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经常一个人在南门江边玩耍，看河、划船、钓虾的日子就是清苦生活中的一丝光亮

1923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我的父亲戴金富出生在萧山城厢镇的后吴村，他的童年在南门江边度过。在父亲记忆里，这条河像电影《上甘岭》里唱的，“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江面有菱角可摘，江底有鱼虾游来游去。

爷爷在萧山城里做小贩，卖竹椅，奶奶在杭州清泰门做保姆。父亲经常一个人坐在江边的小船上玩耍，一根不长的鱼竿，小半天能钓到一碗肥硕的大虾。看河、划船、钓虾的日子就是清苦生活中的一丝光亮。

父亲4岁时，我姑姑出生了，从此他多了一个“小跟班”，兄妹俩常常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起下地做农活，手拉手去江边淘米、洗衣服，看人家摇船。

父亲10岁，爷爷带他去杭州谋生，把6岁的姑姑送给膝下无子的太平门米店老板娘做了养女。“我和你奶奶抬着大粪，你姑姑拎了只装满菜秧的篮儿，拿了把插秧刀。”每次说起兄妹俩最后一次去种菜的情景，父亲就不住地喃喃自语：“唉，家破人亡，家破人亡。”

这也成了我奶奶一生的伤痛和阴影。姑姑被送走后，奶奶负气搬去邻村的妹妹家住，再没和爷爷说过一句话。

父亲经常躲在私塾窗下偷听。爷爷看他求学心切，就借了钱让他进了威乙巷的一个学堂

到杭州后，爷爷靠卖烟卷为生，带着我父亲住在下城区威乙巷。父亲一出门，附近的小伢儿们就喊：萧山佬来了，萧山佬来了！还朝他扔石头。

但小孩子之间有什么仇呢？喊完了，大家还是一起玩。有一次，父亲的额头“搞搞儿”（杭州话，玩耍）时被砸破了，硬熬了几天，化脓了才去医院。医生说再迟几天，这个洞就要烂到骨头里去了。回忆起这些，父亲笑眯眯的，那个额头上的坑，算是年少短暂欢乐时光的小小纪念吧。

再后来，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念书去了，父亲非常羡慕，经常躲在私塾窗下偷听，拿小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也悄悄学了不少字。爷爷看他求学心切，就在父亲15虚岁那年向亲戚借了钱，让他进威乙巷蒋老师开的一个学堂。蒋老师对父亲很是照顾。去年我根据父亲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蒋老师的后裔，算是圆了父亲的一个念想。

父亲一生只读了三个月书，从端午节读到八月半，生活实在困难，他只好辍学。之后，亲戚介绍他进绸厂做学徒，从杂事做起，什么都干，幸运的是，父亲再次遇上了一个关照他的好师傅。

本来准备做满出山，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2月，杭州被占领。父亲跟随逃难的人群逃回萧山乡下。

父亲赶紧摇起橹，用最快的速度把来人安全送过江，“他们上岸后，回头跟我说了一句‘再会’，我一直记到现在”

乡下的家里就父亲一人，他还是十五岁的半大孩子，日子揭不开锅。他帮乡邻割稻、打稻谷，好心人给他点吃的。有时临睡前实在饿得不行，就喝一大缸水骗骗肚子。

隔壁的二妈到吃饭时间过来问：金富你吃过了没？父亲说吃过了。二妈摸摸锅盖是冷的，看看锅子是空的，知道他在说谎，就回家端一碗饭给他。有时二妈也会隔着围墙把吃的扔到院子里来，父亲听到声音出来看，有时候是番薯，有时候是南瓜，逢着过节还有粽子、年糕。父亲说，是二妈救了他的命。

乡下的地主逃走了，留下一个大屋子，藏着收租来的大米、谷子。逃走前，狡猾的地主把米用灰拌过再锁起来。但人是铁饭是钢，何况正在发育期的少年？父亲和小伙伴一起爬进米仓，把米偷出来，到南门江里淘淘荡荡，灰就没了。

