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廿六年诏”陶权

关于陶文世界特别是战国秦陶文，有很多想法可以说。不过，也许可以先从一次中国印学博物馆正在筹画的“秦陶（印）文收藏展览”说起。

我开头用的是笼统的“秦陶文”的称谓，这当然在大体上是不错的。但有一个问题：秦陶文都是以印捺出，故而都应该是“印陶文”而不是普通的徒手陶文刻画。“印”字在此中乃是关键。比如秦之后的汉晋陶文因文书书写之风大盛，又有简牍帛书材料之氛围衬托，多有随手刻划如行楷章草之迹而无“印捺”之程序。这一点，从顾廷龙先生在陶文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古陶文孴录》（国立北平研究院1935）开始，到近时高明先生的《古陶文汇编》（中华书局1990）中，可见到大量的例证。这是秦以后的情形。如果再要追溯更早的秦以前的情况，则凡有中国文字之起，我们习惯于从殷商甲骨文算起；但其实更早的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半坡文化，都有大量的文字符号，信手刻画于上古陶器之上。当然也都得以称为“陶文”，但却肯定不属于“印”（印捺）。

学术界对“陶文”的认定，还是集中在战国时期，并有固定的“战国陶文”的类型概念：分为齐陶文和秦陶文两大类。秦齐之前的从良渚到半坡的上古陶文，是属于考古领域的大项，更牵涉到上古文明的定位。秦齐之后的汉晋陶文，则在“书同文”的秦制映照下，更多的是具有书写样式的意义。只有战国秦齐陶文，才是文字学家更为关心的学术内容。但如齐陶文临淄出土诸品中在“印捺”之外，另有一类手工徒手挥洒刻画者，纵横恣肆，狂放不羁，使刀如笔，被誉为“先秦草书”，并非都出于“印捺”。而秦陶文却几乎全部出于“印捺”方法。由是，对秦陶文的称名，若只提秦“陶文”，易于混淆于远古良渚、半坡、龙山即前8000-前3000年的上古陶文抽象刻符，又无法区别于以行楷字刻划而非“印篆”体式的汉晋陶文；对比之下，似乎应该以“秦印陶”更为妥切。一则突出“印捺”之工序特征，二则称秦之“印”必以篆为体，可精确排除混同于汉晋隶章楷草之秦后陶文的多样化现象。

其实，不泛称“陶文”而明确点出“印陶”或“印陶文”之名目，以前学者也用过；但由于“陶文”是一个大类，与“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并驾齐驱，特别加一个“印”字而成“印陶文”，使用起来不太方便顺口，所以没有引起多少积极的呼应。但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印”之于陶而成文字，是因为它对于本书编辑、对于收藏者而言，又对于出展于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而言，这个“印”的行为特征，在这批珍贵的秦陶文中，是至关重要的。

追溯秦印陶之源头，其实不限于文字，在考古资料中引起我们关注的，首先是印装饰图案纹样，我们称为“印纹陶”。从南方的新石器时代到商周，大量陶罐陶缶陶盆陶缸甚至小件陶物上，都有大量的网纹、绳纹、菱形纹、鱼鳞纹、云纹、叶脉纹、乳钉纹、弦纹、布纹、格纹等美饰。它并不是制陶人自己刻画上去的，而是先制作一种固定纹饰的陶拍作为复制工具，在陶罐圆形器面上重复拍出纹饰形成圆圈，兼有在实用上以拍打使陶器坯胎更坚固札实的功能。而这种以陶拍来拍打的方式，其实就是后来的钤印尤其是封泥钤印的方式，这就进入了早期印学史的范畴。不但如此，研究古代印刷术起源的学者们，还把它引为印刷术最早的原生形态——可复制的、有“印”（印捺或钤押、拍打）而不是徒手即兴作写、画的行为特征的；这些，与后来的印刷术原理都十分一致。

秦系“印陶文”的价值，正在于它展示出的，是一种特定的、能接续古老的金石玺印之学、印刷术文明；又专注于秦系文字应用的直取古代实物遗存为依据的“证古”立场。如果说“陶拍”纹饰与“印陶文”是同样以印捺方式进行的话，那么“陶拍”之功用，因上古器物简陋朴拙而急需美饰，显得更像绘画审美与美学史（它指向后来的中国画）；而“印陶文”则关乎文字应用，当然是与书法尤其是古玺印休戚相关，构成了书法篆刻史的一个重要源头。

但同是印捺，“秦印陶文”又不完全是战国古玺和秦印的结果。如果说东周以下从官印到私印，高官显爵、士卿大夫、以及各级官衙的重要吏佐门客幕僚及地方豪强，可能都有佩印，但庶民百姓则不会人人都有；但若论在社会生活中提供各种保障服务的百工匠作，其产品要获得社会认可，就必须要有在产品中标出类似于商标符号和品牌标识、产地机构（作坊或店家）以示对产品质量、标识文字正误的内容负责。于是，每一家陶器作坊，无论大小或官办私办，都需要有一个独特的、易于分辨的固定印记：即所谓“物勒工名”。“印陶文”的原钤物，是铜是陶，尚未可知；但以制陶作坊论，既有审美的“陶拍”制作在前，战国秦及齐“印陶文”之就地取材，取“陶印”（而非简牍封泥之铜印）作印捺，应该也是合乎情理的推断。

通行于秦工匠群体之间的“印陶文”标记，文字当然没有那么考究，印式也没有战国至秦汉玺印之丰富多彩，它就是一种实用所需、传递出不加掩饰的工匠趣味，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反而更见出自然浑成之韵、得天趣盎然之意。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特别重视它、珍爱它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