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十景图卷》 局部 清董邦达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915年早春的一天，杭州西湖还笼罩在一层微寒的晨雾中，两个商人模样的中年人正从北山街拐进登上葛岭的小道。这是两位来自上海的颜料商人，年龄稍长的名叫杨叔英，另一位名叫赵雨亭，他们是来葛岭祭拜颜料业的祖师爷葛洪的，此行即将使葛岭的面貌迎来一次彻底的蜕变。

科技创新葛祖师

在西湖核心景点，以某人的姓冠名的，一定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如苏堤之苏东坡、葛岭之葛洪。葛洪，东晋道人，字稚川，号抱朴子，是道教重要人物，其实还是一位中国古代重量级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很多，而崇尚科学实践创新，并留下实用性累累硕果的人物寥寥无几。葛洪不仅是一位具有科学实证精神的发明家，还是一位达芬奇式的博学家，他的成就涵盖了化学、医学、天文学、文学、哲学和军事学等方面。

用现在的话说，葛洪是一位创新性人才。首先，他开创性地以儒家学说完善了原始道教的理论体系，使道与儒相结合，因此有了“道与儒通”的说法。他不主张一味地遁世，做追求自身长生不老的自了汉，而是提倡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在他的主要著作《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中，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

其次，在他的“慈心于物，恕己及人”的指导思想下，潜心医术，悬壶济世，并留下了《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伟大的医学著作。伟大在哪里？仅凭《肘后备急方》这本“夹在胳肢窝里”（肘后）的便携型急救小册子里治疗疟疾的一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受到启发，提取了抵抗疟疾的青蒿素，并因此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成为第一位获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同样在这本实用型急救书中，记载了治疗狂犬病的方法：“杀所犬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就是将咬人的狂犬打死，取其脑髓敷在被咬病人创口上，这是世界上应用免疫原理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最早医学文献。书中还记述了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的症状及诊治方法，其中，“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此外，针对中风、心肌梗死等急症，《肘后备急方》还提出了一些别具一格的急救方法，如将皂荚、半夏、菖薄、桂屑、韭汁等磨成末，用管子吹入患者鼻中，或含在舌下，类似于现在的速效救心丸。这些开创性的医疗手段，都是这位葛祖师爷在1700年前发明的。

除了医道，葛洪在其主业---炼丹上的成就更是惊人。有无炼成仙丹暂且不论，他在这项多年孜孜不倦的“化学实验”中，发明了染色、酿酒、制箔及化妆品等技术，这些技术为杭州地区的印染、造酒、金箔、化妆等行业的繁荣及手工业者提供了谋生手段。

尤其是在颜料业，葛洪在炼丹药时，用铅、汞、硫等矿物炼制长生不老药，其中，“烧丹朱”即用汞和硫来制红色颜料人造丹砂；“炼铅粉”即用铅制造白色颜料铅粉；“刮铜绿”即将碳酸铜矿研成粉，用作石青、石绿颜料；“洗红花”即用红花造颜料兼染料红花饼，可染猩红。葛洪因此被练染业尊为祖师，以前印染业作坊内都悬挂葛祖师爷的画像，旧时杭州丝绸练染业中人，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相传葛洪诞辰）集聚葛岭祭祀葛洪祖师。

乱世致富颜料商

《杭城西湖江干湖墅图》局部 清康熙55年至雍正5年间彩绘本

《自杭州行宫游西湖道里图说》局部 清乾隆16年彩绘绢本

这次杨叔英和赵雨亭两人也是特意从上海赶过来拜祭本行祖师爷的，因为最近他们在颜料生意上发了大财。

杨叔英和赵雨亭都是苏州（吴县）人，当时在上海开设颜料行，经营用于绸布练染的颜料。染色虽为丝绸产业中的后续工艺，其中可大有商机。丝绸织造历来是江南一带的重要产业，尤其是清朝同治年间，随着国内以南通土布为代表的机器织布业的发展，对练染颜料的需求量不断加大，而染色是一种技术含量较高的工艺。

我国古代一般采用天然植物或矿物作为染料，虽可染出多种颜色，但有一致命弱点，就是容易掉色。穿得红红绿绿出去显摆，下了一阵雨，又没带伞，立马就变成五彩斑斓，尴尬得要命。唯一比较稳定的是一种提取自兰草的青蓝色颜料，叫做“靛青”，据说就是葛洪发明的。所以我们一般看到古书中描写比较潇洒飘逸的人物，都是“一袭青衣”，因为它比较能保持形象，可就算是“靛青”，时间稍长，也免不了褪色泛白。直到十九世纪末，德国颜料商人将新型化学合成颜料带入中国，才一举突破了染色技术的瓶颈，并使杨叔英等颜料商迅速暴富。

