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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 作者：杨苡/口述 余斌/撰写 译林出版社 2023年1月

103岁的她，没有等到这个春天。

1月27日，著名文学翻译家、《呼啸山庄》译名首译者杨苡去世。

杨苡（音：yǐ）原名杨静如，1919年出生于天津，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她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山河沦落时，她不甘安守于家庭的庇护，怀着青春热血投身时代洪流与祖国同命运；家国康宁时，她古稀之年以生花妙笔完成《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著作的翻译，依然满怀蓬勃意气。她是从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著有《青青者忆》（散文集）、《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编注）、儿童文学《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杨苡首创《呼啸山庄》中文译名，所译《呼啸山庄》是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2019年，获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杨苡的哥哥为翻译家杨宪益，姐姐杨敏如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姐夫罗沛霖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父亲杨毓璋曾任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

今年1月，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书写了她岁月呼啸，美无倦意的一生。我们从文中选取她年华的一章，作为纸上送别的不舍与怀念，“时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

给巴金写信

我是十七岁时开始和巴金通信的。之前我看了许多巴金的书，《家》《雾》《雨》《电》，不光是小说，他编译的《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蒲鲁东的人生哲学》我也看。新文学作家中，我哥喜欢胡适，我姐崇拜冰心，我最崇拜的是巴金。冰心在燕京教书，我姐是真的崇拜。她的毕业典礼，带我去参加的。在燕京的礼堂，学生都在那儿了，就见司徒雷登戴着方帽子走过来，冰心和一些教师跟在后面，我姐站在外侧，靠过道，冰心就从她身边过去，她激动得很，大喊：“谢先生！”冰心连忙竖起手指在嘴前面，让她别响。冰心作品里都在歌颂母爱，我是有点隔膜的，因为母亲对我一直很严厉。我爱读巴金，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的家太相像了。

可能是第二封信，我就说到了对我的家的不满，重点是表示，我要做他笔下的觉慧。他回信表示不赞成，说我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和刘嘉蓁之间的通信，当然也不知道他称赞她去延安是“路走对了”，否则我大概要问，为什么赞同刘嘉蓁去走自己的路，却不赞同我像觉慧那样呢？可能他会说，你和她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我想想，如果刘嘉蓁当时不是已经到了延安，他的回答也许又不一样。巴金总是爱护年轻人，为他们设想的。

沈从文先生

我姐说，沈从文去的那一次最有意思，参加座谈，大家围坐在一起，轮到沈先生讲了，他半天不开口，好不容易开口了，说：“我不会讲话。我害羞。”而后又不响了。我姐说，真是窘死了——不是他窘，是听的人坐在那里，心揪着，不知如何是好。名作家呀，怎么会是这样？！

在青云街是头次见到沈先生，真是容易害羞的样子。他笑眯眯的，一口湖南话很绵软，说话声音很轻，不害羞也是有点害羞的样子。问了我些话，大概知道我的情况后称赞、勉励了我一通：刚满十九岁的女孩子有勇气离开富有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吃苦，好啊！生活是本大书，现在生活跟过去不同了，不习惯吧？想家吗？莫想！莫想！这是抗战的年月，到底是跟日本鬼子打仗了，以后上了大学要好好读书，年轻人不拼命学习终不成！

沈先生对我的不够用功当然是清楚的，有机会就劝诫我。没人比他更有资格这样教导学生了，他自己是很用功的，几乎每个晚上，我都看到他在糊纸的窗后伏案写作，直到深夜才站起身来举着灯走进卧室。昆明那时用的都是煤油灯，昏黄微明——那个情景我印象太深刻了！

闷罐车上

从海防到昆明是陆路（注：去西南联大的路上），坐火车了。先是从海防到河内，从河内到开远，再到昆明。到开远，就是进入中国境内了。从河内开始，我们住的就差多了。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和我堂弟，还有一个人，从北平来的，从香港起我们就在一起，我们慢慢觉得和别人太不一样，太特殊，不像流亡学生，我就提出要和大家一样。后来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了。

从河内往昆明，坐的是运货的闷罐车，没有窗，只有小孔透气，人都挨着坐地上。车很慢，哪能和现在的高铁比呢！足足走了四天，白天开，晚上停，不开了，找地方住下来，小旅馆，都是简陋的平房，当然没法跟之前住的酒店比了。可住和行虽然很艰苦，我倒不觉得，反而很兴奋，因为现在没人管着我，想怎样就怎样……现在和大家在一起了，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流亡学生，兴奋啊。

累是真累。晚上天黑的时候到了，赶紧找地方住。浑身湿的，下大雨，雨季。乱七八糟的。一大群人席地而坐，坐行李上面，反正也不睡觉，一坐就坐一天。开始还觉得好玩，总比坐船好，不那么单调嘛，后来发现太累。因为站也没地方，都靠着，也不分男女，靠着，八月份，倒也不是很热。男孩围着打扑克，我们就唱歌。

没什么比唱歌更让人兴奋的了，一路上不断在唱。从天津到上海的船上我和李抱忱、杨纮武他们就唱，很开心，现在更兴奋，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船上唱的是一般的歌，这时唱的都是抗日歌曲，可以放开来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好多人都是从敌占区来的，像我在天津，哪能放开了嗓子唱抗日歌曲？尽情地唱，真有一种自由解放的感觉。

到开远的时候，我们就更激动了。之前还是在法国殖民地，开远是进入国境的第一站，从窗洞里一看到云南兵，像是“回到祖国的怀抱”了。大家一阵欢呼，互相拥抱，又喊又叫，又唱又跳，好多人激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我们激动，“亡国奴”三个字在我们是压在心头的阴影，挥之不去，流亡，就是为了不做亡国奴。那样的心情，没有我们的经历是体会不了的。

选自《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