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各级法院在村社、行业协会等处布点2000余家 浙江日报 小赵与丈夫感情不和决定离婚,但双方对孩子抚养费和探视问题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一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同意调解了,却又不愿意面对面,怎么办? 老吴和邻居因家门口一块空地归属权发生争执,可20多年前换地协议的起草人、见证人均已难寻,村干部组织多次调解未果,怎么办? 如今,杭州正通过村社“微法庭”来破解类似难题。线上调解、法官专业指导、行业组织协助……这些设立在各个村社、行业协会的微型法庭工作室,通过一根网线、一块屏幕,让互联网技术与基层治理、法官的专业法律知识与村干部的农村工作优势、个案纠纷化解与普法宣传相结合,推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据统计,自2019年杭州中院在全市各级法院部署推广“微法庭”建设以来,截至目前,已设立2000余家“微法庭”,基本实现在村社、行业协会全覆盖。 “微法庭”如何利用现代技术拓展司法服务?怎样助力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在提升群众法治意识方面又发挥了什么作用?近日,记者到杭州各级法院探访。 一张合力解难的网 覆盖城乡联接法院 即便过去3个多月,提及两家“微法庭”联合化解4位村民劳资纠纷的经过,临安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陈艳菊仍记忆犹新。 一切要从4月21日的一个求助电话讲起。“两方都同意调解,但到什么地方调解怎么都说不通。”听到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上田村党总支书记潘曙龙焦急的声音,陈艳菊赶紧询问了前因后果。 原来,上田村老潘等两位村民经同村人介绍,到临安於潜镇观山村村民老叶承包的工地干活。工程做好了,1万余元劳务工资却一拖再拖。去找介绍人,结果老叶也欠他3万多的材料款。无奈之下,3人来到村委会,找潘曙龙帮忙,通过上田“微法庭”的智能平台提交诉讼申请。 “我和观山那边联系看看,能不能一起把这件事解决了?”作为上田“微法庭”特邀调解员,潘曙龙安抚好3人后,立即通过日常对接的法官,找到了观山“微法庭”当天值班的特邀调解员:观山村综治主任周小军。 陈艳菊告诉记者,聘请当地群众基础好、社会威望高的党员村干部或乡贤担任特邀调解员,是“微法庭”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他们不仅可以利用社情民意熟、群众工作能力强等优势调处村民之间的纠纷,经培训后还能指导村民使用法院的智能平台。” 这种优势,在周小军和老叶的多次沟通中得以显现。因经营不顺正在外地打工的老叶虽承认欠款欠薪,但以手头不宽裕和请假影响工资为由想再拖一段时间。于是,周小军一边找其家人、朋友做工作,一边劝说他: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多方“攻势”下,老叶终同意调解,却只接受在观山村调解。 得知情况后,这边老潘3人炸了锅:“去法院调解,怕亲友误会他犯罪;来咱们村调解怕被欺负,欠债理亏还要求这么多。不调了,打官司!” “要不你们两家‘微法庭’联合进行线上调解。”听完事由,陈艳菊如此建议,并会同潘曙龙、周小军商议出一个方案:双方都不出村,在各村特邀调解员的陪同下,用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调解,而陈艳菊则在法院调解室作线上指导。 4月29日下午,经过两个多小时调解,双方就3月内还清欠款达成一致意见后,陈艳菊通过线上平台,现场对调解协议予以司法确认,打消了老潘3人“万一没有按照调解协议进行付款”的后顾之忧。 一根网线一个屏,“微法庭”打通了各乡村间的地理界限,并与当地法院形成了一张合力解决问题的“网”。“乡村属于熟人社会,在组织调解时主要依托村干部和乡贤。而社区是‘陌生人社会’,更需要专业力量。”作为统筹“微法庭”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杭州中院立案一庭庭长陈辽敏介绍,目前杭州各级法院设立的行业协会“微法庭”,已覆盖消保委、旅游协会、商会、物业纠纷调解中心、婚调委等。 一批法治带头人 打破“遇棘手矛盾就建议打官司”惯有思维 听说要建“微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海潮社区综治主任潘昀起初是持怀疑态度的:临安、余杭等地因面积广,不少村社离法院较远,设置“微法庭”确为当地群众享受司法服务提供了便利,可上城区一共就18平方公里,52个社区离上城法院都不远。像海潮社区,开车四五分钟就到了,感觉没什么必要。 但很快,她就明白了其中用意。去年底,李先生因从外地回杭工作,打算对多年未住的房子进行装修,却发现当初在购房合同中写明赠送给他的地下储藏室内,已堆满了楼下邻居张女士家的物品。上门理论,对方却坚称是开发商赠送的。虽没签订合同,但拿出该储藏室的所有原始钥匙作为证据。 在潘昀看来,这样的纠纷根本没法调解,虽然从现有证据上看,合同更具说服力,但也有可能是开发商一物二卖,就算勉强去调解了,不管提出什么解决方案,当事人都会觉得社区偏向另一方。再加上李先生要打官司追究对方侵占责任的态度比较强硬,“别调来调去,反而调成了仇。” 潘昀把这个想法告知社区“微法庭”联系法官程煜峰后,对方从情理和法理两个角度分析——“打了官司后,他们就都服气了?”“心里都一直憋着气,以后楼上楼下是不是就老死不相往来了?”这让潘昀开始重新审视问题。 这种转变,正是“微法庭”设立的初衷之一。“我们希望,法官通过‘微法庭’和各村社联络沟通时,除了指导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外,还能有意识地做一些引导,让基层干部从‘遇到棘手矛盾就建议打官司’的惯有思维中走出来,从而培养一批熟悉当地情况、具备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维的基层‘法治带头人’。”杭州中院副院长郎长华说。 带着从法官、律师那里请教来的专业意见,潘昀先后多次敲响了楼上楼下住户的家门。一方面劝他们不要赢了官司、伤了和气,另一方面把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讲给他们听。她发现,摒弃了畏难情绪,解决起来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令她更加欣喜的是,双方最终接受了储藏室归李先生且不追究张女士责任的建议,握手言和。 桐庐县富春江镇孝门村党委书记刘国群也有自己的体会:“以前由于法律知识有限,一些矛盾调解起来比较吃力,也不敢去调解。”