19世纪70年代初期，德国商人就将小瓶合成颜料运到上海委托几家洋杂货号进行试销，这种进口化学颜料色彩鲜艳，不掉色，经久耐用，很受欢迎。由于经营进口颜料销路广阔，利润丰厚，因而专业的颜料字号在上海发展很快。

到1912年，上海洋货九业（颜料、五金、洋油、洋杂货、洋酒食品、钟表、西木器、玻璃、铜锡9行业）公所成立时，已有公和来、恒丰昌、瑞康、瑞隆源、瑞泰、万顺丰、李珊记、林魁、万生盛、成丰、万昌利、德昶润、董洪茂、咸康、久康、成康润等16家颜料字号。

其中最著名的瑞康、瑞泰两家颜料行，都因与洋行关系密切享有包牌经销特权而获得较快发展。瑞康颜料行包牌经销德商裕兴洋行的“双鹅”、礼和洋行的“三星靛”、“三星元”和谦信洋行的“双公莲”、“孔雀拷”等颜料，瑞泰颜料行包牌经销德商爱礼司洋行的“和合玫瑰”、“弥陀黄”等颜料，都由此而成为享誉市场的名牌货，并可自主提高售价10％以上，因此获利丰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最初中国虽未宣战，但在华德商已感到形势岌岌可危，怕成为敌对国侨民，纷纷返国，行前将大量库存的颜料折价卖给瑞康、瑞泰等颜料行。随着战事的持续，西方列强又减弱了在华商业竞争的力度，远东颜料市场货源奇缺，瑞康、瑞泰等颜料行以高价出售，获得暴利，一时财富剧增。

瑞泰颜料行的老板就是杨叔英，赵雨亭是16家颜料行中瑞隆源和德昶润的老板及股东，而瑞康的老板名气更大，他就是民国著名的颜料大王和地产大王贝润生。贝润生还有一位师兄，就是大名鼎鼎的，也是从颜料行业起家的“上海闻人”虞洽卿。

杨叔英、赵雨亭、贝润生除了是同行外，还都是苏州人。杨叔英和贝润生曾先后担任过“苏州旅沪同乡会”的会长。他们在颜料生意上发了财后，积极回报社会，都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委员、“中国救济妇孺会”董事等，其中杨叔英还担任“苏州旅沪公学”校长，他们捐资办学、救助灾民、筹建育婴堂等，做了大量善事，而对于本行的葛祖师爷，当然就更不能忘了，而且这位祖师爷还是老乡（葛洪为江苏句容人）。

饮水思源祖师爷

按理说，杨叔英他们这帮颜料商发的是“洋财”，更应感谢德国人，可追根溯源，最终还是托了葛洪祖师爷的福。

因为新型化学合成颜料是西方现代化学的研究成果，而现代化学是在欧洲中世纪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洲的炼丹术源自阿拉伯，而阿拉伯又传自中国道教的炼丹术。葛洪正是道家最杰出的炼丹家，连西方人都颂赞葛洪为现代化学鼻祖。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翰博士在《中国科技史》中说：“（中国的炼丹术）是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民国时期 葛岭明信片

杨叔英与赵雨亭怀着感恩的心来到葛岭，两人顺着崎岖的土道一路上山，来到岭上，见到的葛仙庵已是杂草丛生、破败不堪，经历了风云变幻、兵荒马乱的时代，只有门外的一座玲珑剔透的假山和一口幽深的古井，还有一棵高大的皂荚树还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古老道观。

他们在门口发现了一块立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名为《重建葛仙庵碑记》的石碑，碑文字迹虽有几处已模糊不清，但大部分可以辨读，从中可以大致了解葛洪的生平和葛仙庵的历史。

葛洪本身就具有道家的基因，他的叔祖葛玄便是道教史上的一位“天师”，号称“葛仙翁”。葛洪自己在《抱朴子（内篇）》中也称葛玄为“葛仙翁”，后因其成就和影响力超过了叔祖，所以“葛仙翁”的名号就落到了他头上。