正月十五闹元宵，日本人的火车咣当咣当来了，乡邻看着稀奇，却敢怒不敢言。之后，南门江边就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城的事。

父亲说，那天他正在小船上钓鱼，“轰”一声，远处的铁道线上传来爆炸声。抬头望去，原来是日本人的火车被炸了。紧接着，四个戴黑礼帽、穿长衫的人飞快跑来。跑到三岔口，两个向南，两个向北。

父亲就去救向北的那两人，“不管他们是啥格人，炸日本佬火车的人肯定是好人！”他把乌篷船撑到河沿口，把乌篷拉拢，橹也牢牢拿在手里。转眼，那两人“嘭”一声跳到船里，气喘吁吁地还没开口，父亲已经摇起橹，用最快的速度把来人送过南门江。

“他们上岸后，回头跟我说了一句‘再会’，我一直记到现在。”等父亲摇船返回，日本兵追赶到江边，问他有没有见到两个中国人，父亲摇摇头：没有没有！

直到解放后，大约1952年，杭州军管会的两名干部特地来南门江边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父亲这才知道，他救的那两个人是游击队员，当年他们炸毁的是日本人用来造碉堡的运石块的列车。

凌家桥万隆南货店隔壁日本人的油库爆炸了。父亲知道这一定和保长家的客人有关，是游击队干的，却把此事悄悄“吃”进肚子里，谁也没有告诉

村里的保长也姓戴，五十多岁。那时候做保长也是无奈之举，不然整个村子都要倒霉。

这个保长是好人。一次，父亲出城的时候被汉奸拦住，被打了一个耳光，良民证也被抢走了，差点就没命了。保长说了很多好话，才把父亲救下来。

父亲帮保长做过“两件光荣的事”。有一回，保长和他说，夜里有几个客人要来，你安排一条船把他们送到城厢镇南门头，外人若是来问，你不要多说。

南门头离村子七八里路，途中有日本人的碉堡，还有伪军驻扎。晚上十时许，父亲接了四个客人。摇到南门头，漆黑的夜色里出来一个接应的人，两个客人上了岸，还有两个留在船上。父亲记得，他们的雪花膏搽得木佬佬香，接他们的人也木佬佬香。他猜这几人是特意打扮成做客的样子，那香味就像联络暗号，意思是“大家自己人”。

前头就是日军的军用油库，父亲和两个客人在船上安静地等着，只闻到雪花膏香味绵绵不断地涌来。黑暗中，上岸的客人只回来了一个，另一个混进日本人的油库里。父亲又默默地摇着船，把三个客人送回保长家。

三天后，南门头冒起滚滚浓烟。从外面回来的村里人说，是凌家桥万隆南货店隔壁，日本人的油库爆炸了。

父亲猜这一定和保长家的客人有关，却把此事悄悄“吃”进肚子里，谁也没告诉。

还有一回，也是晚上十点多，保长让父亲摇船到城厢镇小南门接五六个客人。然后船回到后吴村，在南门江心上飘着，客人们不晓得商量什么事。父亲后来才知道，那些客人是共产党金萧支队的。

汉奸沈经理叫父亲他们先开工，父亲说除非把裘纪海放出来。三天后，日本人把裘纪海放出来了。这件事情，最终以老板给工人加到三升米告终，算是赢得了小小的胜利

21岁，父亲进了杭州九豫绸厂。他说，打工打工，只有“回报”，没有劳保。“回报”就是“炒鱿鱼”，工人技术不好，老板马上“回报”掉。

父亲人聪明，很快学会了挡车和理丝工，还会织绸机修理。听说隔壁的天成绸厂工资高，父亲想跳槽，但老板把该发的工资扣下，爷爷上门讨了几次，老板硬是不给，“要工资容易，叫你儿子回来上班！”把我爷爷气煞。

