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快报 记者 孙毓 通讯员 甘露

“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女孩子怯生生地问，看到何英云点头，绽开了笑脸。

没人看得到何英云心里的百感交集，妈妈这个词，对46岁的她来说分量很重。

在杭州市强制戒毒所最深处，白墙黛瓦、草木葱翠，房间里的色系是清一色的粉红，就连外面挂着的牌子都是粉底红字——“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颜色意味着区别，这里是女子戒毒康复区，都是女吸毒者，因为好奇、交友不慎、感情坎坷，甚至受人欺骗等各种原因沾染毒品。

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悲伤沉沦的故事，最常见的就是自我放弃和崩溃。

崩溃往往发生在刚刚入所时和毒品戒断反应时，新入所的戒毒人员自残、撞墙、绝食，试图用这样的方法出所。

而发生戒断反应的戒毒人员，常有精神失常的表现，吵架、摔东西、失控的再常见不过。

因为吸毒导致精神异常的戒毒人员，在地上反复翻滚，谁拉她就抓谁，还有人在入所检查中得知自己患了艾滋病，情绪失控发疯：“你不要过来，我是艾滋病，你过来我咬你！”

“很压抑。”有人直言走进这里的感觉，就像走进一团阴霾，身处其中时间长了，连呼吸都会变得沉重。

虽然是警察，但不需要抓捕、审讯、奔袭千里寻找线索，戒毒警几乎每天待在四面高墙里，和一群生理和心理都和正常人迥异的吸毒人员朝夕相处。

在这里工作的民警们都有一套自我减压的方法，有的喜欢养生，有的喜欢烹饪，有的喜欢逛街购物，还有的喜欢养花做面点，总之要想方设法在让人窒息的工作环境里找到一个缝隙，让光照进来，从而得到治愈，重新产生力量。

何英云没有这样的缝隙，上班面对各种崩溃和疯狂，回家面对智力不健全的孩子，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无缝衔接。

作为一名戒毒民警，何英云已经在戒毒所工作了24年，对她而言，触目惊心的伤痕、歇斯底里的咒骂、不受控制的厮打，都是没有必要抱怨的日常。

19年前，何英云生下了儿子洋洋，因为早产合并窒息，洋洋智力、运动发育不是很健康，对一个母亲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痛不欲生的事实了。

为了洋洋的未来，夫妻俩没有考虑再生一个，而是把全身心放在洋洋身上。

普通人最平常的吃饭、写字，走路、奔跑，对洋洋来说都不容易。何英云教了洋洋无数遍如何刷牙、洗脸，但是下一次还是学不会。洋洋能把饭送到嘴里，但是很多菜不能咀嚼，每一餐，都是她和丈夫把虾、排骨等食物处理好，一口口喂给儿子。

小时候锻炼写字，洋洋不能控制手力，何英云用胶带把铅笔和儿子的手指按照握笔姿势捆绑起来，让儿子一次次去尝试写字。但是不会掌控力道的洋洋，铅笔总是一写就断，何英云一次性削了几十支铅笔，写了断，断了写，孩子哭，自己也哭，但练习绝不能停。

为了锻炼走路，那几年洋洋的膝盖从来没好过，总是青一块紫一块，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心头肉，何英云恨不得能替儿子去摔去痛，可她知道洋洋以后的路还很长，自己不可能陪他一辈子，只能忍着泪，狠着心放手——“洋洋，走!走!走!走……”

洋洋的肠胃接受不了不干净的食物，每一餐饭都只能在家里吃，何英云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给儿子做早饭，然后送他去上学，自己去上班，中午再从单位赶到家里给洋洋做午饭，一下班马上往家里赶做晚饭，收拾好掉一地的饭菜，给孩子擦药、洗澡、准备第二天的衣服，直到晚上孩子安稳睡下自己才能休息。

从强制戒毒所到家开车需要半个小时，每天数次往返于单位和家之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工作和家庭怎么兼顾？是女性最常见也最艰难的命题，在工作和家庭双重挤压下，往往滋生出疲于奔命之感，要么职场女强人，要么全职妈妈，能做好一样已经不容易，身高只有1米54的何英云却无声地用行动阐述了自己的“野心”——我想做最好的妈妈，我也想做最称职的戒毒警。