葛洪出身于江南士族，祖上做过高官，但后来父亲早逝，家道中落，而葛洪在贫困中仍勤奋读书，从小就以儒学知名，曾博览经史百家，对道家神仙导养之法尤其感兴趣。《晋书•葛洪传》中形容他的性格“性寡欲，无所爱玩”，也就是没有什么嗜好，下棋打牌、喝酒赌博统统不喜欢。“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他个性有些孤僻，淡名利，不喜欢呼朋唤友，乐于做个宅男。

“于余杭山见何幼道、郭文举，目击而已，各无所言。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一次他在余杭山中偶然遇见了何幼道、郭文举两位得道高人，六目对视了一下，便擦肩而过，没有言语交流，但这一个眼神的指点，立刻激发了葛洪心中埋藏着的求道成仙的梦想，从此他为了寻求道家典籍及学问，不论千里之遥还是山高路险，志在必得。

后来葛洪拜葛玄的弟子郑隐为师，潜心丹术，尽得其炼丹之法。在这之后葛洪还有一段从政的经历，其实葛洪当官是另有目的的，这样能有更多机会和条件到各地去搜求道家秘籍以博其学。在西东晋交接的乱世，葛洪在官场也混得并不顺，虽最终勉强置身“高级干部”行列，但内心早已看破红尘，多次谢绝“提拔任用”，一心潜修道术。在其一度滞留广州期间，又拜南海太守鲍玄为师，继续学习炼丹术并兼习医术，还娶了鲍玄之女，擅长灸法的鲍姑为妻。

葛洪年老之时，听说交阯（越南北部）出产练丹用的丹砂，就申请降职到广西句漏去当县令。路过广州时，被仰慕他的刺史邓岳苦苦挽留，葛洪便彻底退出官场，在罗浮山上一心炼丹修道。其实“闻交阯出丹，求为句漏令”云云很可能是葛洪为了辞官修道的一种托词。

此后，葛洪在罗浮山潜心修炼，并留下了很多宏伟著作。然后有一天，忽然写了封信给邓岳，说：“我要远行去寻找师父了，到时就走。”邓岳得信后，急忙赶去送别。这天葛洪一直打坐至中午，忽然像睡着一样去世了，等邓岳赶到，已来不及话别了，时年八十一岁。此时观其面目颜色如活着一般，身体也十分柔软，将其尸体抬入棺木时，发觉非常轻，好像衣服内是空的，皆以为葛洪已尸解成仙去了。 

修道炼丹留仙踪

葛洪是什么时候到西湖边的葛岭来炼丹的呢？这是一个谜。正史中找不到葛洪来葛岭修道炼丹的明确记载，在《本传》中记载葛洪生平侨居广州最久，得道成仙也在罗浮，去的时间稍久的，仅一次至洛阳，一次至吴兴，并仕于金陵。

而在《西湖游览志》、《西湖志》、《湖山便览》等史料中，提到“葛洪在葛岭建坛开井炼丹”的故事前都有“传”、“相传”、“传言”、“旧传”等字样，可见前人也并不确定。而且在杭州，除了葛岭，在《方舆胜览》、《杭州府志》、《钱塘县志》等书中，龙井、天竺、翁家山、水乐洞、胭脂岭等地都有葛洪留下的炼丹井，以前吴山上还有葛仙殿，茅廊巷东也曾有葛仙翁庙，宋时雷峰塔北有上清宫，亦传为葛洪炼丹处，总之，据传这位葛仙人在西湖周边的隐修之地多达十一处，整一个“绿野仙踪”。

其实这些“仙踪”好多很有可能“玄冠洪戴”了，将叔祖葛玄的传说变为侄孙葛洪的了。如《淳祐临安志辑佚》卷五中介绍慈严院时说：“晋太康间仙翁葛稚川（葛洪字稚川）舍宅为寺。”葛洪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晋太康（280-289）年间葛洪最大也不过六岁,怎么能舍宅为寺呢? 

