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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龙王庙与三贤堂
2021-11-26 14:32:55杭州网

碧波千顷的西湖,不仅景色优美,在古代更是杭州一城百姓的生命之水,地位至关重要。正是有了西湖水的哺育,才有了古杭城的发展,因此为敬“钱塘湖龙君”,杭州百姓早在南朝梁大同年间(535-546年)就建了西湖龙王庙,名“嘉泽龙王庙”,是有记载的中国最早的龙王庙之一。

这座古龙王庙,曾存在了一千四百多年,经历过十多个朝代,位置在西湖上几度迁移,并恰好与另一座湖上古祠的变迁如影随形,该祠供奉的先贤,与历史上西湖的存亡与治理息息相关,龙王庙与先贤祠互相辉映,共为西湖的千年守护神。

白居易求雨,钱镠重修西湖龙王庙

发生旱灾时向各路水神求雨,是古代地方官的一项重要职责。唐长庆三年(823年)夏秋,杭州持续干旱,忧心忡忡的刺史白居易到处求雨,去了吴山伍相庙、城隍庙、半山皋亭庙及西湖嘉泽龙王庙等,每到一庙均准备了祈雨祭文,如《祈皋亭神文》及《钱塘湖龙君祝文》,每篇祭文格式内容相同,神名不同。

从祭文中可以看出,白居易为早降甘霖,不惜对水神使出了激将法: “一昨祷伍相神,祈城隍祠,灵虽应期,雨未霑足。是用撰日祇事,改请于神。”意思是前几日去拜了伍子胥和城隍,只给了点毛毛雨,这次特地选了好日子来改拜于您。

“恭闻明神……聪明正直,洁靖慈仁……”:听说您正直仁慈、神通广大、有求必应,现恭敬地向您祈祷,如五日之内四周降下充足的雨水,使庄稼滋润,必将增修庙舍神像,并备歌舞祭品以报。这样不光是百姓之福,也是您的荣光啊!

“若寂寥自居……亦唯神之羞。惟神裁之,敬以俟命”:如果您不闻不问,坐视农田受灾,就不仅是百姓痛苦,也是您作为神的耻辱啊!您看着办吧,敬候消息。

四十多年后,唐咸通年间(860-874年),杭州刺史崔彦曾重修了西湖嘉泽龙王庙。唐代有三位杭州刺史先后治理过西湖:李泌、白居易和崔彦曾。崔彦曾虽没前两位有名,但他在治理西湖同时,又在钱塘县以南五里开沙河塘,以泄钱塘江潮水的举措,对杭州运河及经济发展也作出过重要贡献。

崔彦曾重修西湖龙王庙一事,记载于一篇吴越王钱镠重建西湖嘉泽龙王庙的碑文中,南宋咸淳《临安志》录有这篇长文。五代贞明二年(916年)正月十五日,当时身为“天下兵马都元帅、淮南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尚父守尚书令”的钱镠,隆重重建了西湖嘉泽龙王庙,并刻碑为记。

该文首先表明了西湖龙王的重要地位:“龙神功济于生民……固有神龙居止水府,司存降景,佑于生灵,兴旱涸之风雨。”文中指出该龙王庙始建于梁大同年间,唐咸通年间崔彦曾重修过,但三百多年来西湖龙王庙都是民间自发祭祀,庙小且陋。自钱镠统辖吴越山河以来,曾多次祷雨皆有回应,理应扩建庙宇。因此特于西湖边开工动土,构建宏伟殿堂、塑立庄严神像、齐备钟鼓祭器。还将西湖周边数十条“济物利人”的山泉溪流之小龙君,与钱塘湖龙君一同供奉于庙堂。

钱镠还向后梁末帝朱友贞表奏,为钱塘湖龙君申请懿号。朱友贞降旨,先将钱镠夸奖一番,并将钱塘湖龙君庙赐号“广润龙王庙”,会稽镜湖龙王庙赐号“赞禹龙王庙”。至此,钱塘湖龙王成为有国家正式封号的“广润龙王”。

此后每年春秋二季及旱情期间,历代钱王都要到“广润龙王庙”祭祀或求雨。祈雨时还举行“投龙”典礼,即将长三十多厘米、宽七八厘米,刻有龙神祭文及皇帝年号的银牌“投龙简”投入湖中。1955年至1957年疏浚西湖时,发现了八枚钱镠、钱元瓘、钱弘佐、钱弘俶时期的“投龙简”。