到杭州有一年了，父亲日夜思念小妹妹，偷偷去了太平门米店，想远远看一眼。说是米店，其实就是一个米摊儿。那年，我姑姑也是18岁的大姑娘了。父亲悄悄走近，告诉妹妹：姆妈来杭州，来看我们了。姑姑听后，脸涨得通红，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几天后，米店老板娘让我奶奶带话来——“叫金富以后不要来看茶花了（姑姑小名），家人来看她，她的心思会‘活’的。”

不久，父亲去了刀茅巷的震旦绸厂。这个厂是汪伪政权控制，刚去时，工人们吃大米饭，后来改吃六谷饭，再后来厂里不开饭了，每天贴两升半米。但哪里吃得饱？工人们要求加到三升米，老板不同意。工会代表就去谈判，但谈来谈去谈不拢。

工会代表叫裘纪海，是父亲的要好朋友。晚上六点多，汉奸沈经理把裘纪海叫到办公室，父亲猜想这肯定不是好事，便拿了把笤帚，假装扫地，实际上是去偷听。

父亲在外面只听到有个日本宪兵在发火咆哮，踮起脚尖一看，看到裘纪海的脸被一块毛巾蒙牢，水龙头冲到他嘴巴里，自来水哗哗放着，正在上刑。父亲捂着脸，哭着回忆：“罪过啊，小便都拉出来了，罪过啊，日本佬还逼他吃自己的小便！”

过了会儿，外面轰轰轰来了一辆汽车，把裘纪海抓走了，诬蔑他是“中国兵”。

汉奸沈经理叫工人先开工，父亲说不开，除非把裘纪海放出来。三天后，裘纪海出来了，但老板立马“回报”了他。工友们带裘纪海去理了发，洗了澡，去去“霉气”。

这件事，最终以老板给工人加到三升米告终，算是小小的胜利。

一个星期后，父亲接到通知，可以去浙麻上班了。干啥工作呢？车间里搞清洁工作。父亲说，好的好的，扫地就扫地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了。父亲看到解放军从钱塘门进来，穿着破鞋子，破衣衫，也有的穿着便衣。一批国民党俘虏被押解到王马巷的丝绸同业工会，地下党张振民派父亲去买稻草。父亲在东清巷茶馆附近买好后，送到工会会场，稻草摊开，给俘虏夜宿。

1950年10月，新成立的浙江麻纺厂招工。父亲想去考，但他只读过三个月书，对加减乘除一窍不通，落榜而归。

父亲碰到认识的张天水，父亲说考不进浙麻，年纪偏大，夫妻两个都没正式工作。张天水以前也是地下党，他就介绍父亲去劳动局找一个叫蔡安富的科长。

一个星期后，父亲接到通知，可以去浙麻上班了。干啥工作呢？车间里搞清洁工作。父亲说，好的好的，扫地就扫地。

在浙麻的南厂房布机车间扫了三四个月的地，父亲就把车间里的机器都摸熟了。为啥呢？因为车间里蛮忙的，有时候女同志会走开上个厕所，就喊，戴师傅熬烧熬烧帮我看把牢！一来二去的，父亲把布机的一些操作也弄懂了。工人们就去跟值班长推荐，夸他是个“人才”。父亲谦虚地说，我原来就在绸厂里织绸的，学布机比较顺手。

正好，浙麻要新开北厂房，值班长想把我父亲转成挡车工，就来征求他的意见：我把你调到北厂房去挡车好不好？父亲一连叠声说，好的好的顶好了，谢谢谢谢。有句话叫“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我觉得用来形容我父亲实在太贴切了。

我妈妈虽然出身相对富裕，但中国女性勤俭、贤惠、善良和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在她身上一点都没少

