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城潮鸣街道东园小区内有条东园巷，这条巷子是清朝方才出现在舆图上的，清陈裴之有言：“东园不是古东园，水竹桑麻自一村”——诗中所说的古东园指南宋时新门（康熙五年改称望江门）外的富景园，该园因地处东城，故又称东御园、东园。宋亡之后，城墙“日为居民所平”，古东园渐渐淡出人们视野；元末复筑城垣，以贴沙河为濠东扩三里，菜市河包括古东园揽入城内，那狭长的十余里地“因概以东园名”（清厉鹗语）。东园历史值得挖掘，以人物为例，除了大家熟知的袁枚、洪升等先贤外，还有不少人物至今尚未计入“杭州历代名人”之列。

顾国泰

１．归德院内，皇上惊闻江涛声

东园巷因东园而名，该巷成了后东园的坐标。东园巷西起建国北路，东折南复东至刀茅巷，其东入口处位于刀茅巷的中段。沿刀茅巷往北走，有大树巷、陈衙营等，往南有石板巷、潮鸣寺巷……从古图上看，这里和新华路一样，街巷里弄密密麻麻一片，各自的位置、范围只能说个大概。清胡葑塘《暮景塘记》说“潮鸣寺旧有石刻，宋高宗御书苏诗‘家在江南黄叶村’之语，人遂呼其地为黄叶村。今东园石板巷，即其址也”，潮鸣寺是寺名，同时又“地以寺名”（潮鸣寺巷）《暮景塘记》这样表述多少有点含混，但一定要说它错，倒也未必。

潮鸣寺的前身是归德院，其“东、南、北三面皆水，竹树幽茂，人迹罕到”。传言宋高宗南渡时曾夜宿该院，半梦半醒中惊闻铁马金鼓声，以为金兵追至，吓得魂不附体，僧人向他解释，说这里离钱塘江不远，你听到的是潮声，高宗这才放下心来，事后，皇上“遂提笔书‘潮鸣寺’三字赐额”。清厉鹗五迁不离东园，对当地了如指掌，他说“今寺后有小桥曰回龙，即当时旋驾处也”。

黄叶村一名缘于苏东坡《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之一：“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宋高宗“御书”这首苏诗，赐给了殿前统制刘汉臣，这等好事和尚焉能放过，赶紧请工匠勒石，刻好后立于东侧廊房内。因为有诗碑与皇上的赐额，加上另三件镇寺之宝——宋代著名书法家张樗寮手书《华严经》；明代著名画家戴进功德画，还有一块刻有苏东坡铭文的“端明砚”，潮鸣寺自是身价百倍。到了明万历间，吴之鲸不知怎么搞的，竟误以为此诗是宋高宗所作，将其载于《武林梵志》。而和尚更搞笑，为了进一步提升潮鸣寺地位，在重立新碑时“欲假以为重”，直接将诗首句“野水参差落涨痕”的“水”改为“寺”，造成不少看过《武林梵志》的人信以为真（一说皇上落笔不慎，无人敢道破）。２０１８年秋，潮鸣街道召开徐清祥《潮鸣八百年》首发式暨潮鸣历史研讨会，会上两位老先生还在为此（包括驻跸弄等）争论不休。

２．朱文藻在石板巷著书立说

黄叶村无疑是一种泛称，但《暮景塘记》所说的黄叶村，的确单指“东园石板巷”。石板巷据今劳志鹏《武林街巷志》载：“东起刀茅巷，折北接所巷，转南至游泳巷，北通建国北路。旧时巷中间铺严州青大石板，一蹓到尾……故明代嘉靖时称青石板巷，万历后称石板巷。”清乾隆间，被誉为“东里两先生”之一的朱文藻，曾在石板巷著书立说，为传承杭州历史作出不小贡献。

朱文藻（１７３５—１８０６）字映漘，号朗斋，又号碧溪居士，祖籍福建建宁白眉村，生于东城花兜巷，自幼即“读书能自刻苦，手不释卷”；年少时足不出户，伏首故纸堆中，一心做学问。他３０岁那年夏天移居石板巷（此地俗称曹家荡），也巧，一个名叫胡葑塘的文人同时搬迁至此，且就住在隔壁。胡葑塘不可小看，他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曾结古欢吟社，著有《古欢书屋诗集》等，在当时颇有声望（其子胡敬为嘉庆十年进士、翰林院侍讲学士，老来掌教崇文书院二十年）。朱胡二人情趣相投，“或招赋小诗一二首，或作词，或学篆隶，或写意山水……”他们特别喜欢晚饭后“相与步村前沿池小塘绝胜处，徘徊瞻眺。时则夕阳挂林，暮烟凝紫，遥望西南，山色变幻千状……少焉，宿鸟景飞，明月东升矣”——在两人眼里，该地的入夜野景充满诗情画意。朱文藻曾开玩笑说曹家塘能否改称暮景塘？胡葑塘不假思索地道：“可”。日后，胡葑塘写《暮景塘记》，杨文杰把它编入《东城记余》里。

