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快报 首席记者 俞茜茜 记者 金晶 见习记者 张煜锌 陈彦汝 通讯员 王蕊 方序 鲁青 王家铃 王屹峰 宋黎胜 应晓燕 张颖颖

一位72岁杭州老人最近病逝的消息，这几天在网上受到很多医务工作者和网友的关注。

楼钦元，男，72岁，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社会医学教育工作。90年代初赴美，先后在美国印第安纳普渡大学医学中心和美国礼来制药公司从事生物医学研究和癌症相关医药研究工作。

2010年退休后，回到中国，先后在杭州师范大学和浙江农林大学任英语教授。

儿子是美国Asante医院心脏专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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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叫楼钦元。2017年10月初，楼老先生因连续咳嗽，在杭州初诊患癌，10月19日，飞赴美国确诊腺性非小细胞肺癌，随即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抗癌之路。

2018年9月，在接受美国肺癌新药Blu-667精准靶向治疗临床试验后，楼先生的癌细胞得到了有效控制，抗癌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正在深爱他的亲朋好友备受鼓舞、对战胜癌症满怀希望之际，前两天，传来悲伤的消息：因为病情反复，2019年2月15日，楼钦元先生在美国病逝。

明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为什么楼老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不到半年时间就病逝了？

2月18日凌晨，快报记者通过微信语音通话联系上了远在美国的楼钦元先生的爱人楼师母。

楼师母给我们发来了楼老患病期间写下的25000字长文——《我在美国治肺癌》，细述楼老在美国参加药物临床试验的体验和经过。

楼师母说，之所以把这篇长文拿出来，一是为了实现楼老遗愿，通过文字答谢亲朋好友在他患病期间所给予的关心和鼓励，二是将楼老自己的抗癌经验，通过快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做参考。

在楼师母的口述下，结合楼老亲写的长文，我们还原了楼老从患病到离世的16个月时间，和肺癌抗争的生命轨迹。

2017年10月楼先生患肺癌回美国诊断治疗，一直到2018年9月为止，他将在美国就医和参加药物临床试验的经过作了翔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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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上半年 症状初起

有一两口痰出来后，嗓子就会清爽舒服，这样持续了几个月……以前，猛咳一阵后喉咙会感觉舒服些，但在这段时间，即便清晨清了嗓子，白天仍会觉得嗓子难受，喉咙有点痒，时不时会咳嗽一阵。

8月

咳嗽加剧，痰多了起来，加强锻炼来强肺治咳

我在授课时感到喉咙有点不适，所以每天清晨都会在宿舍主动咳一阵，清清嗓子。感觉痰多了起来，不仅清晨有，下午和晚上也会有。痰液稀白，与感冒咳嗽的黄色痰液不一样。到了下旬，咳嗽变得不自主，喉咙痒，一痒就想咳，一开口讲话都会先咳一阵。

不少人注意到我的咳嗽，催促我去医院看看，但我没在意。除了咳嗽外，一切似乎都正常。我用加强锻炼来强肺治咳，就冒着夏天的烈日更起劲地去爬山、骑车、跑步和打篮球。

2017年8月，爬临安的山，想强肺治咳。

9月

被拉去做CT，显示左肺少量积液，右肺疑似炎症改变

9月初，咳嗽更厉害了，9月5日，在一个临床医生的英语班上，课后我被“拉去”做了胸部CT。结果显示左肺少量积液，右肺疑似炎症改变，心包少量积液。服用抗生素左氧氟沙星（levofloxacin）一个疗程7天后，痰液似有减少，但咳嗽无明显好转。血象白细胞及CRP（C‐反应蛋白，反映急性感染，升高表明有细菌感染）均正常，说明我没有气管炎等急性炎症情况。但CT显示的积液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如果这是别人的情况，我肯定会想到肿瘤的因素，但是当时我绝对不会把它和我自己联系起来。

10月16日 

第二次CT，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肺癌

进入10月后咳嗽越来越严重。10月16日，一位医生朋友“强迫”我去看医生，他用自己的手机为我挂好了号。医生让我又做了CT，时隔40天，CT左肺积液增加，肺门阴影扩大。血检一系列肿瘤指标都升高，其中主要针对肺癌的癌胚抗原（CEA）高达6倍多（32.8/5）。

