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宸桥鸟瞰

    张大仙庙

    湖墅仓基地带 张闻涛 摄

    查阅有关文献，便知运河南端是个学风浓郁、底蕴深厚，注重传承，教育发达的地区。拱墅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培养出了数量可观的状元、进士、举人等国家栋梁之材。在近代，此地第一家非官办小学也是由进士首创。拱墅近代新式教育的创办，呈现出士绅联办、公集公立、经费全靠本地自筹的特征。擦去历史的烟尘，进入学校的变迁史，不仅能看到此地学脉十分悠久，自古读书风气浓厚，是人才辈出的宝地，还会发现每一部校史，都见证着运河之活态。每一部校史，都是运河人家的奋斗史。因而，拱墅的学校，都流淌着生生不息的运河魂。

    1/ 进士开先河

    1903年7月10日，经济特科初试在紫禁城保和殿开考，参与者186人。7月16日，《申报》刊载“电传经济特科等第单”，一等48名，二等79名，共录取127人。一等第一位梁士诒，第十二位冯巽占。7月21日，复试也在保和殿举行，试策、论各一，录取一等9人，二等18人。因为清廷的保守和腐朽，真正有才者并未被录用，而被录用者也没有授实缺或得到重用，大失士人之心，经济特科也只考了这么一回便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1904年，为庆祝慈禧七十大寿，清廷开设恩科，冯巽占中了进士，成为拱墅史上最后一位进士。1906年，科举制度这辆车在中国行驶了1300多年之后，彻底报废了。冯巽占回到家乡，在运河边渔塘巷觅了个地方，创办了思齐初等小学堂，这是清廷废除科举之后，拱墅区成立的第一所非官办新式学堂。渔塘巷，即余塘巷，在江涨桥西，旧通望佛桥。乾隆丁巳科进士钱琦、道光甲辰探花冯培元，皆家于此。

    思齐初等小学堂的诞生，是运河南端士绅合力的成果。牵头者冯巽占，开办费则由沈家驯、潘光绶捐任。每年经费420元，学费40元，学级分两班，至1911年，五年共培养了58名毕业生。在当时，士绅合力办学，清廷是鼓励再鼓励，明确指出：“势必上下相维，官绅相通，借绅之力以辅官之不足，地方学务乃能发达。”由此，教育权便在较大程度上归到了地方，大大提高了士绅办学者的积极性。拱墅地区在清末，继思齐初等小学堂之后，辅仁初等小学堂、思文米业初等小学堂、拱北初等小学堂、觉民初等小学校。开办经费皆来自地方自筹，包括富绅捐资、行业公会出钱，各类行捐。1910时，杭州非官办的两等、初等小学堂数为16所，拱墅占了四分之一。

    思齐初等小学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添办高等并迁至左侯庙文昌阁，更名思齐两等小学堂。后迁至夹城巷德胜桥畔。”1928年，易名为德胜桥小学。1968年，该校的校舍和地皮卖给了航道疏浚大队，师生分散至宝庆桥小学和建新小学。2000年7月，宝庆桥小学与卖鱼桥小学合并，如今是卖鱼桥小学教育集团的湖墅校区。

    至于它的创办者，1913年4月20日，《申报》发布“四月十七日临时大总统命令”，该命令中，冯巽占被任命为浙江教育司科长。当时的教育司，由清代提学使司改制而来，直属于教育部，而教育部直隶于大总统。因此，当时的教育司长相当于现在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冯巽占的科长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厅长。一年后，1914年6月6日《申报》“改组政务厅之就绪”的新闻中，冯巽占已“赴京充任平政院秘书”。至此而算，冯巽占在教育领域至少有十年光景。早在晚清，他返乡创办学校之前，即于京师大学堂任过教职。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称其：“才长心细，其所编历史井井有条，能令人读之不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在清末之名。倘若按今日俗话说，拱墅第一所新式小学，不仅既是进士开创，也是北大教授所办。

    2/ 宫庙当校舍

    旧时大关桥东，有一座福寿宫，祀神之一为张大仙。公元1910年，觉民初等小学校成立，以福寿宫为校舍，每年经费，彩结行捐180元，茶碗捐40余元，学级分3班，学生32名。“觉民”之名，不知命名者出于何心意。光绪二十六年（1900），通俗性刊物《觉民报》在拱埠诞生，未知二者之间是否有关联？但是，现今拱墅区大关小学、人民小学、舟山路小学均与觉民初等小学校有着深厚的渊源。简单来说，觉民初等小学堂，最初分成了两支，一支为大关小学，一支为丽水路小学。大关小学后来又分成了两支，一支新校区沿用大关小学之名，一支原本部校区改名人民小学。丽水路小学在1969年曾易名为大庆小学，1971年，民办远征二小并入，1984年恢复丽水路小学之称，原校址在丽水路68号。2002年8月，并入杭州市舟山路小学。

