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半个月前,遇到邵群与她谈起八卦田是郊坛还是藉田的问题,她向我吐露了一段当年发现钱鏐摩崖石刻的秘辛。“钱王郊台”之所以能被百分之百确定,是因为发现了那块在众多历史文献中都记载的“钱王摩崖题记”。之前文献整理和研究,也推测此处平台应该就是“吴越郊台”,但因为缺少历史实物的印证,“喉咙不响”。那段时间,她时常入魔似地在这块山腰平台间流连寻觅。2002年冬天某一日,玉皇山上草木凋零,她又像往常一样巡山至此,忽然灵光闪现,似乎受到某种召唤,在层层荒草荆棘的枯枝掩盖之下,就“看到”了那块摩崖石刻…。 关于这块碑,和这片玉皇山腰平台,有过什么故事?可解读出什么历史信息?且看下文。 吴越郊坛遗址发现于2002年,缘于浙江省第三次历史文化遗产普查,2005年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由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得出“早期遗迹,可上溯至宋乃至五代。钱王摩崖题记的刻文和登云台位置的确定,宣示吴越郊坛就在此处。”的结语。2009年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凤凰山管理处对周边环境加以整理,使吴越郊坛遗址成为玉皇山南重要的景点,供游人参观。笔者也一直对该遗址进行更深入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除了对其地理位置的准确性、摩崖题记的真实性试作进一步考证外,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还对吴越钱氏郊坛被重新发现的重大研究价值、后梁武肃王郊台题名的书法风格等作了简要分析,现论述如下。
壹 吴越郊坛遗址位置及环境 吴越郊坛(天真院)遗址位于杭州市上城区玉皇山南侧支脉天真山上。遗址面积达2850平方米,依地势,可将遗址分为三层平坦的台地,每层间以踏步相连,遗址第一层台地海拔高度约115米,面积达2500平方米。现遗址处植被覆盖良好,多为常绿、落叶阔叶树种,尚有灌木、藤蔓之类和小片竹林。
天真山之名源自宋时山上之天真院,多名为“天真院山”,而玉皇山之名始于明代,因明时山巅有玉皇庙,故名。玉皇山在宋时称龙山,又名卧龙山,后又有龙华山之名。五代时亦称龙山,又传因吴越王曾从明州(今浙江宁波)迎取阿育王塔供奉山上,而有育王山之名。 玉皇山位于西湖之南,钱塘江之北,东接凤凰山,西连南屏、大慈诸山,海拔240米,总面积达78万平方米,山体由石灰岩构成。玉皇山上的人文景观众多,尚有福星观、白玉蟾井、天一池、七星亭(七星缸)、紫来洞、慈云岭造像、天龙寺造像、慈云岭古道及历代题刻等。 贰 吴越郊坛遗址主要文物分布现状 天真院旧名“登云台”,后梁龙德元年(921年)吴越王钱镠所置,为吴越国郊天之所。台侧有灵化洞,洞内曾有石刻“吴越山川几落晖,登临转步入云扉”,据传,吴越钱武肃王曾以灵化洞内之土埋荆棘、护石台,又借松树围起龙旗,在鸾辂遮拥下,祀圆丘、庆六飞。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改额“天真院”,院内有灵化洞、登云洞。宋时的灵化洞,深入百余步,下阔十余丈,岩石上有苏东坡和林和靖的题刻,今已不存。元代应多沿用旧有建筑,但年久失修,损毁严重,到明代时仅存一庵,且已易名为“天真禅寺”。
明成化间(1465-1487年),毒峰善禅师重建殿宇,更名“上天真寺”,毒峰善禅师圆寂后,其真身以缸龛覆盖,置于殿后石洞中,留有《毒峰语录》十卷,存于寺中。 清时复名“天真禅寺”,亦称“天真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甘肃王明玉、四川陈诚祯和浙江杨宗元募化重修灵化洞及寺院,并于洞内石壁上题刻此事。1934年有善士捐造古登云台路石阶,并留题刻于路旁石壁上。抗日战争期间,灵化洞曾遭日军火焚,及至解放初期,寺院建筑被毁殆尽。现存三层遗址上散布着多处历代遗迹,如灵化洞、登云洞、朱天庙、甘露井、午梦床及10余处摩崖题刻。 后梁武肃王郊台题记、灵化洞、甘露井、朱天庙洞位于一层平台。后梁武肃王郊台题记位于第一层平台北侧石壁上,刻于后梁龙德元年(921年),正书,共4行29字,字径9厘米,题记全文为:“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十一月壬午朔/一日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鏐建置”,书体工整,凿刻精良。 灵化洞位于第一层平台东端。由石壁相夹而成,属天然溶洞。洞内原有苏东坡、林和靖等名人题刻,今已不存。