虽然肿瘤指标不可用来诊断肿瘤，只可做治疗效果的辅助评价，但高出这么多，一切已无疑问了。我很有可能得了肺癌，而且已有转移了。没想到这几个月里难以消除的咳嗽竟可能是癌性咳嗽！

大意和自信使我失去了早期诊断肺癌的机会。当时如果刚有咳嗽时就去医院检查，做个CT和肿瘤标志物（CEA）检查，我的肺癌或许能得到早期确诊和治疗，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出现。

另外，表面现象也起了蒙蔽作用。我给人的印象是强壮、健康，不抽烟、不喝酒，非常注重锻炼，所以我的朋友熟人都认为我只是得了支气管炎或肺炎，连见过的几个资深医生也反复怀疑是肺结核，谁也不曾想到我和肿瘤会有联系。

10月19日

飞往美国治疗 确诊非小细胞腺癌

第二次CT和肿瘤指标出来后，当即告知儿子自己的情况。他泣不成声，批评我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要我立即返回美国诊治。

10月19日深夜，我从浦东登机飞旧金山转梅德福，当天就住进我儿子工作的Asante医院。他是那里的心脏专科医生。梅德福市在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冈州（Medford, Oregon），是一个只有几万居民的小城，却是周围二十多万人口地区的医疗中心。

第二日凌晨，做胸、腹部对照CT。因为那些增高的肿瘤指标首先指向消化道病变，所以除胸部外也要做腹部对照CT，结果排除了胰腺、胃和结直肠肿瘤的可能。次日，抽取左胸腔积液525毫升，积液中发现肺癌细胞，至此，肺癌确诊。

下一步做了脑部核磁共振（MRI），因为肺癌容易向脑转移，结果没有发现脑转移。几日后，做了全身PET-CT，结果显示胸上部双侧淋巴，肺门，肝及右盆腔回肠已有转移。

对胸腔积液中的癌细胞做了分子生物学的检查，以确定肺癌基因变异类型，这对制订治疗计划极为关键。

一个多星期后检查结果出来，我患的是肺的非小细胞腺癌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但EGFR和ALT变异均阴性。

检查结果还显示PD-L1表达强阳性（表达率90%-100%）。PD-L1是癌细胞表面长出的一个蛋白，它和人体的免疫T细胞表面的PD-1受体结合后，就会使T细胞失去识别和杀死癌细胞的能力。我的肺癌就是这样逃脱了T细胞的攻击而形成的。

11月2日

前往安得森癌症中心，确诊RET变异，占肺癌病人1%-2%

11月2日，我去了在德州休斯敦的安得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该医院被评为世界最好的癌症中心。血液标本送去做一个称做Guardant360的检测。

一个多星期后结果下来，我是RET （Rearranged During Transfection）变异，只占所有肺癌病人的1%-2%。

Guardant360检测能一次在血液标本中测试73个基因的变异情况，被称为“液体活检”。休斯敦目前还不能做此检查，要把标本送往加州的Redwood City去做。

现在中国的癌症基因检测也很先进，有的检测机构用活检标本一次可测464个基因。

11月9日

接受K剂免疫疗法

人体T淋巴细胞有一个受体，叫PD-1，身体很多器官的细胞表面分泌一种蛋白，叫PD-L1。两者结合后，T细胞就不会对这些器官进行攻击，这是身体正常的免疫保护机制。为了逃避T细胞的攻击，有些类型的癌细胞表面也分泌PD-L1。

K剂是一种拮抗PD-1的抗体，两者结合后这种免疫保护机制就被解除，T细胞就能识别和攻击癌细胞了。我们可以把PD-L1看成是一道免死金牌，有了它就能躲过御林军（T细胞）的追杀，K剂则可看成是朝廷新下的一道圣旨，御林军不再认那道免死金牌，所以癌细胞又会被T细胞追杀。

K剂对表达PD-L1的肿瘤有效，而且表达越高越有效，一般认为表达在50%以上，疗效很好。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T细胞的PD-1受体被K剂封锁住，抑制了免疫保护机制，有些表达PD-L1的器官也会受到T细胞的攻击，这也是它造成严重副作用的原因。

2017年11月9日我接受第一针K剂。200毫克的K剂经静脉进入我的身体，10分钟后，全身好像上来一阵放松的感觉，随之精神振奋，刹那间喉咙也不痒了，胸部的紧迫感没了。我当即跟坐在一旁陪着的妻子讲了上述感觉。