又如《西湖游览志》卷十一中说：“葛坞,葛井,皆稚川遗踪也。相传吴赤乌二年葛稚川得道于此。”吴赤乌（238-250 ）年间葛洪尚未出世,何来炼丹遗踪？而赤乌、太康年间, 正是葛玄活动时期。

《新镌海内奇观》杨尔曾 杭州夷白堂刻 明万历37年

不过，将大葛仙翁的“仙踪”归于小葛仙翁也没多大问题，反正都是得道神仙，他们修炼成仙后随处显留仙迹，这种仙界的“迷踪”套路，非凡人所能懂的。总之，不管葛洪是生前来过葛岭炼丹，还是成仙后来此继续进修“博士后”，葛岭历来是其在杭州最大的“道场”。

到过葛岭的人都知道，站在抱朴庐的平台上观西湖，方位正南偏东，角度最佳，西湖全景尽收眼底。当年葛洪来到宝云山，不仅看到明圣湖（西湖旧称），在没有高楼和雾霾的遮挡下，还能远眺钱塘江，江上的远帆，湖中的画舫，如豆如叶，正所谓江湖一统，风水极佳。旁边的宝石山上，虽也有类似的观景角度，但全是光秃秃的巨岩，不像葛岭既有参天大树，又有石台耸峙，若隐若现，是道家修炼的好地方。

从抱朴道院远眺西湖

葛洪在葛岭修道的最直接“证据”，就是至今还在抱朴道院西侧的一口炼丹古井，也称葛翁井（《碑记》中称，原有三十六口井）。

相传葛洪在此井中放置丹药，可能井水恒温，起到保鲜作用吧。据西湖史料记载，明朝宣德年间，天大旱，大家都来这口井中取水，等井水舀干了，发现井底有一个石匣和四只石瓶。石匣非常牢固，无法打开，而石瓶中有几枚形状像芡果的丸药，大家尝了尝发觉一点味道也没有，于是就扔掉了。唯独一个姓施的渔翁，完整地吃掉一枚，这位施渔翁后来活到了一百零六岁。

自石匣与石瓶从井中取出后，井水就变得浑浊恶臭，不可食用，人们就把那个石匣放回井里，井水又变得像以前一样清澈甘冽了。这石匣可能是葛仙翁发明的可使用千年的净水器吧，可惜不知那几个石瓶去了哪里。

那块明万历年间的石碑《重建葛仙庵碑记》上有一段关于后人在葛岭山顶，建台祭祀葛洪的文字：“唐刺史李君构室祀之，题额曰初阳山房，造初阳台。石台历五代，至宋尚存。元时兵火，失所祀矣。”

道教研究学者朱越利先生在对这篇《碑记》的解读中认为，“唐刺史李君”便是历仕唐肃宗、代宗、德宗三朝的名臣李泌，他好神仙道术，曾任杭州刺史。但朱先生对石台是否真是李泌所建，以及是否祭祀葛洪，是存疑的。无论如何，葛岭山顶的初阳台，作为一处胜迹，从唐朝开始就一直流传下来了。

御览西湖胜景新増美景全图.清容光堂摹刻

初阳台，顾名思义即观日出的地方，而“初阳”二字又是道教炼丹时形容火候的一种术语，很可能因当年葛洪在此建台炼丹而得名。葛仙翁当年来到宝云山顶“呼吸日月之精华，收纳山川之灵气”，选此修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此地独有一种“日月并升”的奇观，这个奇观后来在元代相当有名，被列为钱塘十景之一——葛岭朝暾（也称东海朝暾）。

《西湖志纂》

据史料记载，每年十月朔旦（旧历十月初一）这天清晨，初阳台东北海平面上，“日初起时，四山皆晦，惟台上独明。瞬息间，霞光万道，山鸟群起，天半俱赤，色若琥珀，形如铜盘，光景离奇，倏忽变幻，遥望霞气中，日月之影互相照曜，并升于苍茫大海中，层叠而上。”

按说山峰高处，皆可观日出，为何初阳台上独有“日月并升”之奇景呢？据说只有旧历十月初一这一天，太阳的运行轨迹与初阳台正好垂直，故有此奇观。后来由于地势变化、城市建设、空气质量等原因，到民国时已见不到这种奇景了。

杨叔英和赵雨亭顺着山道登上初阳台，见到这片平衍数亩的平台上，那些承接日月精华的基石已是乱草蓬生，台旁残留着一座饱经岁月沧桑的古老祠观遗迹。站在此处眺望，南则全湖历历，西南则诸山蜿蜒，北则万顷平畴，屋庐可数，东则万家烟火，之江大海隐隐天际，极远近眺览之胜。看到远处的胜景和近处的破败，两人不由共同长叹一声，走到那祠观残迹旁。