    与张大仙有关的还有一座小学，即拱北初等小学校，和觉民初等小学校同时成立。每年经费400余元，以张大仙庙香捐为多。学级4级，学生46名。校址设在大同街磨库庙内，民国时期改称杭州市大同路小学。1953年8月，易名拱宸桥小学。1956年再次增办初中，定名杭州市第十六初级中学。翌年，中学成为拱宸初中。换言之，当今拱宸桥小学，拱宸桥中学，均源自1910年创立之拱北初等小学堂。

    拱北初等小学堂和觉民初等小学校在同一时期创立，又都与张大仙有关，校址一在“宫”，一在“庙”。却是为何？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宫和庙作为固定祭祀场所，是中华传统礼典的载体和施行地。以宫和庙为校舍办学，是庙产兴学的一种形式，是清末国家财政无法支撑地方兴学而颁布的一种政策。但实际上，庙产兴学政策所影响并非清末那短短几年。辛亥革命以后，清朝虽亡，但改庙为校的现象仍然存在。仅拱墅区而言，就有瓜山庙和忠天庙先后成为办学之地。

    瓜山庙，是一座土地庙，祢衡是该庙的土地神。据说以前杭州若谁要讽刺怕老婆的人，会说“瓜山土神夫人作主。”1914年，杭州市瓜山国民第四小学在瓜山老庙内创立。1929年，易名杭州市立瓜山村初级小学。1935年，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之侄出任校长，在老庙西侧建了一幢新校舍，被誉为当时杭州市第一“风景小学”。抗战期间，学校毁为平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瓜山老庙里恢复教学，定名瓜山小学。2007年，撤并至上塘中心小学——该小学前身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善贤坝初级小学——1月25日，瓜山小学与上塘中心小学合并之后的学校，更名为杭州市明德小学。忠天庙，在小河地区，奉祀唐越国公汪华，1929年，以忠天庙为校舍的塘河乡国民学校创立。1949年易名为小河小学，校址在和睦路65号。2006年，异地重建，更名为杭州市拱墅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校址在赵伍路111号。

    除了上述学校之外，思文米业初等小学校和拱宸桥西的二司殿初级小学，也都是在庙产兴学的时代洪流中诞生。思文米业初等小学校创立于清末，二司殿初级小学创立于20世纪30年代。教育是国之大业，毋庸讳言，每一所学校的变迁史，都是一部教育的认知史，地域的变革史。

    3/ 教会办小学

    陈从周《童年的老师》一文讲：“我进小学念书，是从三年级开始的。……那是一所镇上的基督教会小学，校舍与设备也比较完备，与我家相隔一条河，可是去读书，却要走过三座桥，因此路远了一些，中午在学校午餐。”那三座桥，是华光桥、江涨桥、卖鱼桥。那教会小学，就是卖鱼桥小学的前身，当时叫私立新民小学。据《杭州教育志》载：“清光绪二年（1877），美国基督教会传教士史恩德在杭州湖墅红石板办了一所学塾，教当地儿童识字并传播宗教。光绪六年（1880），史恩德在湖墅左家桥边买地，建造西式楼房作为礼拜堂，并将学塾移入其中。民国14年（1925），基督教牧师明思德在学塾基础上创办慈善团体新民社，并以新民社名义创办了新民小学。首任校长周维藩。”现在卖鱼桥小学的校史是从1925年新民小学创立时算起。窃以为，该校之历史应以1877年为发端，一所学校若要论其沿革，不应忽略源头行为和时代背景。

    大约在元初，基督教就在杭州传布。康熙二次南巡时，就接见过在杭传教士。传教士们在中国摸索到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即建学校、办教育是一种既能争取到较多信徒，又能培养一批布道助手的有效途径。1877年到20世纪初，教会学校在中国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一批教会小学、中学，甚至出现了大学。各教会学校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建立起正规教学体制，并在专业化和正规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新民小学亦况此——教师来自教会学校培养出的师资人才，教会小学的学生毕业后，直升教会中学。陈从周便是从新民小学升入城内淳祐桥头的蕙兰中学（“杭二中”前身），再升入之江大学，都是当时的教会学校。将湖墅教会学塾发展为新民小学的明思德，后来成为之江大学的校董之一和校长。

    外国传教士在杭州的活动历史很早，却直到19世纪末才在湖墅买地。或许财力不是主因，窃以为主因在于湖墅地方遭受前所未有之兵祸。此前，湖墅历经明清两代积累，为运河南端重要贸易和文教鼎盛之地，本地势力较强，不易实现，而1860年、1861年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州，湖墅半为焦土，本地势力大为受损，市面一时难以迅速恢复元气，加上1861年《天津条约》的签订，内有准外国人在内地传教之条款，于是外国传教士有了扩张和置地的机会。