最早的西湖,龙王庙建在平湖秋月吗

古时杭州其实有许多龙王庙,如瑞石山龙神庙、玉泉龙王庙、黄龙洞黄龙祠、龙井龙王祠、南高峰龙王祠以及东山与超山的黑白龙王庙等,而最古老、管辖水域面积最大、名气最大的还是西湖龙王庙,即“广润龙王”庙。有意思的是,由于钱江潮的破坏力太强,杭人似乎对钱塘江龙王比较仇视,于是有了钱王射潮和六合镇江。

到了宋代,西湖龙王又被册封为“渊灵溥济侯”,又称“水仙王”。苏东坡的《饮湖上初晴后雨》第一首中,就提到了西湖龙王“水仙王”:“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苏东坡在诗后自注:“湖上有水仙王庙”。

苏东坡没有说当时西湖水仙王庙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之前的白居易和钱镠也未提及,而南宋及以后的西湖史料中,均记载水仙王庙在钱塘门外二里,宝石山下的水月园西,大致现在北山街31号,原下坚匏别墅(小刘庄)这个位置。那么南宋以前,始建于梁大同年间,唐白居易祭拜过、崔彦曾重修过,吴越钱王重建过,北宋苏东坡吟颂过的老西湖龙王庙,一直都在这里吗?答案是否定的。

清代杭州学者翟灏在《湖山便览》中记述:“嘉泽庙,旧在孤山路,梁大同中建……绍兴时,建延祥观,徙宝石山下。” 另一位清代杭州学者陈文述在《颐道堂集》中也有同样的叙述,他考证得更细致,不仅考证出古嘉泽龙王庙在迁至宝石山前,位置在孤山路口,还推断出这座西湖龙王庙与白沙堤、断桥和西泠桥均同时建于梁大同年间。

白沙堤在白居易来杭任刺史前早已存在,已无疑问,但其究竟建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颐道堂集》中有关白沙堤的记载:“钱武肃王重建钱塘湖龙君嘉泽庙碑云‘梁大同中湖干置庙,蒸沙起岸,凿石为门’凿门指宝石山下开凿之迹,岸即此堤。……断桥、西林桥当即白沙堤同时所筑也。”

民国《杭州府志》也采用祀钱塘湖龙君的古嘉泽庙,南宋绍兴年间从孤山迁至宝石山下的说法,并指明其原址“孤山路口”就在平湖秋月。其实,最早的西湖龙王庙建在平湖秋月,是有一定道理的。

南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将平湖秋月评为“西湖十景”之首。平湖秋月最初名“平湖秋水”,因为此处南望,湖面最为宽阔,水天一色,尤其在秋夜“湖至秋而益澄,月至秋而逾潔,合水月以观,而全湖之精神始出也。”平湖秋月这个“全湖精神”显现之地,显然最适合“西湖龙王”所在。

西湖三贤堂:西湖的现实精神与自在灵魂

南宋孤山建四圣延祥观之前,孤山东头(平湖秋月)有龙王庙,西头有一南朝古寺广化寺,寺后有一亭阁,阁旁种满竹子,名为竹阁,为白居易所建。白居易在杭治理西湖间隙,常在此休息,其有诗曰:“晚坐松檐下,宵眠竹阁间。”后来杭人在竹阁内供白居易像,以兹纪念。到宋代,又增供苏东坡、林和靖,称为三贤堂。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韦太后出资在孤山大规模兴建四圣延祥观,原孤山的寺庙如广化寺、玛瑙寺、智果寺等几乎全部迁至葛岭,东西两头的龙王庙与竹阁也相继被拆除。

乾道五年(1169年),临安知府周淙因几次向西湖龙王祈雨,皆有灵验,遂在宝石山下重建水仙王庙,并在庙的东屋恢复原孤山三贤堂,供奉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三贤。西湖三贤与西湖龙王作为西湖的守护人与守护神,离开孤山后在此相会。

“三贤”中白居易、苏东坡对西湖的意义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白、苏二人,就没有后来的西湖。古代许多湖泊,如余杭的临平湖、萧山的临浦湖、宁波的广德湖等,有些面积比西湖大数十倍,但由于沼泽化,最终遭人为围垦而湮废,唯有西湖留存至今,实乃先贤之功。