这座祠观，有案可查的最早年代是南宋绍定元年（1228），名为玉清宫。《咸淳临安志》记载：“玉清宫，在钱塘门外葛岭，绍定元年东朝降钱造，移赐额。二年，赐田一千亩,崇奉宁宗皇帝、恭圣仁烈皇太后神御。理宗皇帝御书玉清之宫四字以赐。后有葛仙翁炼丹台。”

据《西湖游览志》记载，葛岭上甚至还有葛仙翁墓。玉清宫后毁于元至正末年（1341-1368）。根据《重建葛仙庵碑记》上的文字，该祠在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8），由“府主杨公重建”（时间上正好连贯），后又毁于正统年间(1436-1449)。

后面便是这篇《碑记》的重点了，讲的是明万历四十年，葛洪后裔再次重建葛仙庵的事。葛洪后裔葛栋等人先是在初阳台旧祠故址上，为葛洪重新立祠，称葛仙翁祠。又在初阳台下，大致是现在抱朴道院的位置上，“拓山重建楼宇”，作为供奉祖先的宗庙，“上祀仙翁，下奉祖考宗亲。重修丹井，砌粟岭前后山行路，培植荫木，修补残缺，台井一时更新，远近人皆知有仙翁祠矣。”因此，当时葛岭有两处与葛洪有关的主要建筑，一处是山顶的炼丹台（初阳台）与葛仙翁祠，另一处是山顶下，丹井旁的葛氏宗祠（葛仙庵）。

权臣豪宅贾似道

其实，据史料记载，早在南宋时，葛岭还住过一位名人——权臣贾似道，他的豪宅范围从葛岭山上一直延展至西湖边。景定三年，因贾似道“护国有功”，宋理宗将皇家园林即集芳园（葛岭山下的一大片园林）赐予他，并赐钱百万建其家庙，贾似道遂在此大加修葺，亭台楼阁、假山水榭，应有尽有，将他的宅园打造得富丽堂皇，并改名为后乐园和养乐园。

在葛岭山上葛仙翁的炼丹古井旁，也许为了沾点仙气，还建了别墅“半闲堂”，内有老贾习道用的“初阳精舍”，旁有面朝西湖的湖景房“红梅阁”。老贾每五天在西湖上坐船上朝一次，公文全由人送至家中签署，时人形容：“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贾似道官职）”。他平时都在豪宅内陪着宠姬，练练打坐，斗斗蟋蟀，逍遥自在。其时咸淳年间，元军正大举南下，南宋半壁江山危在旦夕，告急文书如雪片飞来，老贾却报喜不报忧，反从中捞取政治资本，宋度宗依仗如此妄人，也活该最后南宋亡国。

不仅如此，老贾为人还十分霸道狠毒。有一次，众姬妾拥着老贾在湖景房倚楼望湖，见有两个年轻人，坐着小船由湖登岸。一侍妾说了句：“多美的少年！”，老贾马上说：“你若喜欢，我来给你做媒。”不一会儿，老贾就令人拿了一个盒子过来，对众姬妾说：“我已为她做好媒了。”打开盒子一看，是刚才那侍妾的头，众姬妾都战栗不已。

戏曲《李慧娘》讲的也是一位被贾似道残害的女子，最后化为鬼进行复仇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据说就是在葛岭的红梅阁。

抱朴道院前湖石假山

贾似道虽在葛岭打造过规模庞大的安乐窝，但《重建葛仙庵碑记》上一个字也没提到他，恐怕是老贾的名声实在是太坏了吧。不过至今在抱朴道院门前及上山道上还有两座假山，据说是南宋遗存。

南宋时，赏石文化相当流行，在都城临安（杭州），不管是皇家宫苑还是达官显贵的私家宅院内，各种假山名石应有尽有。现在葛岭留存的两处颇具规模的叠石假山，道院门前的为湖石叠石假山，障如屏风，高约十米，宽约十二米，玲珑剔透，盘旋曲折，变化无穷，素有“西湖第一假山”之誉，可能是当年贾似道作为“半闲堂”配套景观给整的。

诸葛亮乱石阵

另一处是在从玛瑙寺去抱朴道院的途中，为蛮石叠石假山，采用石料均为本山黄石，自然垒砌，层层叠障，大小由之，由多个群体组成，巍峨森严，势如累卵，但坚如磐石，远观构图效果如诗如画，可谓人工叠石假山中的精品，此假山被民间传为“诸葛亮的乱石阵”，据说是南宋皇家园林集芳园（后赐予贾似道）的旧物。