    湖墅这个地方，向来是块宝地，而其成为宝地又全是大运河之故。《庚辛泣杭录》卷十六讲：“贼所掠金银率系腰间，未敢藏之别所，顽笨不解书算，往往择掳人为之经纪。买卖多在城中清河坊、孩儿巷。又武林门外称为十里长街，皆贼众市集。”可见即使在太平军入踞杭城，湖墅惨遭涂炭半的情形下，人们依然看中这个地方的人气，否则那些不可计数的赃物拿到十里湖墅卖给谁呢？所以，教会人士看中湖墅，又有何稀奇？历史上外国人对中国这条运河之价值的认识，丝毫不亚于中国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湖墅会有教会学校，便只是时间问题了。

    抗日战争期间，新民小学停办。1951年，杭州市人民政府接管改为公办。易名拱墅区第一中心小学。1956年增设初中，定名为杭州市第十八初级中学。1964年，初中迁入沈塘桥新校舍，改名杭州市沈塘桥初级中学——即今长征中学。1967年，小学部易名为长征路第二小学，1978年恢复卖鱼桥小学之名。如今的卖鱼桥小学，已经发展成教育集团的规模，下辖湖墅、文澜、霞湾三个校区。

    4/ 商界重教育

    1909年二月，举人朱灜侪牵头在大兜路仁和仓隔壁创立湖墅辅仁初等小学堂，“赁水果行公所屋开学”。1911年正月，思文米业初等小学校成立，校舍为“湖墅贾家弄米行公所慧花庵”。所谓公所，有两层意，一即作为同业商人议事之场所，二指清代商人组织。换言之，这是商人集资创办的学校。至此，拱墅有了思齐、觉民、拱北、辅仁、思文五所初等小学堂（校）和两所简易识字学塾：辰区第一学塾（址在甘露茶亭）、南塘学塾（址在余杭塘）两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名字未能流传至今的私塾——例如1908年3月16日《申报》“调查城内外私塾总数（杭州）”所载：“仁、钱劝学所自聘定劝学员按区调查私塾，……江干湖墅两区五十余处，……较去年调查数目已添设不少。”

    清廷兴学校政策在拱墅地区立即得到响应，究其原因，首先是运河南端旧式教育发达，有办学传统。第二，此地社会得风气之先，对西学和科学的接触都较早。浙江省第一部无声电影、第一盏电灯、第一个机器缫丝厂等都是在拱宸桥畔诞生，而湖墅十里长街又是杭城重要的商业中心，与外界交流广泛。第三，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和彻底废除科举制度等政策的推行及官方的支持，即所谓“督饬地方官，剀切劝谕绅富，集资广设。”由行业公会出资、从各行捐税中提取，便成为近代新式教育办学经费来源的两种主要形式。士绅出力出钱做表率，利用个人影响力招募社会资金，亦是清末办学之另一种普遍现象。科举废除后，一部分旧士人开始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变，但他们传播教化之情怀早已深入血液。所以这部分人成了新式教育的先驱，办起一所所新式学校，又因办学获得新社会的认可，由旧文化资本的占有者转化为新文化资本的占有者。商界公集公立办学，则反映了社会对教育之于地区发展和国家自强的重要性有着共性认识。何况早在“新政”之前，一些社会精英已然意识到商战，实为学战。

    “辅仁”学生57名，一年经费预算400余元。“思文”学生60名，经费预算900元。对比两所学校的经费和生数，即可知湖墅米行之实力甩水果行好几条街。从中亦可推测两校学生之不同。盖“思文”以业米商人子弟为主，“辅仁”面向水果行、渔行的贫寒子弟。当然，无论是湖墅米业公所之钱多也好，大兜水果行公所之钱少也罢，初等小学堂都是为培养人才，普及教育而设。这一进程，既体现了当时湖墅的精英知识分子和优秀商人不但力图自强，还积极捐资办学的品格，又揭示了好的教育，需要全社会各级各界精英的热心与投入。因此，也就有了运河南端“同业捐资”兴学的传统。

    1947年，土纸业公会在仓基上36号创办了大伦小学。该校1956年2月改为公办，易名宝庆桥小学。大约在同一时期，锡箔业公会在湖墅信义巷94号创办了思文初级小学，1948年学生数为105人，班级数3个，教职员数5名。此处需解释一下，“思文”最初为米业初等小学堂所用，而1937年8月杭州市政府教育科编印的《中小学幼稚园一览表》显示，思文米业初等学堂在此时已名为“米行业初级小学”。所以，锡箔业公会以“思文”为校名便无冲突。米业小学于1956年易名“贾家弄小学”，2008年与杨家门小学合并，成为杭州市大关中学附属小学。辛亥革命后，“辅仁初等小学堂”改为“仁和仓初级小学”，几经变迁后，又改名“香积寺巷小学”，如今是“卖小”教育集团的霞湾校区。

    从校名变化来说，无论是“思文”变成“贾家弄”，再成今日冠以“大关”，还是“辅仁”变成“仁和仓”、“香积寺巷”，再到“卖鱼桥”之“霞湾”，都是沿着运河的文脉在演进。不独此二所学校，拱墅地区创办于晚清的五所初等小学堂，都有着深深的运河之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