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饮于广和居

鲁迅自1912年5月初随教育部从南京北迁到北京供职，到1926年8月离京南下赴厦门教书，在北京共生活了14年，当了14年公务员。

这期间，鲁迅去广和居吃饭次数最多。据笔者从《鲁迅日记》中不完全统计，有68次之多。

鲁迅1912年5月抵达北京，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山会邑馆（绍兴会馆）。第三天稍事安顿后，鲁迅即去广和居“报到”，日记施施然载：“夜饮于广和居。”

清末民初，京城士大夫聚会，大型的文酒之会一般都在法源寺，日常聚会则喜欢选择广和居。广和居坐落在宣武门外菜市口附近的北半截胡同，可举行正式宴会，可三五小酌，亦可个人独饮，各得其所。这个饭庄历史悠久，创始于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原名叫盛隆轩，最初是为宣南一带的文人士大夫所设，一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才封灶歇业，是早年北京名饭馆中的“八大居”之一广和居。

北京的各大饭庄，大多经营北方菜，南方风味的菜馆极少。晚清官员、著名文史学家李慈铭一生精于馔食，他在一封短札中，将广和居的菜比作清初杰出诗人王渔洋（王士祯）的诗。如此看来，广和居的菜品，应当更近于江浙一带口味。鲁迅常来此处，自有他的道理。

广和居的高档菜有烩海参、烩鱼翅、糟溜鱼片、炒虾仁等，但却不是上世纪初和周氏兄弟一样的“北漂”一族所敢问津的。广和居同时经营着熘丸子、炒肉片之类廉价的家常菜，正是这些家常菜，留住了外省青年的胃。

广和居当年还有一项业务，可以派伙计提着食盒把菜肴送到主顾的住处，即送外卖。鲁迅住在绍兴会馆，客人来了，临时添菜，有时就叫广和居送来。周作人1917年到北京后，陪同鲁迅在绍兴会馆住过两年，他在《补树书屋旧事·茶饭》中对此略有记载:“在胡同口外有一家有名的饭馆，还是李越缦等人请教过的。有些拿手好菜，如潘鱼、砂锅豆腐等，我们当然不叫，要的大抵是炸丸子，酸辣汤，拿进来时如不说明便不知道是广和居所送来的，因为那盘碗实在坏得可以，价钱也便宜，只是几吊钱吧。”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一家移入北京城北八道湾11号后，因路途遥远，鲁迅从此基本就不去广和居了。有据可查的68次饭局，或鲁迅做东，或朋友做东，或AA制。其中鲁迅与许寿裳一起吃饭30次，与钱稻松一起吃饭14次，与许铭伯（许寿裳的长兄）一起吃饭13次，显示出了与这3人特殊重要的关系。

鲁迅早期日记中，广和居聚饮文字招之即来，每周均饮酒数次不等。

1912年5月7日“夜饮于广和居”是北行北京后第一次饮酒，以此为起点，从此就如同他七、八年后写《狂人日记》一发而不可收一样，饮酒也一饮而不可收。“晚同恂士、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6月1日），“晚饮于广和居，颇醉”（8月1日）。“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8月22日）此前一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周树人等32人为教育部佥事，后又被委兼任负责文化、艺术等方面工作的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此次AA制饭局后“骡游于街”，足见三人心情都非常之好。这种贾岛式的“月夜酒后骡游图”，怕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特有的闲情逸兴吧。“晚邀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买一鱼食之……夜作书两通，啖梨三枚，甚甘。”（11月9日）倘结合“晚铭伯招饮，季市及俞毓吴在坐，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以及 “饭后偕稻孙步至什刹海饮茗，又步至杨家园子买蒲陶，即在棚下啖之”这样的记录，这才是一个真实的鲁迅。

钱理群说，鲁迅“生命中的魏晋情结、浙东情结，这都是他的生命之根”。用这一观点观照鲁迅北京广和居的嗜饮，则可以透射出一个被压抑的公务员放下一腔愤懑赴饮时深沉而可爱的文人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