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之外 无力谋生 十年 “文革”来了，“历史上有问题”、“有海外关系”的无名氏终日惶惶。有一天，一位昔日的读者，今日的“右派”受不了“牛棚”折磨，逃到杭州，无名氏居然提供他住宿和船票。1968年6月，无名氏被捕，罪名“包庇反革命”。无名氏万万没想到，藏在别人家的《无名书》稿，竟被全部抄走。这秘密，只有刘宝珠晓得啊！他百思不解，万念俱灰。 也许是认罪态度好；也许病卧的老母无人照顾；也许是卜少夫写信“发狠”说不见到无名氏的亲笔，不再汇款。卜少夫相信有关部门能看到这信，因为无名氏在狱中寄给他一件旧西装，毫无只字。1969年9月，关押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无名氏被释放。 
卜乃夫和他的母亲 为表示“划清”海外关系，出狱后的无名氏以母亲的名义给香港的侄儿写信。1972年的信说：“3月10日中午，一个附近邻居通知叔父，说婶娘（刘宝珠）刚来她家，要叔父去谈办离婚手续事……四年未见，叔不免兴奋”。尽管刘宝珠早已和无名氏断绝通信，中断了对卜母的生活费，无名氏还是原谅了她。“她一见叔，开门见山，即加申斥（几乎是怒声），说以他目前身份，今后不可能共同生活，而且，她对他已没有一丝感情……这次特请假五天，来杭办（离婚）手续。” 无名氏大病一场。其实，夫妻感情的恶化，并非没有预兆。早在1965年，无名氏信说：“我妻为一家分居二处过久，略有微词，我为此抑郁”。不久，刘宝珠提出要一个小孩，无名氏始终没同意。这不是他寡情，每当见到房东的两小孩，他也喜欢。但生活难以自立，如何抚养？ 无名氏也曾努力过，写完《无名书》稿，他想去补习学校教书，想邮局门口摆写信摊。但这都需要批准和人脉。无名氏苦练过书法，“从魏晋六朝到隋唐宋元，各种重要楷书碑帖几全临摹”，哪怕被“动员”下乡种稻的一年多，也没间断。他一度“想用《洛神赋》风格写一些条幅，到海外华侨间出售”。他还用英语翻译过鲁迅散文，希望能作为书法以外的谋生。结果，都不顺利。 大顺 铅丝炉钩，挂在居室的正中 无名氏终于迎来了大顺。 “文革”结束，他被平反，抄去的《无名书》稿也一并发回。那位审讯他的区公安局某股长，大学毕业，爱好文学，一直看好手稿价值，保存完好。无名氏还被省文史馆聘为馆员，月薪60元，这在当年，可谓不小待遇。不过，这一次无名氏没有欢喜若狂，无功不受禄，他请求将钱帮他存入银行。 从1962年以来，无名氏努力过两次的香港探亲申请，1981年12月批准了。更让无名氏吃惊的是，一支丘比特金箭毫无预兆射来。一位小他四十岁的高挑、圆脸，荣膺过全台湾电子琴大赛冠军的女孩，因为《无名书》，向他呈上芳心。 
可惜，那个使他“有了一个真正的家”，使他“尝味到人间极深沉的温暖，和最纯粹的爱”的母亲，却没能看到这一天。五年前，她去世了。一根铅丝炉钩，挂在居室的正中。那是无名氏的哀思，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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