30分钟静注结束，我从躺椅上一跃而起，自然地就甩开大步向停车场走去，像个没病的人一样。回到家用语音向杭州兄弟报告了这些好的感觉，声音清晰，不再颤抖。

晚上，我没再用强力枇杷糖浆止咳，虽然仍旧坐在沙发上过夜，但情况要好不少。然而第二日开始一切又回到打针以前的状况，而且痰变得很稠，色黄，难咳出，甚至渐渐出现了猛烈咳嗽，心律不齐和频发呼吸困难。

11月27日

情况急转直下 因呼吸困难而住院

注射K剂的第18天终于发展至呼吸困难而住院。住院诊治了六天，手术取出心包积液500毫升，左胸腔积液2000毫升。当时无法解释为何情况急转直下，现在回过头来看，应是K剂在攻击癌细胞的同时也攻击了肺、心包和胸膜等正常组织。

心包做了“开窗”手术，出院后每周抽胸水一次。医院安排了社区护理服务上门帮助用真空瓶吸胸水，每次费用200美元，全部由政府老年人医保（Medicare）报销。最后留置管在42天后由医生拔出。

12月31日

委托三弟去杭州钱江陵园买墓地

12月26日，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我打第三针K剂。注射后三天因胸闷气急又住院。气管镜检查诊断为肺炎，静脉注射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Piperacillin plus Tazobactan）。

这两种药联合使用是治疗各种细菌引起的中、重度肺部感染。医生怀疑我有肺部感染，住院治疗5天。这次病得不轻，似奄奄一息了。

2017年的最后一天，天气阴冷，心情阴沉，和妻、儿在病房谈了后事，委托了在杭的三弟去钱江陵园购买墓地。

2018年1月15日

医生告知K药引发间质性肺炎 只能活三个月

在两个多月里（9个星期）我接受了三次Keytruda治疗，每次都是刚打下去时感觉不错（打击了癌细胞），随之症状就出现（打击了正常器官）。我因出现心包积液和胸水增多、肺炎、胸闷气急加剧等情况两次住院治疗。我的整体身体情况变得很糟糕，体重由过去的近80公斤减到70公斤，呼吸困难，人极度虚弱。

关于我的肺炎，可能既有细菌感染又有肺间质炎症。服用抗生素后，细菌感染可能已被控制，间质性肺炎则将用激素（强的松）治疗。

考虑到出现的副作用，医生决定暂停K剂。2018年1月15日，又一个悲惨的日子，我被肺科医生告知如无有效治疗手段，我只能继续活三个月。

（编者注：2018年1月17日到2月底左右，当地肿瘤医生用强的松治疗间质性肺炎。）

2018年1月26日

申请加入药物临床试验LOXO-292，接受精准靶向治疗

这一天，我去休斯敦和萨巴医生见面。萨巴医生，印度裔，40岁，中等个，友善幽默，易相处，和我谈了话，看了我准备的材料，当即表示向Loxo Oncology公司报告我的情况。

……

休斯敦通知我LOXO-292临床试验开始的日子定为2月7日，从1月26日算起还要等12天。这12天过得非常艰难。首先，第一次强的松治疗中我加速减量使间质性肺炎卷土重来, 呼吸非常困难，同时激素减量造成的疲倦乏力，如雪上加霜。再者，自1月16日K剂停用后没再使用任何药物去控制癌细胞，加速扩增的癌细胞也是造成呼吸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2月6日下午

住进安得森癌症医院

2月7日上午8点多，一个护士来病房看了一下，说她去搬心电图仪器马上就回来。一会儿一个药剂师又过来说，药房正在为我准备LOXO-292，很快就会把药送过来。我没有激动，只有不安，生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终于，萨巴医生进来了，脸色阴沉，双眉紧锁。他艰难地开了口，“我感到非常遗憾，公司的医疗主管一早打来电话说，经集体讨论，决定不能给你药，因为LOXO-292很有可能会加重你的间质性肺炎。”

