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老牌文学杂志《萌芽》风头最劲的年代，“那多”这个名字就已经初露锋芒，凭借脑洞大开的《那多三国事件簿》俘虏了一大票粉丝。此后，“那多灵异手记”“那多小说密室”“巫术系列”……他不断在灵异、推理、悬疑、科幻中游走，是公认的国内悬疑小说先行者之一。

这些年来，很少听到那多在文坛的动静，以至于现在还有人在知乎上提问“那多是不是不写小说了”？最近，他扔出了一本整整蛰伏了六年的“炸弹”——《十九年间谋杀小叙》。因为故事精彩，书还没有写完时，就被影视公司买走了版权。

这本书没有花哨的营销，纯靠口碑在书友间流传。有人惊呼“那个写悬疑的那多，又回来了”，也有人说“那多，这次完全不一样了”。

那多这些年都在做什么？这部新作究竟有什么迷人之处？

作品

那多的推理小说 是一种注射器式的恐怖

书名低调到似乎都看不出是悬疑推理小说的痕迹，一场贯穿19年的谋杀，他非得轻描淡写在后面加个“小叙”，让人错以为进了美好下午茶的局。

读来却是惊涛骇浪。

医学系一个光芒四射的女生，突然开始大把掉发、身体越来越虚弱，她怀疑自己被人暗地里投了毒，但却检查不出任何问题。好友热心帮她调查，结果半夜跌入了停尸房……光是开头就足以抓住所有人的胃口。

校园投毒？像极了曾经在网上轰动一时的投毒案。但是这仅仅只是“十九年间谋杀”里的冰山一角。越往下读，越毛骨悚然，那多只是借用了一下素材，他实在无意以侦探小说家的身份为一个现实案件解谜。

那多的小说里，铺陈出的世界要复杂得多。一段横跨十九年间，关于13位优秀医学院大学生在成长中迷途与救赎的故事。你冷汗涔涔地看着处在深渊底处的普通人，一边挣扎，一边拼命向上爬，人在模糊的对错之间摇摆。每一个人，似乎都有我们身上的某种影子，在时代急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总渴望以自身的努力来获取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一旦突破底线，恶，犹如挣开缰绳的烈马，一路狂奔。

编剧史航给出了一个十分形象的评价：“同样是推理小说，有一种恐怖是利刃式的，还有一种恐怖是注射器式的。那多手里拿的就是注射器，而且，他的手很稳。”

是的，这一次，那多如同外科医生般，把对人世间最复杂的人性拷问，用最稳最平和的方式直达肌理。

生活

这几年的生活 用“巨变”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这六年，那多去哪里了？都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久才写出了这本《十九年间谋杀小叙》？

“这个故事酝酿于2011年，提笔于2012年，完成于2017年，出版于2018年。在这一头一尾八年时间里，我结婚、丧亲、开过网红餐厅，年纪也从三十出头变成了四十出头。”那多说，创作这部小说，是他生命里中年期最跌宕起伏的几年，“整部小说的写作时间是我此前任何一部小说的十倍以上，在这六年间，我转身去展开了另一段人生，不如此，我写不出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物。”

用“巨变”来形容那多这几年的生活一点也不为过。

首先是父亲赵长天的离世。身为上海文坛重将，赵长天不仅是《萌芽》杂志主编，还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创始人。当年赵长天的追悼会上，韩寒、张悦然、周嘉宁、蔡骏等作家都自发送别这位写作生涯上的“伯乐”。

因为父亲，那多的生活有很大变化，“2012年之前，我本来平均每年会出两本长篇小说。但是2012年我身边出了很多的状况。当时我父亲查出非常严重的疾病，为了能够让他参加我的婚礼，我赶在2012年末结婚。2013年初他就走了，父亲去世，对我的打击非常大。第二年，我太太的父亲也走了。”

为了帮助自己从丧父之痛中走出来，那一年，那多在上海开起了餐厅，“很多人知道我在2013年做了一件事情，开一个餐厅叫‘赵小姐不等位’，我太太姓赵，为了让她不等位，我开了这家餐厅。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强烈地想离开原来的生活，不要说写作，那个时候连书都读不进去，我希望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不要去想关于丧父这件事情。于是我就开了这样一家餐厅。”

写作

如果不是父亲的离去 不一定能写出今天这部作品

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想到，从没有开过店当老板的那多，随手“玩票”性质开的一个餐厅，居然意外火了，一夜爆红不算，高峰期如果排两个小时能吃上他家的饭已经算幸运的了。那多说，“一个在家待了8年，除了写东西什么都不干的人，突然跑出来开一个餐厅。真的没有想到，结果出来一个月餐厅就在大众点评上变成全国第一，可以说是网红餐厅的鼻祖，后来最高峰的时候我们一口气开了六七家赵小姐不等位。”

网红餐厅往往红极一时，却很少能长久。“毕竟我不是专业搞饭店的。后来我干脆决定，把所有的餐厅全部关掉，重新回来全职安心写作。”当那多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整个小说开头已经陆续写了有四五万字。

父亲还没过世的时候，那多就和他聊过自己的小说构想。“他觉得蛮好的，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他说比你原来的小说故事要好，可以继续往下写，但是我继续往下写的时候就是觉得有阻力，就觉得哪儿有别扭。开饭店的几年间，我有时候深夜回到家，也会陆续落笔写，但进度很慢，每个月只有几千字。但是这一回，当我重新开启写作，发现那些人物和情节都在那里了。”

那多很在意父亲的看法，“以前我写过一本《百年诅咒》，那是我真实罪案系列的开始，他特别高兴，破天荒给我站了次台，觉得那才称得上小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不是父亲的离去，那多他不一定能写出今天这部作品，“但我写得太慢太慢，他已经看不到了。”那多还是有遗憾的，在书的扉页特地写了——“献给我的父亲赵长天”。

感悟

这些年的人情冷暖 让他重新认识人间

那多最早做过三年公务员，在海关坐办公室，后来去报社当了四年记者。再后来辞职专业写作。相比较，他感觉在这六年的跌宕起伏中才真正走进了社会，这些年的生离死别、人情冷暖让他重新认识人间：“以前做记者，看上去能快速切入社会的不同面，但细究起来，其实都是浮光掠影，哪怕你做深度报道，等完成时，你又从中抽离了，并不算真正深入。这是一个犯罪故事，它需要对人、对人与人组成的社会的洞见。如果我没有这几年的经历，单靠与父亲散步时的空想，其实是写不成这场漫长的十九年谋杀故事的。”

那多说，“我觉得这个就叫生活，甚至是生命和死亡给我上的课，经历了这些年的波折和坎坷之后，当我再去写犯罪，去写小说中的生死，就容易多了。就仿佛书里很多的人物其实早在你心底构成了。”

那多举了个例子，开餐厅让他遇到了以前各种各样想不到的人。“当时店里有个招牌菜是盐烤大闸蟹，有次我没在店里，接到店长电话，说碰到一个客人，他把烤熟的大闸蟹盖打开，抓到一只活的蜜蜂，要求免单，问我怎么办。我当时第一反应，外面排队排了那么多顾客，如果我报警，肯定会影响接下来的生意。我立马回答，那就免单吧。但事后，我还是被自己的反应惊到了。如果我没有开这个餐厅，我肯定会说报警，把这个家伙赶出去，这明显是讹诈了。但那时的立场上，我非但没有，还接受了对方的无理要求。我惊讶自己的反应，这在我之前是完全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