历史机遇建葛岭

葛仙庵自《碑记》上所说的明万历四十年（1612）大规模重建后，到清康熙六年（1667）又再次重建，并更名为涵青精舍。据《湖山便览》记载涵青精舍：“国朝康熙六年，郡士沈昺、何舟瑶等建，为惜字公所。

《县志》云：半闲堂即其址也……《临安志》及《齐东野语》纪贾第亭宇颇祥，独不及半闲，疑所谓初阳精舍即此。”涵青精舍后据民国《西湖新志》记：“咸丰间（1850-1861）毁，同治丁卯（1867）重建。”自此，葛仙庵经清代第二次重建后，旧名涵青精舍又称为涵清道院。

1915年当杨叔英、赵雨亭他们来到葛岭，见到的这座破败的道观便是涵清道院。他们见到祖师爷的供奉地变得如此冷落衰败，心中很不是滋味，觉得托祖师爷的福，现在发了大财，理应有所回报。于是决定立即赶回上海，召集颜料行业同仁，集资重建葛岭。回沪后，杨赵二人与颜料业同行贝润生、邱渭卿、徐吉生、胡二余、寿鹤卿、李奂庭、陈德初、葛耐安、傅炳初等人，商议集资在杭州葛岭重建葛洪祖师爷的祠观之事，得到了众人的一致响应，不久便筹得巨资，赴杭开展葛岭的重建工程。

当时中华大地刚经历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4年前的辛亥革命使杭州城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巨变”，清朝的腐朽专制势力一扫而空，革命后的省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他们按照西方国家管理和市政建设的理念，拆除旗营，规划市场，发展商业，建筑道路，开辟公园，使西湖与城市相衔接。

民国八年（1919年）《西湖游览指南 （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新开辟的市场和修建的道路具有服务于旅游观光的潜力，而此时的上海正形成一个需要在节假日度假休闲的中产阶级，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使上海到杭州的距离骤然缩短，于是杭州迅速成为上海中产阶级便利的旅游度假地。而且对当时政府来说，像杭州这样没有工业的城市，发展旅游业是维持充足税收的最佳途径。

西湖风景区的名胜古迹众多，这些正是西湖景观的吸引力所在。当时杭州市工务局遵循“在可能范围内，大致以保留原有形式的原则，以求率真。”的修缮方针修理或改建了岳庙、花港观鱼、平湖秋月、曲院风荷、三潭印月、放鹤亭、西泠桥、锦带桥等著名古迹遗存。

对于寺庙、道观的保存，既有宗教信仰上的需要，又能延续“香汛”带来的经济、文化效益，对四方游客也有较大吸引力，因此，国民政府对杨叔英等商人出资重建葛岭，是大力支持的。

从1915年到1919年，杨叔英等人一共花了4年时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精力，自葛岭山脚一直到山顶，进行了浩大的修复及增建工程，还邀请了许多社会名流及文人墨客，为各景观建筑题写匾额和楹联，使葛岭这处葛祖师爷“道场”的面貌焕然一新，无论在景观上，还是在宗教文化建设上，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

焕然一新葛“道场”

首先是山脚下建筑彰显道教文化的杏黄色山门，黄色是道教敬重的颜色，因为道家学说尊崇黄老（黄帝与老子）思想，黄帝在玄学中五行是土，颜色为黄，而古代道士也称黄冠。

山门为砖石混合结构，四柱三间三楼，正中为一圆形拱门，两侧为砖墙，墙上左右分别阳刻“抱朴”、“道院”4个大字，再外侧分别为两幅太极八卦图。拱门上的匾额阴刻郑煕所书“葛岭”两个大字。四根柱子上镌刻有两副楹联，拱门两侧的内柱上镌刻陈尚礼撰句、周天鹏书写的楹联：“初阳台由此上达；抱朴庐亦可旁通。”外侧两根柱子上镌刻：“点缀名山有勾漏丹青著色；登临绝顶看扶桑旭日来朝。”上款为“民国四年，钱塘王家治撰句并书”，下款为“吴县杨世伟（杨叔英字世伟）敬立”。楹联中的“抱朴庐”是杨叔英在原红梅阁南侧增建的，可远眺西湖，为其在杭别业。

山门

自此，葛岭上这座古老道观，由“涵清道院”又更名为“抱朴道院”。“抱朴”取自葛洪的号“抱朴子”，所谓“抱朴”，就是“守朴归于真，不萦于物欲”（老子）的意思。

山门背面上方有杨学洛题的“黄庭内景”4个大字。“黄庭内景”是道家养生修炼的一种术语。“黄”指中央之色，“庭”指四方之中，“内景”就是“心居身内，存观一体之象色。”

