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心田，1940年出生在杭州，1956年考入嘉兴医士学校，学了三年的临床医学，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半山联社医院——后改名为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还成了医院第一位专业的耳鼻咽喉科医师。

这是都市快报与浙江省社科联联合推出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1978－2018我的编年史”。

以下是徐心田的自述：

1979年月工资涨1元够吃大半个月早饭

我最开始到医院是当外科医生，做了不少腹腔手术，当时，有不少血吸虫病晚期病人，我和同事们一起完成了不少脾脏切除手术，还参加过切脾手术队下乡去做手术。

我还和同事一起完成了余杭的第一例肝脏部分切除手术，患者因肝脏巨大毛细血管瘤破裂出血而手术，术后恢复得不错，这位患者的病历至今还保存在医院里。

我当了外科医生20年后，终于在1979年等来了省卫生厅组织的全省卫生系统中专学历的医务人员晋级考试。

通过考试，我和众多医务人员终于从“士级”职称晋升为“师级”。

为此我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更可喜的是，卫生系统医务人员职称晋升从此逐步进入了正规。

与此同时，我的工资从每月39元涨到了40元，实际增资1元。

别小看这一元钱，我记得当时我早饭经常吃一个3分钱的烧饼再加3分钱的油条，这1元钱差不多够我吃大半个月的早餐了。

有好事的同事为我算了一笔账，我工作20年的工资总收入还不足万元，但是从这1元起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我的工资也跟着同步增长。

1980年进修成为一名耳鼻咽喉科医师

这一年，我离开了从事20年的外科医师岗位，到杭州市第一医院进修耳鼻咽喉科一年。

虽说放弃外科有些可惜，但是当时我们医院没有专门的耳鼻咽喉科医生，非常需要这样的专业医生。

另外，这也是我自己身体不争气，当时得了肝炎治愈后，身体仍然经受不住外科的高强度工作，院方才优先考虑给我调岗。

当外科医生时，轮到在病房值班时，要同时管30张病床的病人，为了能及时照看到病人，我曾经直接在病房里睡过10个月，而我当时的身体确实不太吃得消。

综合了这些因素，我专心进修成了我们医院的第一位耳鼻咽喉科医师。

不过，耳鼻咽喉科也有一些手术病人，晚上没有专门的值班医生，所以我白天做了手术的病人，晚上肯定得去看过才能放心回家睡觉。

1984年住上了新房学起了ABC

这一年，我的生活发生很多大变化。

在这之前，我一直是住在医院老住院部病房改造的宿舍，就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厨房在走廊上，卫生间公用的。

1984年，我们医院造好了新的职工宿舍，我搬进了两室一厅一厨一卫还有一间小储藏室的宿舍，彻底改变了居住条件。

这一年，我自学的英语也有了成果，第一次在国外医学耳鼻咽喉科的杂志发表译文文摘两篇。

我早几年开始跟着电台学英语，在去市一医院进修的那一年，每天从宿舍到医院坐公交车要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就成了我学英语的好时候，我的口袋里放了很多单词卡，有空就拿出来看看。

就这样，我通过自学已经可以把英国人写的《耳鼻咽喉疾病》的原版书通读下来了。

那时，国外的医学专业期刊，原版的我是订阅不起的，我就买影印本来看。

后来，我坚持利用业余时间翻译英美出版的专业期刊，介绍国外同行的工作和经验，到退休时共发表译文近200篇。

2001年退休后送医下乡重遇病人

2001年，我在医院工作42年后退休，又被医院返聘五年。同年，余杭区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成立，我参与送医下乡，下基层宣传科普知识的工作。

我乐于参加这些活动，在为群众服务的同时快乐自己，也丰富了退休生活。在活动中，最高兴的是，重遇了自己当年的病人，对方还记得我并感谢我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当医生当对了。

2006年甘蔗老来甜

2006年，我彻底离开了整整工作47年的医院，有了较多的自由支配时间，我开始学习摄影、打太极拳和打台球，结交了不少新朋友。

去年，为了庆祝金婚，我和爱人选择了甘肃、宁夏、青海为目的地去旅游了一趟。

退休后的生活，套用一句俗话就是“甘蔗老来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