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 通讯员 李力行 记者 王洁/文 记者 张之冰/摄 部分图片由良管委提供

王陵祭坛宫殿的发现，实证良渚文化进入文明社会

新华社摄影记者吴元柳在现场采访

反山遗址

考古学家“笔记”

一千年前的文明看北京，两千年前的文明看西安，五千年前的文明就看杭州良渚了。

当下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一直是以黄河为中心，远古的江南仍被视为“化外之地”，吴越以前的事迹茫然无所知。

二十世纪初掀起的考古热，陆续发现了周口店、西阴村、殷墟、城子崖等遗址，都为“黄河中心说”提供了有力佐证。直到1936年，西湖博物馆年轻学者施昕更在家乡良渚镇调查和试掘的发现，以及编著了《良渚》，让考古界第一次对良渚遗址有了深刻认识。

正当良渚文明初见端倪时，抗日战争的烽火以及施昕更的英年早逝，让良渚的考古发掘陷入停滞。

而良渚文明再次震惊世界，已经是50年后了。

反山、瑶山考古惊现王陵、祭坛 从此中华五千年文明绕不开良渚

1986年，良渚文化发现已迈入第50个年头。上海和江苏都陆续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大墓，而良渚文化的命名地却一直是空白，这也让浙江考古工作者产生了紧迫感。

而谁也不曾想到，毫不起眼的反山发掘迎来了重大突破。30多年过去了，当年主持此次发掘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家王明达，依然历历在目。

5月30日，午后乌云铺天盖地，眼看一场暴雨将至。王明达站在反山发掘工地一个约1.6米高的隔梁边，正有序地安排考古现场的避雨措施。

在这之前，他们已在反山发掘了20多天，除了11座汉墓，丝毫未见良渚文化的影子。但王明达并没有气馁，他深信严格遵照田野发掘操作规范，一定会有收获的。

此时一直在清理深坑的技工，突然直起身一只手托起一小块物件问：“王老师，这是啥？”王明达难掩兴奋，“啪”地就从隔梁上跳到探方上，又爬到1.1米深的坑里。他在竹簸箕上扯了一块竹片轻轻一拨，朱砂红就出来了：“这下逮着了。”

他用竹签子又在坑内别处探了几次，终于剥出了白花花的颜色，那是玉的鸡骨白，这就是后来出土的97号玉琮。在肯定发现了良渚大墓后，他才心满意足地盖上塑料膜。初夏的暴雨哗哗袭来，王明达跑回住处，当晚和几个人就着碗喝了2斤黄酒，别提有多开心：“这次发掘将载入考古史册。”

而这个深坑就是后来著名的反山12号墓，墓主人被认为是最有权势的“良渚王”，因为他的墓葬规格最高，墓中出土了玉琮王、玉钺王等玉器，发现了完整的神徽形象，这对于解读良渚玉器的纹饰内涵和器物造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反山遗址出土的玉器之多、制作之精、档次之高更是无出其右。

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在瑶山又发现了12座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葬，且首次发现良渚文化的祭坛遗址。

至此，湮没不彰的良渚文化，更得重要的物证。从这时开始，谈起中华五千年文明，就绕不开良渚遗址了。

一个普通小山丘竟是“政治心脏”

它实证良渚文化进入文明社会

反山、瑶山等贵族墓地的发现使考古学者意识到，良渚一带曾有过一大批显赫权贵。规整的祭坛只是他们的宗教圣地，他们的日常居所、行使权力的政治舞台会在哪里呢？

很长时间里，莫角山这座在早期航空图片上能清晰显示的长方形土墩，一直是个普通的小山丘。它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总面积30余万平方米。

以往当地农民为了盖房常在这里翻土筛沙子，为什么这么高的地方会有沙子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以王明达为领队，杨楠实际主持，在1992年9月至1993年7月，对莫角山进行了发掘。从剖面上显示出有规律的沙层和泥层相间隔的现象，如此反复达13层之多，考古学者判断它与夯筑活动有关。

此后考古人员精心剥剔出多个层面的成片夯窝遗迹，并最终确认它是良渚时期的大型夯土台基，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人工营建所用的土方量，都是其他良渚文化遗址无法比拟的。由此认定莫角山不仅是良渚遗址群的中心遗址，也是良渚古国的中心遗址。

王明达告诉记者：“我们还在夯土台基上发现了成排的大型柱坑，直径较大的超过1米，而柱洞遗迹显示最粗的柱子直径达60厘米。”这些现象证明良渚贵族驱使大量人力修建了莫角山这一巨大的长方形高台基础，并在上面营造了宫殿一类大型建筑。

“如果把反山遗址的那些大墓比作十三陵，那莫角山遗址就相当于故宫。”在杨楠看来，莫角山遗址从设计营建、组织指挥、劳动力投入、种种礼仪活动等诸多方面所显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社会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之一。

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也在《良渚随笔》中进一步推断：莫角山遗址是否就是良渚文化的一座古城呢？这个疑问在进入21世纪后找到了肯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