《黄庭内景经》是东晋道教上清派的一部经典，其养生原理类似于《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上古有真人者，可以惊动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护神仙，肌肉若一，故命可以天地，无有终结，此其道生。”，这正好与“抱朴归真”相对应。

山门背面

其次，从山门往内，一直到山顶，一路铺设了石板和石阶，沿路还建了六座亭阁，供游人歇脚和赏景。由下至上分别为流丹阁、喜雨亭、顽石亭、览灿亭、九转亭及最高处的宝云亭。

在山顶初阳台，不仅平整了石基，还在上面建了一座上下两层亭台组合的石亭，台座用大石块砌造，台北面外设登亭台阶，石亭为歇山顶四柱方亭，亭檐下有仿木结构的上下两重斗拱，每两柱之间的檐枋表面浮雕云纹图案，亭四周设石栏板，亭正中竖立一块石碑，碑南面由曾煕题写“初阳台”三个大字，碑阴镌刻由汤寿潜撰，伊立勋书的《重建葛岭初阳台碑记》。

曾任浙江省军政府都督的汤寿潜在《碑记》中大力赞扬了杨叔英、赵雨亭、贝润生等颜料商人的善举，说他们为重建葛岭“施财㢋新之。又挺为旁舍，峙为路亭，凡坛道庙堧，绳如砥台。游兹山者，莫不知有诸子以草木为彰施也。自有兹山以来，至葛翁始能名；自台成以来，遇诸子而不朽……”。

南宋咸淳 临安志《西湖图》局部

在初阳台旁，杨叔英等人在那座葛仙翁祠的遗迹上重建了一座祠观，并延用了南宋时的旧名“玉清宫”。己未年（1919），还在初阳台下增建一炼丹台，名“游仙台”，台后石洞中供有葛洪像，为颜料商来此祭祀祖师爷之用。

“游仙台”下有一四方的小石池，名为“龙池”，据说池里可以看见四脚的“龙”，它大小似壁虎，身躯狭长，尾巴细，黑背，大红色的腹部上有黑斑。也许是因为葛仙翁的缘故吧，香客们对这些“龙”敬若神明，其实这可能就是蝾螈。

葛岭上的亭阁（老照片）

对于旧涵清道院的整修，更是花费功夫。不仅增建了南面的抱朴庐，还将大殿、偏阁、回廊等全都修葺一新。道院门外立一石牌坊，坊外为清道人所题“葛岭朝暾”四篆文，内为吴昌硕书“渥丹养素”四行楷，那棵高五六丈相传为宋时所栽的古皂荚树还立在坊西。

门前立有两块石碑，一块就是明万历壬子《重建葛仙庵碑记》，另一块为清同治丁卯《重建葛仙祠碑》。登上台阶进入大殿，正中为古装便服的葛洪像，奕奕如生。

为表示对直接提供生财之道的洋颜料商的感激之情，杨叔英他们还在葛洪像旁立一西洋精染专家的塑像，中西合璧，古今兼祀。下方供案上雕刻了《封神演义》上的全部人物，玲珑剔透，鱼磬剑佩、葫芦麈尾等道家器物一应俱全。旁边道舍（原红梅阁）内，几榻瓶尊落落有致，中悬徐元白画的葛洪立像，杨叔英等人在此设立了染业公会。阁边有清泉一泓从石隙中流出，名梅泉，传说为葛洪当年所开三十六泉之一。

抱朴庐（现在）

沿红梅阁绕廊往南，便是抱朴庐，此庐倚山作楼，明湖镜开。杨叔英在杭州也有实业，时常来抱朴庐小住，庐内还藏有许多艺术珍品，如文徵明的《落花》小楷真迹、以郑板桥画竹为饰的木刻门扇等。自此，抱朴道院既是主祭葛洪的一座道院，也是颜料商人祭祀祖师爷和聚会的场所。

道院门前石牌坊及假山（老照片）

位于抱朴道院下方，疑似南宋贾似道宅院遗留的那座湖石假山，夹渥丹室与还丹井于其中，依然玲珑曲折，在其西侧岩壁上，为表达“知恩图报，饮水思源”之精神，染业中人刻上了“父母者有形之天地也，天地者无形之父母也”两行大字，落款为“民国戊午重九日仁和周肯堂撰，染业寿鹤庆书”。5年后，又在旁建枕漱亭，由时任浙江省省长的张载阳，在同块岩壁的右侧题“枕漱亭”三个大字。