听了萨巴医生的话，我瘫坐在病床上，大口大口地吐着气，没说一句话。这场景，就如一个被告听到了死刑的宣判。

在心理几近崩溃的时刻我无法作出公正的思考，当时我愤怒地感到命运的残忍和制药公司的自私。但事后冷静下来后我觉悟到，LOXO公司没有错。首先，它有权这样做。他们列出了一系列的，经过科学论证的临床试验准入标准，一定要严格执行。在符合这些条件的前提下，他们可以选择有利于临床试验成功的病人。第二，我确有间质性肺炎，得先治疗。当时如果让我进入临床试验，仍旧使用大剂量强的松来治疗肺炎，这就违反了规定的准入条件（不大于每天10毫克）。

尽管对我来说这门关得有点残忍，但我应该接受，因为这是科学研究行为，不是慈善活动的一个施舍举动（但是一个月后在我的肺炎已得到控制的情况下，LOXO公司仍然拒我于门外是有点不近人情的）。

2月10日晚

在旅馆度过我的70岁生日 深夜写遗言

2月6日到10日，在肺科住了4天。2月10日晚，回到与医院一街之隔的旅馆。

不能躺下，便在沙发椅上坐下，急促地喘着气。回想这几天发生的这些事，心情沮丧到极点。生命好像已走到了尽头，前方是一片黑暗，看不到一点希望。想着这突如其来的重病，这诊断治疗之路的坎坷曲折，悲叹人生之不幸，无奈命运之不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说走就走，就像那天做核磁共振时发生的气绝意外，我该做好准备了。

我拿出手机，开始写辞世之言。几百字竟一蹴而就，然慨叹一生，不禁掩面拭泪，久久不能自已。过了半夜12点，2月11日到了，我迎来了70岁的生日，终于活过了70！但我，还有明天吗？

此时，我突然感到了妻儿及兄弟、老同学、老朋友们对我病后的关心、鼓励，内心蹦出一个响亮的回答：“是的，我还会有明天！”

3月9日

新药试验被拒 拒绝化疗

即离上次在休斯敦被LOXO公司拒之门外以后的一个月，我又去了休士敦安得森癌症中心见萨巴医生。此时我已按安得森癌症中心的医嘱第二次服用强的松治好了间质性肺炎。我此次见萨巴医生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进入LOXO-292的临床试验。

他的助手先来诊疗室看了我。他对我被LOXO-292临床试验拒之门外深表同情。他说他们还有一个临床试验的药物，叫Blu-667，也是一个小分子药物，和LOXO-292很相似，就如“Pepsi and Cola”一般（像百事可乐和可乐不分伯仲），我也可考虑申请。他还建议查一下看看是否在俄勒冈州也有试验点。我们马上上网查了，看到在波特兰的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OHSU），也有试验点。

一会后，萨巴医生来了。一阵常规问候和体检后，我问，“我参加LOXO-292临床试验就没有希望了，是吗？” 他点点头。接着他说， “对此我感到很遗憾，但你可以考虑用其他靶向治疗药物，也可考虑传统的化疗。”

在靶向治疗药物上，事实上我并没有什么选择，只有两个不是很专一的靶向治疗药物，一个就是我用过的卡博替尼(cabozantinib)，该药可能对我有些作用，但副作用很大，我口腔溃疡严重到不能进食，血小板降到5万而致鼻子大出血，最后用药到第20天不得不停止。另一个药从文献上看就知其疗效和副作用还不如第一个药。

至于传统化疗，我更是无法接受。试想，从对新药充满期盼到回归几十年前癌症治疗的原始水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对自己、对所谓美国先进的医疗科技都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2018年3月21日

申请参加精准靶向治疗药物BLU-667临床试验

4月21日，Cancer Discovery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Blu-667的研究文章，介绍了该药的研发过程，报道了该药对RET变异引发的癌症的选择性是现有的多向靶向治疗药物的100倍，介绍了4 例成功病例。这些病例在服用Blu-667后都有肿块缩小、肿瘤标志物水平下降、整体身体状态改善的效果，而且只有轻微的副作用。该文共有26个作者，包括制药公司自己的几位研究者和各个临床试验点的负责医生。休斯敦的萨巴医生为第一作者，波特兰的泰勒医生也在作者之列。

