吃住安全,难度可以想见。

我大哥国民回忆:“抢救难童回来,妈妈骨瘦如柴,喉咙也哑了。”让母亲欣慰的是,这些难童后来很多参加了革命队伍,如黄永生、吴水泉、董云仙、吴吾金等,都成了革命干部、革命军人。

母亲经常对我们说:共产党快来了,共产党来了就好了,大家有事做,大家有饭吃

1945年的一天,母亲正在沈村外婆家,外公跑来说:“水娥,不好了!游击队抓了两个外路人,又灌辣椒水,又坐老虎凳,你去看看吧,能不能救救他们!”

这个游击队是国民党的。母亲跑去找游击队长,问是怎么回事。队长说,“这两个人带着山东煎饼,说了一口山东话,肯定是共产党!山东是共产党的地方。”

母亲耐心地劝说:“光是听口音和凭几张煎饼就说他们是共产党,证据不足吧。就算他们是,那现在不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嘛,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抗日的弟兄呢?”

队长说不过母亲,只好停止用刑。母亲做了饭给两人吃,又在半夜偷偷从后门把他们放走了。

我父亲为这事吓得不轻,明天国民党来要人可怎么办呀?第二天,游击队长找不到人,但也拿我母亲没办法,谁叫我母亲是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呢!

再说,母亲平时待人都不错,说出来的道理也是掷地有声。

那两个山东人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在当时混乱的年代谁也无法查清。但母亲敢于同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为共产党人说话,却是正义凛然。

日本投降后,母亲带着国民、国雄两个哥哥,和父亲一起揣着节省下来的资金,到杭州江干区开了家木板柴炭行。虽说生意还可以,但赚来的钱也只能维持生计。

当时母亲和在杭州的进步人士往来很多,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母亲常回忆起共产党人北上的时候,曾派人来叫她一起走。因为两个孩子年幼,她未能成行。但母亲经常对我们说:共产党快来了,共产党来了就好了,大家有事做,大家有饭吃。

如果没有战争,也许母亲一生都在教书育人。但命运给了她一个更大的考题。母亲用一生证明,弱女子、普通人也能挺身而出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了,母亲和杭州老百姓一起迎来了人民的军队,她毫不犹豫地把带在身边的小儿子国雄送去当了解放军。哥哥入伍后去了朝鲜,担任了侦察兵,度过了战火纷飞的岁月。后来,我的小哥国雄在西安兵工厂任职,一直在那里干到离休。

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社会未稳,土匪盛行,母亲却把儿子送到革命军队伍中去,这再一次证明了母亲的无私。是的,虽然我的母亲不是共产党员,但她的脑子里接受的都是先进的思想,其实她就一个没有入党的共产党员。

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母亲都非常热心地办免费的“冬学”(扫盲班),在村里组织村民学文化。她是个家庭妇女,本身就有做不完的家务事,一天下来 筋疲力尽,但还是从不放松教育和学习。

在母亲留下来的日记本里,记载了她对马克思夫人燕妮的感想:

她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她是非常美丽的,面貌出众的,同时还这样和善,这样可爱可亲,这样自然,而毫无做作的真实态度,是我们妇女中杰出的一个典范人物。

母亲的日记,写于1952年,是用漂亮的毛笔字写在一个本子上的。她喜欢写日记,写得非常生动,富有情趣。日记中除了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故事,还记录了侄子沈宗贤求学,以及她与村里年轻人互相学习的故事。

这个日记本被我精心收藏着,一页页历历在目,仿佛仍然可以看到母亲的心灵。

1954年夏,塘坞村与附近潘山村因为争夺水源发生矛盾,事态不断扩大,两名村民被关押。面对一触即发的剧烈冲突,母亲奔走呼吁,向上级反映情况,引起县区领导重视,使得事件得以妥善处理,两名塘坞村民也被释放。在宣布处理结果的现场,急公好义的母亲因为激动过度,突发脑溢血而英年早逝,享年52岁。

母亲的过早离去,让我伤感了好多年。她去世时我只有十五岁,正是需要母亲呵护的年龄,但母亲却早早地离去了。

我常想,如果没有战争,也许母亲一生都在教书育人。但命运给了她一个更大的考题,让她作为一个弱女子、一个平民百姓,担当起救国的责任。母亲用一生证明,关键时候,弱女子、普通人也能挺身而出,国尔忘家。

我也像母亲一样,当了一辈子乡村小学教师,现在已经退休了。去年是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义桥镇用各种方式纪念我伟大的母亲。我在义桥革命历史纪念馆担任编外讲解员,也到附近单位和学校宣讲母亲的事迹。

我相信,无论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忘记像我母亲这样高尚无私的平民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