现存灵化洞为甘肃道人王玉明等人募化重修,近洞口处有题刻记录此事,龛高54厘米、宽113厘米,其题款为“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开”,落款为“道袖甘肃王明玉、四川陈诚祯、浙江杨宗元募化重修。”正文为正书,字径为11厘米见方,题款、落款略小。 甘露井甘露井位于一层北侧石壁前,后梁武肃王郊台题记下方,井圈系水泥建造,为近现代改建,井壁为石砌,呈圆筒状,水质至今仍甘醇清洌。井壁上有“甘露井”摩崖石刻,竖列正书,字径18厘米。 “民国甲戌岁…”题刻:位于一层平台东端,灵化洞右侧,靠近古登云台石阶。龛高70厘米、宽40厘米,全文为“民国甲戌岁大善士韩君子林重修古登云台路住持何月昶□石”,四行正书,正文字径10厘米见方,题款、落款略小。民国甲戌岁当为公元1934年。 朱天庙位于一层平台北侧石壁的西端。清代由民间捐资修建,将明崇祯皇帝奉为朱天菩萨,何月昶是朱天庙最后一任住持。据《说杭州》记载:“是月(即四月)二十四日,为朱大王君生日,杭人崇奉之,茹素有经月之久者,名曰朱天素。亦有行会之事。庙宇不止一处,而以在下城之仓桥者香火为最盛,实则明之崇祯皇帝也。朱者其姓,君即皇帝也。手执一环,即自经时之环也。被发者,其自经时之状态也。崇祯尚非无道之君,而又能身殉社稷,故杭之遗黎哀而庙祀之。恐触清帝之忌,故只能隐约以为表示。四月二十四日,为崩后五七之日。年隔三百,遗黎都尽,数典忘祖,但以邀福而已。”民国时香火尚旺,至今香客仍络绎不绝。 二层平台有“午梦床”石刻及石床、建筑构件等遗迹、遗物。石床位于二层的北面岩壁下,有隆起处为石枕,似古代靠榻。石质细腻,年代久远。石床上方崖壁上有题刻“午梦床”三字,为清“桐城书画派”杰出代表---吴廷康所书。吴廷康,字元生,号康甫,又号赞甫,一作赞府,别号晋斋,晚号茹芝,安徽桐城人。官浙中数十年,精金石考据,篆、隶铁笔。题记当刻于清同治十三年(1875年),正文为庙篆,横书,字径25厘米见方,落款为行楷。
二层右侧有通往三层平台的石阶,崖壁左侧旁有人工堆砌痕迹。 据《淳祐临安志》、《湖山便览》、《西湖游览志》等史籍记载,吴越郊坛遗址历经宋、元、明、清至今,在长达千余年的岁月中,常被作为古迹加以修缮,因而遗址的两处平台保存情况尚可,历代的摩崖题刻保存基本完整。 叁 吴越郊坛遗址重新发现的重大价值 △钱王题刻
一,吴越郊坛遗址是研究吴越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实物佐证。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五月,钱鏐受封为吴越王,至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钱俶纳土归宋,吴越国经历了三世五王,有国七十二年。在此期间,吴越钱氏诸王在政治上推行善事中原、保境安民政策,奉中原政权为正朔,称臣纳贡,在建立扩张霸权的同时,尽量减少境内的战争。在征得中原统治国的允许下,在境内实施“建国之仪”,其“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而且住所称宫殿,府署称朝廷,夫人册封为妃子,属官皆称臣,除此之外,还建立了宗庙制度。据《咸淳临安志》卷七四《祠祀•钱王太庙》,在钱鏐的故乡临安曾有钱王太庙。另据《通鉴考异》载:吴越三代国王除弘倧、弘俶外都有自己的庙号,钱鏐为太祖、钱元瓘为世宗、钱弘佐为成宗。吴越并且在境内私立年号,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即称天宝元年,以后尚有两次改元。另外还使用宦官、设置百官,在其所统辖的区域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王国体系。同时,鼓励工农业生产,促进经济文化繁荣,在钱氏三代五王的经营下,吴越国成为当时富甲一方的王国。因此,钱鏐在国力日渐强盛的梁龙德元年(921年),按照“兆于南郊就阳位”的古制,在其都城南郊,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玉皇山支脉——天真山的山顶,设立郊坛,举行郊祭,完善其独立王国的体制。 二,进一步确证了凤凰山、玉皇山一带为吴越时期的政治活动中心。 吴越郊坛所处的位置邻近凤凰山、玉皇山,距吴越宫殿所在的凤凰山不足百米。其东侧有钱鏐开凿于后梁贞明五年(919年)的慈云岭古道、钱弘佐天福七年(942年)创建资延寺时镌刻的慈云岭造像;西南则有乾德三年(965年)钱弘俶创建的天龙寺造像。郊坛北靠玉皇山主体,其面南处则为吴越钱氏家族的御用墓葬区,至今已发现了吴越国王钱元瓘、钱弘佐及钱弘俶生母吴汉月等重要人物的墓葬。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受钱氏重视的程度来看,这里应该是钱氏建置郊坛的理想之所。