父亲做挡车工后，工资16块钱一个月。厂里工会给了父亲一张失业登记表，母亲填好后，拿到劳动局登记。就这样，我母亲也有了正式工作，夫妻双双进了浙麻。

我母亲叫朱月琴，也是萧山人，家里原本开了两间珠宝店。抗战时，日本飞机在萧山城厢镇大轰炸，炸毁了我外公的店。家里从此一贫如洗。我奶奶的东家就想把落难的月琴说给我父亲，奶奶拍板答应了这门亲事。

我父亲年轻时样子蛮好的，是“帅哥”。当时有同厂的师傅想把妹妹介绍给他，他婉言谢绝了，说姆妈已经给我订亲，还是大人做主的好，还是老家的姑娘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亲那一代人都是看得很重的。

我母亲虽然出身富裕，而且识文断字、知书达礼，但中国女性勤俭、贤惠、善良的美德，在她身上一点都没少。嫁给我父亲前，因家道衰落，她在萧山火车站卖过糕饼，去草包厂打过工；嫁给我父亲后，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家里的钱“接不牢”，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母亲从无怨言。我大姐出生后，买不起糖，荷花糕只能用盐来拌……说起这些往事，父亲总是一脸愧疚。

1952年，我母亲进麻纺厂后，厂里7点上班，她5点多就到了，把当天要用的纡子提前绕好。纡子是装在梭子里织麻布用的，其他人是上班后一边看着织机一边绕，母亲早就绕好了，所以她的产量比人家高，质量也好。1962年，母亲被评为杭州市级劳动模范。听母亲说过，那时当上劳模很不容易。

我们家的生活慢慢好起来了，父母两个人的工资和津贴加起来，最多时有140元（浙麻实行计件制，多劳多得）。奶奶也不用给人家做保姆，一家人终于住在了一起。

父亲经常讲两句话，一句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家”，一句是“人要做得正规，做得好，人家才看得起”

父亲总是说，都是共产党帮忙，给了我一份工作，后来又给了你妈解决了工作，日子才好起来。

我问父亲是怎么认识地下党的？父亲说，日本人还没投降，就在工会里认识了。“地下党的领导叫陆线康，他组织张振民带着我们游行，贴标语。标语上写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和平’。陆线康还给我们上课，告诉我们，种田的人为啥没得吃，造房子的人为啥房子没得住？”

可能经常和地下党走动的缘故，父亲说：“我这个人啊，木佬佬要管闲事。”1950年，他第一次没考进麻纺厂，进了兴成布厂做工。半个月后，父亲提出成立工会，维护工友权益，但老板不同意，父亲就去找军代表。

“解放军同志背了一支枪，破衣裳穿穿，跟我一起去找了老板。”最后老板被说服，厂里成立了工会，父亲当工会主席。布厂有两个工人一直惦记着我父亲，说他当年帮工人们争取权利，父亲说：“你们不要记挂我，要记挂共产党。”

父亲在浙麻担任了13年的劳保委员。我很少看他在家，他总是拎着个黑皮包，走访困难职工家庭。母亲在世时，经常说：“你父亲这个人，他的凳子上有麻油——坐不住的。”父亲长寿，也可能和年轻时长期走路有关。

回忆往事，父亲总是说对不起我姑姑。姑姑对我爷爷把她送人的事一直心有怨气，同时也担心她的养母不开心，所以一直没有跟我爷爷家来往。父亲做了不少工作，想重新相认，遗憾的是直到“文革”后期，他们才终于认了亲。

去年春节，姑姑因病去世。父亲很自责，老泪纵横：“千懊悔，万懊悔，我没尽到责任，我没去管她，没去看她。”我多次安慰父亲，你不要自责，自己身体也有病，毕竟你已是96岁的老人家了。

父亲一生平平淡淡，但无形中他也是历史的见证人。父亲有两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一句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家”，一句是“人要做得正规，做得好，人家才看得起”，按我的理解，就是珍惜当下，做更好的自己。这些年，父亲的往事越来越萦绕在我心头，我觉得不能让它们这样被时间湮没，我把父亲的记忆讲出来，也许能给人一些启发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