白居易治理西湖,将西湖水成为杭州人生活、灌溉和航运之源泉。他兴筑的“白公堤”扩大了西湖的蓄水量,以利秋旱时灌溉农田。自此以后,西湖成为杭州民生之根本,历代屡次得到有效整治,摆脱了沼泽化,使之得以存世。

白居易治理西湖后,过了两百六十七年,苏东坡第二次来杭任职时,近半个西湖又严重淤塞,苏东坡深刻意识到西湖对杭州百姓的重要性,他上呈《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力主西湖不可废,不仅挽救了西湖,还留下了风景如画的苏堤。

白、苏二人对杭州西湖的感情之深,有诗为证,西湖因人而迹显,人因西湖而名垂,可谓相得益彰。

三贤堂中,白、苏二贤开湖建堤、造梁置闸,均有功德于民,而林逋隐居孤山,潇洒自在,似乎没做过什么有功于民的实事,为何能与白、苏并列呢?其实,林逋在孤山种梅养鹤、饮酒作诗,其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古代士人的终极目标。

林逋居西湖二十年一直到死,从不踏进城市。他在屋旁种梅,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咏梅绝句。他养有二鹤,有时泛舟去西湖各寺庙游玩,如有客人来访,童子会放鹤为信,即划舟而归。林逋一生不仕不娶,人称“梅妻鹤子”。

当时的名士都十分推崇林逋,范仲淹赞林逋:“巢由不愿仕,尧舜岂遗人。”欧阳修叹自林逋死后,湖山寂寥,无有继者。

皇帝也喜欢这种“清风高节”的人,因为他不惹事,可以给那些老是惹事的文人做个榜样,宋真宗“闻其名,赐粟帛,并诏告府县存恤之”,特赐号“和靖处士”。南宋孤山建四圣延祥观时,几乎迁走了所有寺庙与坟墓,唯独林逋的墓宋高宗特诏“存之勿徙”。

苏东坡也极为欣赏林逋,认为其有资格与西湖龙王一起共祀,他在《书林逋诗后》中写道:“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因此,白居易、苏东坡是西湖的拯救与美化者,而林逋代表西湖超凡脱俗之灵魂,这就是前人建西湖三贤堂的意义吧。

三贤堂与龙王庙的变迁

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临安府尹袁韶见三贤堂偏居于水仙王庙的一角,觉得怠慢了先贤,将其迁至苏堤第二桥北,即锁澜桥与望山桥之间的花坞旧址。袁韶在此建了三座堂舍,分别为“水西云北”“月香水影”和“晴光雨色”。此举将西湖三贤与湖光山色相映衬,本来是件好事,但袁韶又在旁边造了一座酒馆,专卖官家定制酒,结果被人讥讽:“和靖东坡白乐天,却与袁韶趁酒钱。”

有意思的是,当时太学里的读书人,到苏堤游玩大多不愿进三贤堂,因为三贤的名字简称“落(乐)苏林”,有“名落孙山”之嫌,而白、苏、林三人又称香山、眉山和孤山。

三年后(1225年),袁韶又觉得宝石山下的水仙王庙地也太偏,于是在苏堤第四桥北,即压堤桥与东浦桥间另建了一座水仙王庙。三贤与龙王同在苏堤之上,只是中间隔了望山、压堤二桥。到了淳祐年间(1241-1252年),锁澜桥北的三贤堂迁至压堤桥北,再次与水仙王庙合在一起。

此时宝石山下的水仙王庙依旧存在,因此当时湖上有两座水仙王庙。宝石山下这座水仙王庙,在南宋淳祐、宝祐及咸淳年间的几任临安知府,如赵与筹、马光祖和潜说友等都先后进行过修缮。当时庙前有一井,井上有亭,名为“寒泉”。那块从孤山迁过来的吴越国王钱镠的建庙石碑也依然存于庙中。

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肃政廉访使徐琰将苏堤的三贤堂迁至西湖书院,即原宋太学,岳飞故居(现庆春路与延安路交界处)。这是三贤与西湖龙王相距最远之时。

