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家里第一个孩子，母亲比较重男轻女，父亲则相反，特别喜欢女孩

我叫苏迎庆，1952年10月1日，我出生在湖州安吉的一个农民家庭。不像别人直接起名叫“国庆”，父亲说女孩子带个“国”字不好听，给我起名叫“苏迎庆”。

我是家里第一个孩子，母亲比较重男轻女，父亲则相反，特别喜欢女孩。

那个年代，因为出身成分不好，父亲一直在余杭仓前教书，不能顾及家里，母亲对此多有抱怨。有了弟弟后，他们关系还是很勉强。1960年，父亲被抽到临安修水库，挖泥、挑石头、挖井，全是重活，白天黑夜干，不能回家。

别人可以回家，父亲请假却一次不准，两次不准。他跟小队长论理时发生口角，文弱书生竟跟人高马大的队长打起来，闯大祸了！队长的头被打破，人没事。但我可怜的父亲竟被判无期徒刑！有人鸣不平，说量刑过重，但终究无济于事。

父亲被关押在临平时，我和祖母去看他，三个人抱头痛哭。服刑的监狱在青海，路途遥远，我和祖母老的老，小的小，想去探望都不成。

父亲坐牢后，母亲与他离婚了，带着我再嫁。新家在瓶窑，母亲又生了两个弟弟。我的首要任务就是管好弟弟，当好母亲的帮手。每天天一亮，我就得出门拔草，回来养猪、养兔。

我借口和小伙伴玩，悄悄溜去找祖母。才11岁的孩子，多么勇敢

只要我心情不好，或受了点委屈，就特别想念祖母。祖母做事识大体，不仅对我很是疼爱，邻里之间也很有人缘。家里种的果树，果子成熟了，祖母总是很客气地分给大家。所以那个年代有什么运动，祖母也不会被连累叫去陪斗。

要是祖母在我身边，一定知冷知热，当我亲生女儿一样。但是安吉与瓶窑相隔六七十里，一天只有一趟班车。祖母一个人带着我弟弟，肯定很想我的父亲，也很想我吧。

一天，祖母特地来瓶窑看我。晚上，母亲让祖母和她睡，我连说句悄悄话的空当都没有。第二天一早，母亲差我去割草。等我心急火燎赶回来，祖母已经坐班车回去了。

我好伤心啊，跑到山坡上去看汽车开到哪里了。小路上哪有汽车的踪影？我蹲在地上，低下头，眼泪不停掉下来。

正好住在山脚的老师看见了，问我什么事。我一伤心就更不好意思说了。老师说我最近上学不是迟到，就是旷课，家里肯定有事。这么说的时候，母亲赶来了，告诉老师，是因为祖母来看我，又走了。

母亲说，你这么想祖母的话，下回我带你去看她。母亲没有食言，只是这个“下回”我等了半年。那次，母亲带我回安吉走亲戚，我借口和小伙伴玩，悄悄溜去找祖母。才11岁的孩子，多么勇敢！

见到祖母，她一把抱住我，又是惊，又是喜。我们都没有说话，也顾不上说话，只互相抱着，泪眼婆娑地哭。

说起猪头肉，现在应该还有人记得，我苏迎庆卖出了响当当的名气

20岁，我嫁到了瓶窑，婚事是母亲一手包办的。好在老公人不错，家里事都由我说了算。虽然我和母亲性格不太合得来，但苍天还是公平的，婆婆待我非常好，帮我带孩子做饭，我们的关系胜过母女。

我这人很倔，小时候母亲打我，我不跑不哭，任她打。长大后做事也是一根筋。我和老公都是干农活的好手，家里种了很多土豆，吃不完就让老公挑到杭州去卖，回来再买点猪头肉，给家里人开荤。

时间长了，生产队里要好的人家也叫我老公带猪头。一个猪头十几斤重，一时半会吃不了，按当时的条件，吃得了也舍不得吃。有一次我突然想到，可以把猪头肉煮熟了拿去卖。说做就做，我把猪毛褪干净，先煮后焖，生姜辣椒葱黄酒酱油调料备齐，烧出来的猪头肉色香味俱全。

我手提一杆秤，用菜篮背出去卖。一歇歇功夫，卖得精光，还赚下一个生猪头的钱，把我高兴坏了！

第二天，我叫老公再多买一个猪头，我准备卖两个试试。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天最多两毛。卖猪头肉，我能赚七、八块钱，多的时候有十几块。哎呦喂！那时节十几块钱不得了！真是天上掉馅饼，我开心得晚上睡觉都在笑。