3月21日，我去波特兰OHSU初诊见泰勒医生。一位40岁的白人中青年医生，头发较短，有些稀疏，看上去比实际年龄略大些。他很和善，对病人的回答会用一些鼓励甚至赞美的大词，如excellent、 perfect、 wonderful等。我带去了以前检查诊断的资料，都是儿子为我准备的，厚厚的一沓，完整、充分、齐全，让泰勒医生连说多个 “Perfect！”。

3月28日

我吞下了第一粒蓝色胶囊

3月28日，我接受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监测，也即观察我的身体对药物的吸收、扩散和代谢等情况。服药前抽一次血，以后每两小时抽一次，服药前做一次心电图，后每四小时再做一次。我坐在治疗室的躺椅上，先做了心电图，接着一个护士在我的手臂上装好了留置针，抽了第一次血。

9时多，玛丽萨（注：波特兰医院的联络员）递给我两瓶药，一个月剂量的Blu-667！她让我拿出一粒，要我当她的面服下。我说，慢，这是我的历史性时刻，我要先拍个照。于是，我手拿一粒蓝色胶囊，让她给我拍了照。9时23分，我吞下了第一粒胶囊。当时我的感情很复杂，只是当着众人的面，我没有流露。

2018年3月28日，我终于拿到了Blu-668这粒神奇的蓝色药丸。（所有照片均由楼先生家属提供）

这一刻，我吞下了这粒蓝色的胶囊，就像一个足球守门员用铁箍般的双手紧紧抱住一个飞来的球，谁也甭想从他手中把球抢走。

我当时想哭，因为这一刻的到来对我来说是多么不易。这一刻，我也想笑，因为我终于胜利了，进入了Blu-667的一期临床试验。我是波特兰OHSU在13个月中招收的第九个受试病人。

那一刻过后，我给一直等我消息的儿子打去了电话，告诉他我已把第一粒药吞下了。

我知道那一刻他有多么的激动。他为我能进入药物临床试验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在茫茫大海中为我搜寻救生艇。有一天他对我说，要是10多年前就知道家人会患癌症，知道老爸会患上肺癌，他一定选择做肿瘤医生，直接就让老爸进入临床试验，用上最有希望的新药。

4月-9月

肿瘤一再缩小，我感觉在逐渐康复

用药后两周，我已有了明显好转的感觉。晚上睡觉开始不戴氧气管，能半平躺一会。呼吸频率由每分钟近40次降到30次，说话不很气急了。

在第二个月的后半个月里，我在咳嗽时咳出了肿瘤组织，每天少则两三片，多则四五片，总量有五六十片之多。肿瘤组织坏死并被咳出体外是我肺癌治疗和身体康复的里程碑。Blu-667杀死了癌细胞，使那些黏附在右肺气管内的癌组织松动而后脱落。

肿瘤治疗效果的最可靠证据是比较CT的结果。第四个月时CT显示该肿块已缩小至1.6cm。此外，后两次CT还显示肺部纹理逐渐变清晰，提示先前侵犯到淋巴管的癌细胞也在消失中。数次CT检查的结果表明肿块稳定或不断缩小，应是Blu-667对我的肺癌产生显著疗效的最可靠证据。

之后，我开始了体能恢复锻炼。早晚走路，每次1000米，很快，走路已不再受限制，一如病前。接着练习慢跑，从跑20米开始，逐天增加，一个月后能跑100多米。慢跑对恢复正常的心肺功能是必须的，每次跑完都会感觉全身舒畅，呼吸平稳，头脑清晰，而这种感觉光靠走路是达不到的。同时我也开始了肢体力量训练。我从使用15磅哑铃开始，一个月后能用20磅的哑铃做一些动作，俯卧撑也能一口气做到5个。 我现在能上二三十个台阶的楼梯，也即一口气上三层楼没问题。我能轻松举起三岁小孙子放在肩上，满屋子跑。以前他要我抱时，我不得不推开他，抱不动啊，现在他会称赞, “Yeye's strong now!” (爷爷现在有力气了！)

记者注

楼先生的自述结束于2018年9月，此时的他形容自己是涅槃重生：“在我最无奈、无力的时候，却一次又一次地幸遇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次次地身处 ‘门关了，窗开了’ 的顺境。”

但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两个月，到了11月，肿瘤突然增大。到了2019年1月，肿瘤又增加了一倍，这意味着他的身体对Blu-667产生了耐药，他不得不退出了临床试验。

2月15日，他在美国的一家医院病逝。

楼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