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钱塘潮，卫匡国这样描述：“潮水实在太有名了，以至那天下午4点左右，包括满清官员在内的所有市民，尤其是陌生人和外地人，都蜂拥而至，要亲眼目睹潮水那惊人的力量。”

卫匡国画像

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一名意大利传教士。

1643年，29岁的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杭州。他以杭州为中心，在江南一带传教，并且开始自学中文。马尔蒂尼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姓卫名匡国，有匡护国家之意。

笔者走进位于杭州西溪路549号即老东岳大方井的卫匡国墓园。这个墓园的西侧是大名鼎鼎的杭州中药二厂，以生产青春宝而著称，它的东侧曾是西湖啤酒厂。恰好，它又是古墩路的最南端，就像一个巨大的句号，标点着一段历史的岁月。

首次抵达中国花了4年

卫匡国1614年9月20日出生于意大利特伦托，18岁时他加入耶稣会，后入罗马神学院，先后学习修辞和哲学课程。

1638年，他被派遣前往中国传教。当年12月，他从热那亚启程，由于旅途遭遇风暴，不止一次被迫返回里斯本。因为当时他们乘坐的还是无动力帆船，大海上风向不对就无法航行，而一旦风平浪静也同样无法航行。

1640年，他到达印度果阿以后，又因为缺乏船只，等待了一年多的时间才重新上路，先后换乘了3艘不同的船只，最后于1642年来到中国澳门地区。这一次前往中国的旅行足足花了4年时间，即他从24岁出发，到28岁才到达中国。

●墓园里的卫匡国雕塑。

1643年，29岁的马尔蒂尼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杭州，他入乡随俗取了个中文名字卫匡国，号济泰。这个“济泰”的号正好跟利玛窦的号“西泰”相对应，或许是从中得到某些启发，因为他比利玛窦要晚50年到中国传教。

到达中国后，卫匡国主要在浙江杭州、兰溪、分水、绍兴、金华、宁波一带活动，又在南京、北京、山西、福建、江西、广东等地留下了足迹。从他后来编撰的地图及其他书籍看，他至少游历了中国内地15省（两京、13布政司）中的六七个省。

他是一个十分“中国化”的传教士。

首先，他能苦学汉语，最后竟能用汉语著书，这在西方世界是第一人；其次他的社交能力超强，三教九流和达官贵人他都能交往，而且有的还成为了好朋友；第三他能言善辩，据说他的演说是极具感染力的。所以他第二次来中国时就有一些信徒跟着来了，那些信徒都是听了他讲的“中国故事”后不远万里、不辞辛苦来到中国的。

逛过西湖看过钱塘潮

1650年下半年卫匡国到达福建，经福州、泉州、漳州、厦门，1651年3月5日他从金门岛的安海乘船去往菲律宾马尼拉。这一路同样走得非常艰辛，有一次光是等船大约就等了一年。

作为一名善实务的学者，他在等待的过程中还是处理了不少的事务，这其中有商业上的事务，更有他个人作品的写作和整理。

而以下卫匡国回国走的这条路线，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讲的“海上丝绸之路”。

据意大利著名学者白佐良（中文名）的考证，卫匡国是1652年的5月从印尼雅加达出发前往欧洲的，坐的可能是荷兰军舰。1653年8月底，他经过好望角之后没有走英吉利海峡，而是取道英伦三岛，到达了挪威的卑尔根港，然后再到汉堡、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这个阶段，他一方面在访问汉学家（虽然那时没这个名称），二是在联系他的作品的出版事宜，三是筹集资金。

对中西方的交流，卫匡国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有人说他是“17世纪撰写中国史的最佳撰稿人”，因为他写作和编撰了4部介绍中国的重要书稿，且都在欧洲出版了。

一是他编写了西方世界里的第一本中文语法书，书名叫《中国文法》，将中文介绍到欧洲。欧洲人第一次见到中国文字时觉得这种文字很奇怪。英国人约翰·韦伯甚至认为中文是上帝在建造巴比伦时所用的语言，是人类最初的共同语言。但此书已经无法找到原初的版本，只有从后人的“抄书”中一窥其貌。

●这般震撼人心的钱塘潮，卫匡国也曾在杭州的钱塘江边看到过。

图自《Half a Century in China》（在华五十年）

二是他返回欧洲后所写的《鞑靼战记》，描写了明清改朝换代的历史事件，是用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等出版，且在几十年间重版了二十多次，此书被称为“欧洲汉学史上第一部中国现代政治史”，后来欧洲戏剧中不少故事情节的素材，就是取自这一部书。

三是在欧洲出版了《中国上古史》，第一次完整地将中国历史介绍给西方。这部书有不少译名，但讲的都是“上古”，写的是从伏羲、神农到汉朝的历史。据说他还写过下卷，是从东汉到明末清初的，但没有出版，手稿也不知所踪。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浙江（Chekiang）部分