朱文藻在石板巷与众多文友诗书唱和，随着一本本专著问世，他的知名度渐次提高，后来汪宪请他去“振绮堂”藏书楼校勘群籍并执教十余年，朱文藻在那里如鱼得水，“自是学益富，文名日盛”，后来写就《金石萃编》、《青鸟考原》、《说文系传考异》等经典之作。他对藏书特别有研究，“考异订讹，多成善本”。汪璐的《藏书题识》收集汉至清珍本秘籍２１６种，其中摘引的前人题跋，大半出自朱文藻的《振绮堂书录》；湖墅吳石仓编著的《武林耆旧集》２０卷本已流失民间，也幸亏他找到，经“重加补辑而刊行之”。嘉庆戊戌年（１７７８），朱文藻经大学士、浙江学政王杰引见，入京城参加《四库全书》编校工作，接着奉敕在南书房考校秘籍；回浙江后，又受邀参加阮元主持的《两浙輶轩录》、王昶纂修的《西湖志》等书的编写工作。朱文藻是个纯粹的文人，他不求闻达，“一生绩学笃行，著书日以寸计，至老不倦”。

３．“妆域”与旋螺陀

２００８版《骨董琐记全编》为邓若诚所作，邓先生说朱文藻在黄小松（“西泠八家”之一，与丁敬并称“丁黄”）家看到一件出自明万历间的古董，“乃琢象齿为之，其体圆径二寸五分，面平而底稍龙起，正中有脐，六棱突出。脐中卓一锥，长三分寸之一，粗如灯心而不锐，可使几上旋转者，即此锥也……”这件宝物用象牙制成，取名“妆域”。　“妆域”上刻有重重叠叠的仙山、楼阁、云树，两只野鹿踏苔藓而行，一叶扁舟泊于溪涧，有仙客携琴在山谷漫步……落款为“甲寅七月二十四，李得仁造”。初看“妆域”二字，也许要纳闷：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杭州小伢儿玩的旋螺陀，所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件宫廷艺术品。

朱文藻写有一首《妆域》　：“……物名妆域始前明，神宗晚岁事游晏。深宫昼閟寂不哗，宫人制此长日遣……”朱文藻不仅解说出处，还形象地把江山比作旋螺陀，告诫为政者必须勤勉，要有危机感，如果“……荒于嬉，玩弄江山任偃蹇。”那么在“立锥之地”旋转的乾坤瞬间就会倾覆。整首诗共３２行，“先天”韵一韵到底，读来颇有回味。朱文藻的爱好不止这些，当时出现一种铁画，他竭力向外推广，做了大量工作，如今铁画已成为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４．怕老婆的汪师韩

清雍正年间，一个正在京都教授皇子的官员，因“河东狮吼”而坏了大好前程，他叫汪师韩，曾在东园苦读多年。

汪师韩（１７０７年—？）字抒怀，为明代著名文人汪然明之五世孙。他自述十岁那年随父（汪昆鲸，康熙庚子举人）迁居刀茅巷南端的蒲场巷，拜俞泰来处士为师。俞老先生“僧帽方袍，白须朱颜”，脸上瘦得没一丝肉。他年轻时游迹遍天下，可谓博学多闻，惜时运不济，“老来归为童蒙师”。汪师韩拜师那天见到先生的草堂边有一鱼池，沿堤是竹编的篱笆，地上种有许多花卉，屋角长着一株老樗（音：chu，臭椿树，一般喻为无用之物），已烂了半边，但果实累累。老先生慨叹自己犹如老樗，一生少所建树，有辱先祖，故改姓马名樗园，草堂题额“樗园”，连写的书也称《樗园文集》，可见其为人极为低调。老先生整天正襟危坐，“从无怒骂，每学童散，闭门落然……”教学上非常严格，“日问晦，令强记之，题曰杂课”——老先生当然有想法，他希望樗园里能栽培出有用之材，给自己光光脸。两年后，汪师韩随父迁居芳润桥（光复路附近），而樗园先生搬到张卿子巷（横河桥附近），可能是各自在忙的缘故，之间似乎少了些往来。

汪师韩自号“韩门”，其意思是拜韩愈为师，以韩门弟子自居，拒绝平庸。他１８岁那年“补县学弟子员，衣蓝衫”，得到消息后，他第一时间去先生那里报喜，先生闻讯自然十分开心，可惜第二年就作古了，汪师韩曾赋诗：“痛吾师之未由复见兮，空涕泪之四垂……”可见他对恩师感情至深。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年），汪师韩中进士，赴翰林院校勘经史。后又经大学士傅恒推荐，入直上书房，任编修官。不久在宫内教授皇子，这可称得上是顶级的美差了。

汪师韩平时怕老婆，这次地位一变，可能有点飘飘然了，在妻妾一事上没处理妥当，致使老婆连场面都不顾，吃醋大闹……丑闻传出后，汪师韩一个跟斗，从天上栽落人间。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里有篇《汪师韩编修为妒妇所累》：“雍正朝，钱塘汪太史师韩教授皇子，赐居圆明园侧，离家居仅一舍，不能治其私，其妻怒其妾，而听其居外，台臣以为言，遂罢官。编修植品端介无可疵，著作淹雅，徒以闺房垢谇之私，累及清名，一斥不复……”——朝廷讲究的是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一个男人“治家无状”，被认作是没能力的表现，汪师韩因此丢了官，从此再没叙用，真是倒霉透顶。汪师韩落职后客游京畿，应直隶总督方观承邀请，主讲莲花池书院，某日“奉旨核天下书院院长，观承因以入奏。帝犹记忆，以‘好学问’称之，师韩闻而感涕……”