特别是吴越国王钱鏐为建郊坛而镌刻的摩崖题记“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十一月壬午朔一日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鏐建置”,更是印证了《淳佑临安志》、《西湖游览志》、《方舆胜览》、《两浙金石志》等文献中关于吴越郊坛的记载。因此,无论从史籍中,还是从现存的十余处吴越遗迹中,都可以证实凤凰山、玉皇山一带曾是吴越钱氏“三代五王”所青睐的“风水宝地”,他们将郊坛、祠堂(最初的表忠观位于玉皇山南妙因山上)、墓葬等关系前途命运的重要活动都选择在这里举行,可见这一区域在钱氏心目中的地位了。 三,为研究古代帝王郊祭礼制提供了又一实物资料,同时也为确定南宋郊坛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古代帝王为显示自己不同于一般凡夫俗子的尊贵,称自己为“天子”,受“天之命”统治一方。所以,自周代起就形成了称帝王者必于其都城南郊设立郊坛,举行“郊祭”,向世人昭示其“天子”身份的规制,以达到进一步巩固政权的目的。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我国古代帝王名目繁多的祭祀活动,大致可分为郊社(祭神)和宗庙(祭祖)两大类,其中郊社的重要性又在宗庙之上。郊社中祭天是最重要的,只有皇帝(天子)才有资格,诸侯与大臣是不允许以自己的名义搞祭天活动,祭天是确立天子身份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仪式。吴越国王钱鏐于后梁龙德元年(921年)建置祭天的郊坛,通过与天对话,从而确立其王者的身份。 祭天仪式通常在都城的南郊“圜丘”举行。据《礼记 • 郊特牲》载:兆于南郊就阳位也。以天为乾阳,南方属阳位,故祭天必须在都城的南郊举行。吴越郊坛遗址位于杭州市玉皇山南麓——即其支脉天真山山顶,所处位置为吴越都城西都(今浙江省杭州市)南郊,距吴越宫殿所在的凤凰山不足百米。圜丘为圆形祭台,以应古人“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圜丘的建筑格局规定严格,历朝正史的《礼志》或《祭祀志》中都详细记载了“坛遗之制”。《淳佑临安志》卷九亦有记载。现存遗址虽已看不出圜丘的形制了,但从遗址的三层平台以及平台之间数十级台阶、山体间垫铺的长方形大石块中,还是可以看出人工垒筑的痕迹。 南郊祭天的日子一般定在冬至日举行,据《礼记 •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南宋杨复在《文献通考 • 郊社一》中说:“谓冬至阳之始,日渐长,故冬至郊天所以迎长日之至也”。这就是“郊祭”定在冬至日的理由。从遗址现存的吴越国王钱鏐为建郊坛而镌刻的摩崖题记中,我们知道吴越郊坛建于后梁龙德元年(921)十一月一日,正为冬至即将到来之日,这一日期正好证明了“南郊祭天的日子一般定在冬至日举行”的古制。 另外,南宋建都杭州,其宫殿是建在吴越宫殿的基础上的,其城市布局也如同吴越的“南宫北城”,政治活动场所亦多在凤凰山、玉皇山一带,因此,吴越郊坛遗址的重新发现,也为确定南宋郊坛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后梁武肃王郊台题记具有独特的书法、文物、文献价值。
△《钱鏐、钱俶批牍合卷》浙江博物馆藏
后梁武肃王郊台题记保存之完好、史料价值之重大和书法价值之重要在国内亦属罕见。该题记书法风格为典型的晚唐御书手所书,与浙江博物馆所藏的吴越国王手迹相互印证。书法结体严谨,线条凝练爽利,布局森然,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摩崖刻文确认了郊坛的位置,更在考古学和文献学上印证了阮元《两浙金石志》、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寰宇访碑录》以及一系列的从元代开始的文献。日本《语石》一书中亦有详细记录题记的方位、尺寸、每一个字的大小,甚至有其拓片保存。 正史记载,后梁龙德三年(923年)钱鏐受封吴越国王,正式建国。后梁武肃王郊台题记刻文表明吴越王钱鏐在朝廷册封前已自称“吴越国王”,而龙德二年(922年)十二月钱鏐发给崇吴禅院长老僧嗣匡的牒文上仍署“都元帅吴越王”。题记证明了 “鏐虽外勤贡举,而阴为僭窃,私改年号于其国”属实。 作者:邵群,杭州西湖风景区花港管理处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原凤凰山管理处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