正是因为众颜料商“知恩图报，饮水思源”之善举，经过4年的建设，到1919年末，整个葛岭气象一新。从一张当时远眺葛岭的老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重建的初阳台和抱朴庐的姿影，以及隐隐约约在山坡上蜿蜒的亭阁，台与庐一上一下既超然尘外，又相互呼应，自有一种脱离人间烟火的道家仙山之意境。

时代变迁新“抱朴”

在这之后，风云变幻，时局动荡，抱朴道院及葛岭上的诸多建筑，先在抗战时期毁损严重，1949年曾小作修葺，后又在“文革”中除道院房舍外，其他均荡然一空。1983年抱朴道院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二十一座道教重点开放宫观之一，1984年3月杭州市人民政府拨款将其整修，并对外开放。1985年4月，杭州市道教协会成立，以抱朴道院为杭州主要活动场所。2011年西湖申遗成功，抱朴道院与道教文化被列入西湖文化景观世界名录。

现在从北山街拐入葛岭路，不久便会见到醒目的抱朴道院黄色山门，山门已恢复成杨叔英当年修建时的模样，浓郁的道风扑面而来。

进入山门，世界立即安静下来，拐一个弯，有一名为“又入佳境”的亭阁，穿过亭阁，走上一段长长的台阶，就看到正前方那巍峨耸立的，被称为“诸葛亮乱石阵”的黄石叠石假山，绕过假山，前方拐角处有一方亭掩在树荫中，过了方亭，道旁树木参天，嶙峋的宋代湖石假山就在眼前，其上方一堵黄色的院墙上写着“抱朴道院”四个大字。

一路上来，杨叔英他们当年沿路所建的六座亭阁已不复存在，而西侧岩壁上“父母者有形之天地也，天地者无形之父母也”两行大字及“枕漱亭”还深深地印刻在那里。

走进道院，正殿为葛仙殿，东侧为半闲草堂，供奉葛洪、吕纯阳和慈航道人，南侧为红梅阁，再南为抱朴庐，现为游客喝茶和远观湖景处，庐外一圈龙形起伏的黄色围墙颇具特色。

沿石阶向上，高低错落地分布着太极阁、元辰殿、广灵殿、救苦殿等，供奉道教神仙和祖师，如今的抱朴道院为全真派坤道院(女道士修行的道院)。

在半闲草堂东侧一廊道内，立着三块石碑，中间这块就是当年杨叔英和赵雨亭见到的明万历《重建葛仙庵碑记》，石碑几乎已被磨平，只有最上方“重建葛仙庵碑记”几个字还能辨认，左边这块是将中间古碑上的文字重刻一遍，由曾任浙江省道教协会会长，多年来为抱朴道院的重建作出重要贡献的高信一道长重书。右边这块《葛岭抱朴道院碑记》也是由高信一撰书，主要讲述了葛洪的生平和业绩，以及抱朴道院的历史。

在道院西侧有一口石栏围着的古井，栏上写着“炼丹古井”四个字，不知是否当年捞出石匣与石瓶的那口井。井旁有一空地，为旧抱朴道院遗址。

再往西沿着山路而上，已找不到“游仙台”和供有葛洪像的石洞了，四方池也已不见，里面的“四脚龙”估计早已腾云而去了吧。

登上初阳台，台上的石亭依然伫立，而四周已无其他建筑，杨叔英他们当年重建的“玉清宫”已无踪影。现在的石亭为1959年重建后又经重修，面貌和1915年旧构有了较大差异，如亭子更为宽大，亭中石碑已非当年汤寿潜所撰，其正面“初阳台”三字由诸乐三所书。

现在初阳台

如今站在初阳台上，四周树木比从前葱茏茂盛，绿荫遮蔽，远处各方的景致，反而没有当年杨叔英他们看得那么清晰。遥想一百多年前，葛岭这座葛洪祖师爷的道场，经一帮颜料商人怀着“饮水思源”之心，倾力打造，曾有过一次焕然一新的重建。他们虽早已远去，但正如现在还镌刻在葛岭岩壁上的那幅对联所语：“父母者有形之天地也，天地者无形之父母也”，这种感恩精神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