一百多年后,明天顺三年(1459),杭州知府胡浚将三贤堂迁回孤山的岁寒岩下。正德元年(1506),另一位对治理西湖有突出贡献的杭州知府杨孟瑛(杨公堤建造者),在三贤堂增祀李泌,将三贤堂改为四贤祠。

李泌开六井,是将西湖水引入杭城的第一人,使杭州百姓摆脱了咸苦的钱塘江水,第一次把西湖与杭城紧密联系在一起。涌金门西井城下还有李泌的专祠,巧的是也称嘉泽庙,与古西湖龙王庙同名。

在杨孟瑛于孤山岁寒岩下建四贤祠后八十年,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杭州知府余良枢将宝石山下的水仙王庙,迁回孤山望湖亭旁。这个望湖亭就在平湖秋月,也就是说西湖龙王庙又回到了南宋前的老地方。

望湖亭唐朝时就建于孤山路口(当时此处还没有“平湖秋月”之称),是一座四面玲珑的湖畔古亭,白居易《湖亭晚归》诗中:“尽日湖亭卧,心闲事亦稀。”就是写此亭。南宋时望湖亭也与水仙王庙一样,迁至宝石山下,明朝初年迁回原址。

明后期,平湖秋月的水仙王庙与孤山岁寒岩下的四贤祠,相距仅百步之遥。到了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帝南巡,题“平湖秋月”碑,将望湖亭改建为平湖秋月亭,并迁水仙王庙至孤山路北,与四贤祠又近了许多。

明末清初,孤山四贤祠也经过了多次变动,先是增祀明代西湖功臣杨孟瑛,成为“五贤祠”。后杨孟瑛另设专祠,补增周新(杭州城隍)、王世贞(晚明学者),称“六贤祠”。清康熙末年,六贤祠毁于火灾,不远处的水仙王庙也几乎同时被毁。此后不久,祠与庙又双双改了面貌,再次复出。

先贤依旧在,“龙王”无处寻

水仙王庙后被改建为马公祠,祀浙江布政使马如龙。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总督李卫改马公祠为莲池庵,庵内前厅仍旧供奉西湖龙王,以复水仙王故迹,后堂供奉观音大士。后来浙江巡抚阮元又在庵前题额“古水仙王庙”。

孤山莲池庵当时建得非常秀丽雅致,因庵前有两棵黛色参天的南宋古松,庵旁有宽数亩的白莲池,每当花开时,清芬馥郁,所以也称双松精舍或莲池松舍。白莲池边山石玲珑,花木丛生,小桥掩映,回廊曲折,为清代西湖增修十八景之一。

嘉庆三年(1798年),杭嘉湖兵备道秦瀛,因苏东坡治理西湖功德无量却无专祠,在水仙王庙(莲池庵)后,原六贤祠右侧,建“苏文忠公祠”。六年后(1804年),阮元又在苏公祠的东侧,建“白文公祠”,供奉白居易。

咸丰末、同治初(1860-1862年),孤山白、苏二祠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同治五年(1866年),浙江巡抚马新贻及杭州乡绅丁丙等重建白苏二公祠,并将两祠合二为一。

诂经精舍重新开馆时,白苏二公祠曾作为其馆舍的一部。到了民国(1928年),该祠又借作国立西湖艺术院创办之校舍。杭州沦陷时,该祠被日寇占为伪警察训练所。新中国成立后,白苏二公祠又变成民居。直到2005年,终于重建了白苏二公祠。祠内至今尚存当年始建苏文忠公祠时,所刻的十多块石碑,这些碑刻因曾被砌作墙体而得以保存,这是孤山古三贤堂之珍贵余脉。

与白苏二公祠几步之遥的莲池庵(水仙王庙),民国时期也同样做过国立西湖艺术院的临时校舍。在1929年的孤山地图上,那个数亩宽的白莲池与庙舍,还清清楚楚地标注在那里。首届西博会期间,莲池庵曾是艺术馆的一部分,庵后空地上还开辟过露天电影场。1935年,面积近3亩的白莲池被国立杭州艺专填作操场。

平湖秋月之北的莲池庵,这座古西湖龙王庙,最终不知消失于何年,估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1954年的地图上还有它的踪迹,之后就不见了。今天,白墙黛瓦的白苏二公祠耸立在岁寒岩下,先贤依旧在,龙王无处寻。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徐 骏    编辑:钟一鸣    责任编辑:方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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