四是回欧洲出版了《中国新地图集》（又译《中国新图志》），这是被提及最多、也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此书是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随后又出版了法文版、德文版和西班牙文版。第一版的序言就长达80页，后面附有17幅地图，除一张中国全图之外，计有北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湖广、江西、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地图，以及附录的一张日本地图。该书印刷十分精美，每幅地图都包含有蓝、红、粉、金黄、绿等多种颜色。站在今天的视角看，这图当然有不少错误，但曾有欧洲的专家这样说过：“自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问世后，从前在公众传播的所有介绍中国的印刷品通通成了废纸。”此书奠定了卫匡国在地理学界的地位，此书为他在西方学界获得了“中国地理学之父”的美称。

这话虽有夸张溢美的成分，但对欧洲学者来说确实是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一段他对杭州的“湖”的描述——

这是一个美丽宜人的湖，方圆达四十视距，四周各处都被城墙或山脉环绕，宛若一座迷人的戏院，众多在小小的河床上流淌的溪流注入湖中。环视四周，到处可见山脉、寺观、官殿、庙宇、文化机构、树木、陵寝和美妙的花园。人行道宽阔的路面都由方石铺就，湖面上也有横跨的道路可供行走；同时由于一系列桥梁的存在，游船也可以在桥下通过……

还有对钱塘江潮水的描述，他是这样写的：“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日，会有一股格外有力的大潮猛力地把河水推回杭州城，这一现象给哲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讨论素材。事实上，高潮一年到头都很显著，不过那一天的潮水在力量和强度上超过其他任何一天……”然后他又写道：“潮水实在太有名了，以至那天下午4点左右，包括满清官员在内的所有市民，尤其是陌生人和外地人，都蜂拥而至，要亲眼目睹潮水那惊人的力量。”

从以上的描述来看，卫匡国确实是在杭州的钱塘江边看到过这潮水的，因为即使是今天，即在350多年之后，农历八月十八日的钱塘江潮水，流经杭州萧山及六和塔九溪一带时，也还确实是下午4点到4点半这个时候。

结束传奇一生长眠于杭州

据白佐良先生的考证，1655年的12月19日，卫匡国跟殷铎泽（中文名）神甫一起离开罗马前往热那亚，准备再次出发到中国。1956年的1月11日，他带了9名神甫从热那亚出发前往葡萄牙，同行的还有三位去印度的神甫。据记载，这一次他们遇到了法国海盗，虽然也顽强抵抗，但最后还是被监禁了。在这个过程中，卫匡国显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最终他们都获释并返回热那亚。这使得当初对他有意见的同伴也对他刮目相看了。

后来他们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的果阿，大约半年之后到达，随后再到印尼的望加锡，1658年的6月17日，他们再从望加锡出发前往中国澳门地区，这一走走了一个月。

这一趟行程显然不是风平浪静的。有资料显示，其他的传教士曾经写信给相关的人，指责卫匡国在航行中独断专行，导致所有人都病倒，并有三位传教士离世。卫匡国本人也病得很重，但是后来教士们又被卫匡国的勇敢所感动，因为在驾驶员都不敢开船的情况下，卫匡国自己在大风大浪中始终手不离舵，最后扛过了风险。这可见卫匡国的威信不是一天两天确立起来的，的确是在经历风浪后的高人一等。因为这个中间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一直要到1659年6月11日，卫匡国才回到了杭州。

接下来可能是卫匡国在杭州的蜜月期，因为他得到了浙江巡抚佟国器的支持，所以才有在杭州中山北路造天主教堂的事情。据说在当年教堂建好之后的1660年就有207名中国人受洗，洗礼用的圣水就叫“天水”，这可能也是现在天水桥和天水巷等名称的由来。

但是很不幸，1661年的6月6日，卫匡国因病在杭州病逝，享年47岁。他的病被认为是在航行途中患病而留下的后遗症，而且又得不到正确的治疗。当时他胃疼得非常厉害，又服用了过量的大黄。

●卫匡国墓园。于广明摄影

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

卫匡国去世后被安葬在老东岳大方井天主教墓地，这块墓地是由皈依天主教的著名学者杨廷筠之子捐赠给耶稣会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方面修复墓园，并将此列入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来又更名为“卫匡国教士纪念园”。事实上除了卫匡国外，这里还埋葬了诸如金尼阁、郭居静、阳玛诺、徐日升等大名鼎鼎的传教士。现在以卫匡人一人之名而囊括全体，似乎也是因为卫匡国的名气似乎更大一些。

作者孙昌建，文学创作一级

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杭州市政协委员，现任职于都市快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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