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各级法院在村社、行业协会等处布点2000余家 浙江日报 小赵与丈夫感情不和决定离婚，但双方对孩子抚养费和探视问题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一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同意调解了，却又不愿意面对面，怎么办？ 老吴和邻居因家门口一块空地归属权发生争执，可20多年前换地协议的起草人、见证人均已难寻，村干部组织多次调解未果，怎么办？ 如今，杭州正通过村社“微法庭”来破解类似难题。线上调解、法官专业指导、行业组织协助……这些设立在各个村社、行业协会的微型法庭工作室，通过一根网线、一块屏幕，让互联网技术与基层治理、法官的专业法律知识与村干部的农村工作优势、个案纠纷化解与普法宣传相结合，推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据统计，自2019年杭州中院在全市各级法院部署推广“微法庭”建设以来，截至目前，已设立2000余家“微法庭”，基本实现在村社、行业协会全覆盖。 “微法庭”如何利用现代技术拓展司法服务？怎样助力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在提升群众法治意识方面又发挥了什么作用？近日，记者到杭州各级法院探访。 一张合力解难的网 覆盖城乡联接法院 即便过去3个多月，提及两家“微法庭”联合化解4位村民劳资纠纷的经过，临安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陈艳菊仍记忆犹新。 一切要从4月21日的一个求助电话讲起。“两方都同意调解，但到什么地方调解怎么都说不通。”听到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上田村党总支书记潘曙龙焦急的声音，陈艳菊赶紧询问了前因后果。 原来，上田村老潘等两位村民经同村人介绍，到临安於潜镇观山村村民老叶承包的工地干活。工程做好了，1万余元劳务工资却一拖再拖。去找介绍人，结果老叶也欠他3万多的材料款。无奈之下，3人来到村委会，找潘曙龙帮忙，通过上田“微法庭”的智能平台提交诉讼申请。 “我和观山那边联系看看，能不能一起把这件事解决了？”作为上田“微法庭”特邀调解员，潘曙龙安抚好3人后，立即通过日常对接的法官，找到了观山“微法庭”当天值班的特邀调解员：观山村综治主任周小军。 陈艳菊告诉记者，聘请当地群众基础好、社会威望高的党员村干部或乡贤担任特邀调解员，是“微法庭”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他们不仅可以利用社情民意熟、群众工作能力强等优势调处村民之间的纠纷，经培训后还能指导村民使用法院的智能平台。” 这种优势，在周小军和老叶的多次沟通中得以显现。因经营不顺正在外地打工的老叶虽承认欠款欠薪，但以手头不宽裕和请假影响工资为由想再拖一段时间。于是，周小军一边找其家人、朋友做工作，一边劝说他：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多方“攻势”下，老叶终同意调解，却只接受在观山村调解。 得知情况后，这边老潘3人炸了锅：“去法院调解，怕亲友误会他犯罪；来咱们村调解怕被欺负，欠债理亏还要求这么多。不调了，打官司！” “要不你们两家‘微法庭’联合进行线上调解。”听完事由，陈艳菊如此建议，并会同潘曙龙、周小军商议出一个方案：双方都不出村，在各村特邀调解员的陪同下，用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调解，而陈艳菊则在法院调解室作线上指导。 4月29日下午，经过两个多小时调解，双方就3月内还清欠款达成一致意见后，陈艳菊通过线上平台，现场对调解协议予以司法确认，打消了老潘3人“万一没有按照调解协议进行付款”的后顾之忧。 一根网线一个屏，“微法庭”打通了各乡村间的地理界限，并与当地法院形成了一张合力解决问题的“网”。“乡村属于熟人社会，在组织调解时主要依托村干部和乡贤。而社区是‘陌生人社会’，更需要专业力量。”作为统筹“微法庭”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杭州中院立案一庭庭长陈辽敏介绍，目前杭州各级法院设立的行业协会“微法庭”，已覆盖消保委、旅游协会、商会、物业纠纷调解中心、婚调委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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