他坦言,很多农村干部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个原则:摆平。但实际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了‘微法庭’后,有法官作指导、当后盾,我处理起纠纷来更有底气、更能服众。” 前不久,桐庐法院接到孝门“微法庭”、富春江镇司法所发出的联动调解邀请,请求法院参与调解一起因安装电灯不慎坠落死亡的案件:廖某经建材店老板刘某安排,在给吴某经营的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安装电灯时,不慎从10多米高的横车上坠落身亡。 人命关天。面对这样复杂的案件,没有法律的支撑,村里来调解,帮任何一方说话都容易被另一方指着鼻子“骂”偏袒,而法官参与就不一样了。在两次长达10多小时的调解过程中,法官对死者、建材店、机电制造公司的责任作了解释、分析和梳理,引导当事人理性看待问题,同时村调解员、镇司法所工作人员从人情世故方面劝说,最终就赔偿金额及付款方式达成一致。 “诉源治理,绝对不是用‘压’的方法,把诉讼‘压’下来,也绝不是‘和稀泥’,通过双方无原则的退让息事宁人,关键还是摆事实、讲道理,尤其要讲法律的道理,让双方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边界,然后双方都退回边界以内。”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马永双认为,双方互谅互让,达成和解,皆大欢喜,“一团和气”里面,其实有对法律的尊重与敬畏,这也是“微法庭”相对于一般调解机制更有价值的地方。 一个身边的普法阵地 提供“菜单式”清单,可以直播点播 近半个月来,杭州市拱墅区所有社区“微法庭”陆续开展了一场同主题活动:组织居民、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等,观看一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庭审录播视频。 为什么选择这个案子?拱墅法院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随着新型城市化进程加快,物业纠纷在服务业矛盾纠纷中的占比也随之上升。据统计,今年以来,先后有200余起与物业纠纷相关的矛盾纠纷起诉到拱墅法院。“其中大部分是物业欠费问题。一方面,业主抱怨物业公司服务不好,拒交物业费;另一方面,物业公司收不上物业费,不能给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拱墅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章幼戎介绍。 为了有效地将这类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外,更好地修复社会关系,今年4月,拱墅法院联合区住建局在区物业协调中心设立物业“微法庭”,将辖区范围内受理的相关案件委托其进行诉前调解。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微法庭”共接收243件案件,调解成功147件,调解成功率超过60%。 要治标,更要治本。在章幼戎看来,调解只是就事论事,想要真正把矛盾消灭在萌芽、化解在源头,还是要让更多的人以此为镜,而“微法庭”就是扩大普法覆盖面的有效渠道。“一来我们可以通过典型案例让当事人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二来社区也能根据各自实际情况确定观看时间、人群、规模等。”拱墅法院立案庭庭长陆玮说。 随时将庭审现场搬到村(居)民家门口,是“微法庭”的一大特色。据了解,杭州各级法院通过“微法庭”,可以将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土地承包、职务犯罪、酒驾、保健品诈骗等类型的案件庭审直播和点播,并做成“菜单式”清单,由各村社、行业协会自主选择并组织村(居)民观看。 除了自主选择案件,这种灵活方便、生动形象的普法方式,还能有针对性地面向特定人群。5月27日,临安法院昌化法庭公开审理了一起相邻关系纠纷案件。当天同一时间,河桥镇11个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通过各村的“微法庭”观看了庭审直播。 其实,这起纠纷早在原告起诉之前,该镇河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就进行了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为何又诉至法院呢?原来,因为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中,部分约定条款不够明确,从而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庭审中,法官把存在的争议点一一指出来,并给出专业解释。 “太有用了。”庭审结束后,人民调解员纷纷表示,要以法庭审理案件的严谨标准来做好日常的调解工作,并不断鞭策自己加强法律知识和业务能力的学习。 上城法院通过“微法庭”,组织高校大学生、上城区6个街道50多个社区的群众、近10多万名中小学师生和家长等,在线观看了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首例涉防疫物资诈骗刑事案;为在“6·5”世界环境日进一步向公众传导环保理念,建德法院依托“微法庭”,对公开庭审王某某等11人污染环境一案进行直播…… 此外,“微法庭”还可将某村或社区范围内的失信被执行人员予以公布,实现精准曝光,强化失信曝光效果。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微法庭”已通过组织在线观看庭审直播和警示教育片、了解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等方式,进行法治教育355场,受众15万余人次。 “作为法院参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有效抓手,‘微法庭’通过‘互联网+综合法律服务’,建立完善线上线下解纷渠道,既能助力‘枫桥经验’由传统方式向智慧方式升级,也能助推法院深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杭州中院院长斯金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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