不过从她的工作性质来看，这个难度确实很大。

每一个吸毒进来的人都不是善茬。

民警常常被戒毒人员抓伤甚至咬伤，曾经有一位戒毒所的女护士在为戒毒人员抽血化验时，被携带艾滋病毒的戒毒人员拿用过的针头戳进了皮肤，万幸经过检查，女护士没有被感染。

一个50多岁有5年多吸毒史的女吸毒者，因为吸毒导致大脑出现病变，常常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比如把米饭、花生、奶粉搅拌后放在罐子里藏在床上，晚上睡觉别人关灯后，会反复把灯打开，因为乱吃东西不是拉肚子就是便秘，先后换了6个管教民警，没人吃得消管她超过一个月，最后由何英云接手，事无巨细照顾和管理了一年两个月，今年7月，她阶段性戒毒成功，被家人接回。

“我没有这个女儿，她早死了！”是何英云听得最多的话，心里隐隐会痛，放弃一个孩子怎么能这么容易呢？

小黄姑娘刚成年，因听信吸毒能减肥，吸食冰毒被抓，刚进来的时候，何英云曾给她妈妈打过电话，一个女人在电话里怒吼，“我当她死了。”正是叛逆的时候，女孩子一脸无所谓，脾气暴躁，谁敢在她面前说妈妈两个字，她就和人动手。可是有次，何英云分明听到她在睡梦中抽泣：“妈妈，妈妈……”

说起对孩子的耐心，何英云自信没人能比得过自己。

“你没有什么特殊，你同样可以。”从小何英云就这么对洋洋说，洋洋到了上学年纪，她和丈夫权衡再三，决定给洋洋报普通学校，而不是特殊的康复学校，她和丈夫没有少接收过他人异样的眼光，从小学到初中，历经的艰难非一语可以描述。

听说别的父母辅导孩子功课被气到动手，何英云就想，如果洋洋是健康的，她会每天高兴得睡不着，哪里舍得揍？要知道光教会洋洋背诵乘法口诀，她就用了5个月。

“洋洋我都能管好，还能管不好这些（吸毒）孩子吗？”

何英云把同样的耐心和爱，用在了小黄姑娘身上。小黄喜欢唱歌，她是忠实听众，负责无原则地点赞；小黄戒毒有了进步，她立刻给一个温暖的抱抱；小黄心情不好，她愿意花大量时间接受抱怨，平静而温暖地抚平对方的暴躁。

几个月下来，不知道小黄姑娘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只知道她越来越开朗，笑容越来越多。一天户外活动时，她突然怯生生地靠过来，小声问：“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

何英云笑了，摸摸她的头：“那你可要听妈妈的话啊。”

何英云并非生来就刀枪不入，特别是洋洋刚出生那几年，孩子生了无数次病，深夜抱着生病又不会说话的孩子待在医院里，无助和悲伤漫天彻地，可以把人淹没。

丈夫成了她的盾。

何英云的丈夫也是戒毒所里的民警，同样的工作有更多的理解，妻子内心的伤痛，他懂。

她因为孩子而崩溃的时候，他会说“没事，我来处理好”。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他会说“安心睡觉，我照顾你们”。对孩子的照顾，他比她更细心更有耐心。平时一下班他就回家，从来不出去玩，时间都花在照顾家人上，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在她身边说“不要紧，我在”。两人约好在家里不抱怨，“别人家里经常争吵，我们从来没有。”

丈夫对何英云说，别人的孩子长大了要离开家，我们能和孩子相依为命，多好。

何英云觉得，“够幸运了，最起码孩子一直在我们身边。”

过了40岁，人生进入下半场，经历过生活的刁难，也得到了爱的滋养，现在的何英云有种不动声色的坚强。

在夫妻俩的坚持下，洋洋读完了小学和初中，现在会打电脑，会用手机，会发微信，可以相对独立生活，如今还找到了工作，有了工资收入。

2001年至今，何英云建立帮教关系的学员一共有300余人，目前仍在跟踪帮教的有66人，在她的办公电脑里有一份表格，详细记录着每一位帮教学员每一次的电话情况，为了让对方能脱离毒品也远离这种生活，何英云一直跟踪帮教，这一项工作她已经做了十几年。“一年平均要打2000个电话。”

很多戒毒女孩出去后遇到困难会主动打电话找“何妈妈”聊天，有些心事，她们甚至不会和家里人说。

“何妈妈，我遇到了一个心动的男生怎么办？”

“何妈妈，我今天说谎了，因为不想让人知道我吸过毒。”

何英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称职的戒毒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已经可以算是最好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