“好学问”对周易特别有研究，著述宏富，有《韩门辍学》《上湖分类文编》等一大堆著述，除此之外，他还编写据说是国内最早的烟草专集《金丝集》，那时城东文人大多嗜好抽烟，他和翟灏、汪沆等皆烟中之鬼（厉鹗不听劝，死于痰咳症）。

５．吴颖芳住曲尺村

过去出艮山门沿“河罕上”那条老街往东而去，沿途经张官弄、来鹤楼、南薰亭、状元田……街尾处有座俞家桥，沿沙河堤过东岳庙，庙北不几步即见跨路的“吴家更楼”，这里是转上走马塘（今机场路的前身）的地方，古称转塘头，具体位置在里机场路与老闸弄口路交界处。走马塘又叫“城东新路”。清陈晓春《东园十景》之六为《新路踏青》，这条新路属东园一景：“万绿丛中花欲零，宸游南渡翠华停。千官侍从齐拖紫，一笑君王也踏青。……”南宋时，沿东御园过来的踏青之路在城外的菜市河畔。踏青往往信马由缰，没个远近，所以把通往笕桥的“城东新路”也给算进去了。乾隆年间，与丁敬、金农并称“浙西三高士”的吴颖芳住在转塘头附近的“曲尺村”，曲尺村旧属临江乡，村里当时有三四十户人家。

吴颖芳（１７０２—１７８１）字西林，自号“临江乡人”，祖籍安徽歙县，后迁至杭。吴颖芳父亲吴岐生经商很有一套，家道殷富。吴颖芳十五岁那年，父亲突然“病殁于家”，吴颖芳当时尚不谙事，见一些素与家父在经济上有来往的人拿着白纸条找上门来，只好“概不与较”，该付即付。然而也有欠他父亲的“纳券”，他找上门去讨要，欠主不是推说没钱还，就是装糊涂，小颖芳无奈之下，干脆将纳券一把火烧了，家道因此中落，到后来“仅守桑田租税之入而供膳粥”。吴颖芳别无它途，寄希望于读书，以图一搏。不久赴童子试，但因不知内中关节，竟无端遭来衙役一顿蛮横训斥。他自尊心极强，认为这“是求荣而先辱也”，从此就再不应试，“惟壹志于稽古”，他“读一书则研穷一书之底蕴，竟其业而后及它书”，先后编写出《吹豳录》、《金石文释》、《说文理董后编》等令人折服的专著。吴颖芳去世时，杭州“士林”深感痛惜：“其所撰述，根据经史，别有心得，设使采而行之，于艺林必有裨益，惜乎其人不可复也”。

吴颖芳自小端重沉默、不苟言笑，闭户村居，不愿外人知晓，空时就和邻翁野老谈谈种植之事。“城中惟厉徵君樊榭最先闻先生之名，叩关造访，即与定交。”他和厉鹗促膝交谈起来常不知早晚。谈论的内容“耕者织者窃听之，不知二老为何语”。吴颖芳与厉鹗、杭世骏、翟灏等齐名（翟灏特别敬重吴颖芳），成了士林中的领军人物，许多知名文人都在著述里引用他的诗文。由于他“名声大盛，士大夫争相延致”，像寿松堂孙氏、项生金门等“先后假馆者十余年”，其经济条件也跟着大为改善。吴家当年“广可二十亩，南绕一水，桑畦麦陇，荷池桕林，地极幽胜”。为了客人到他家来能尽欢，吴颖芳别出心裁地准备了一只竹筒，筒内有“赏花、钓鱼、下棋、赋诗、吹笛、鼓琴”的竹签，由客人抽签而定，有此雅兴，主客其乐融融。

乾隆年间，城东以吴颖芳、翟灏、汪沆等为首的文人彼此间关系极为融洽，不搞文人相轻这一套，学问上互相切磋，深谙惺惺相惜之道；生活上更是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像朱文藻在东园时因“邻人不戒”，火烧一空，“秉性纯懿、志行高洁、友于之谊”的吴颖芳闻知后马上伸出援手，豪爽地让出部分祖宅给他住。《崇福寺志序》记载“文藻移家临江乡二十余年，村庐距寺（崇福寺）数百武”。（古时六尺为一步，武为半步）朱文藻将住处命名为“碧溪草堂”，由于生活安定，他在此专心致志写作，编撰出《碧溪草堂诗文集》、《碧溪诗话》、《碧溪丛钞》、《东轩随录》、《东城小志》、《皋亭小志》等著述。吴颖芳晚年习佛，朱文藻受其影响，参与编撰《吴山城隍庙志》、《崇福寺志》等，两人互勉互励，为东城历史文化作出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