不参加集体劳动，一两天可以，时间一长瞒不住。和我要好的妇女私底下问我，我也不藏着掖着，和盘托出。她们都跃跃欲试，要跟我一起去卖猪头肉。

我们一行妇女，头戴草帽，个个骑自行车，后面篮子里是散发着香气的猪头肉。我们不用走街串巷，不用吆喝，只要中饭时在马路边一站，工地上、工厂里做活的人都会端着铝饭盒围过来。猪头肉几毛钱一斤，工人们有的喜欢吃猪耳朵、猪舌头、猪嘴，有的喜欢肥肉，很少有人喜欢吃精肉。

付过钱，有的高高兴兴回去，有的当场就吃起来。我看着高兴。不仅因为我最早开始卖，而且我烧的猪头肉确实比别人好吃，那些工人都成了我的忠实粉丝。说起猪头肉，现在应该还有人记得，我苏迎庆卖出了响当当的名气！

对方人没来，电报却到了。几笔业务加起来有十几万元，我旗开得胜

改革开放了。1983年，全国乡镇都在办“经理部”，西安寺村也办了一家，我被招进去。我们主要经营木材，我一个人去淳安山区采购。当时那边交通不发达，先是船上运出来，然后装到货车上，最后是汽车，全程都我一个人——一个人进山，一个人押货，麻烦是麻烦些，责任也重大，但是价格漂亮！为了厂里的利润，我辛苦点也乐意。

四年后，国家出台新政策，对遍地开花的“经理部”开始控制，我们关门大吉，我自然回家去。

在家待了三个月，北湖乡电线厂的副厂长来我家，请我去厂里跑供销。让我跑供销，起点也太高了吧？别人托关系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怕做不好，婉言谢绝。

副厂长却说，我苏迎庆名气在外，他们也是多方打听，慎重摸底才来请的。临走他让我考虑考虑，要是同意就去上班。

过了几天，正副厂长、供销科长、管工业的厂长都来了，主要来和我谈谈，看我能不能胜任。见面后，领导当即决定请我去上班。我何德何能！我既感动，又盛情难却，只提了一个要求：万一干不好，能不能留下来当普通员工？领导们欣然答应。

35岁，踩在青春的尾巴上，我第一次走上正式工作岗位。以前做生意、跑腿只能算作热身。我一个农村妇女，要推销电线，先要熟悉产品，我从电线的各种规格开始，一个个用橡皮膏标识好，贴上去，像考生一样死记硬背，足足背了三个月。

我跑供销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安徽。去之前，我到杭州百货大楼的丝织品柜台，买了十几套丝绸被面。我想走亲戚尚且要捎点土特产，哪有赤手空拳去的？要是男人家，递个烟，陌生局面就打破了，接下来喝个酒，话题不愁没有。我一个女同志，怎么递烟举杯呢？

我背着一摞重重的被面上了长途车，再中途转车，一路马不停蹄，去了广德、宣城、芜湖、合肥。到哪里，我都带上一张当地的地图，找不到就问路。夏天汗流浃背，攥在手心里的地图都湿透了，饭也顾不上吃，一天只吃一顿，胃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任何时候赚钱都不容易啊。

待人接物方面，我像祖母，对人慷慨大方。上门接洽时，凡对方有意向的，我都送一床被面，不管生意成不成。我也没想过回厂里报销，厂里头儿多，这个批准，那个签字，一遍遍去说明，太烦！我的钱我做主，赔一点又怎么了？

那一次，我没有签回来一张合同。但事有凑巧，我一回来，厂里就准备在望湖宾馆办无线电订货会。我按名片上的地址，给安徽的客户寄请柬。没想到，对方人没来，电报却到了，来要货！几笔业务加起来有十几万元，我旗开得胜！

厂里奖给我一个煤气灶，现在说来不稀奇，在当时我家是第一个用上煤气灶的。

那个男子蹲下，手伸过去在别人口袋里摸钱。我才明白过来，那人是扒手

80年代出差，流行穿西装，也叫春秋衫或两用衫。我第一次去西安是11月，这边还是秋天，我穿了线衫，先到湖南，湖南气温和杭州差不多。再到西安，那边已是冬季，路上行人都穿大衣了，我只穿了一套西装，冻得瑟瑟发抖，连骨头都痛。

住在小旅馆里，出去买衣服也不方便，第一次出门在外，尝到了孤苦伶仃的滋味。在西安只待了一晚上，第二天生意也没谈成，我就归心似箭地回来了。但我不是回家，而是直接去合肥。

火车过三门峡，有个陌生男人上来，头发抹了油，梳得光溜溜的，故意挤到我边上来。他靠过来一点，我就缩进去一点，缩到没地方缩为止。他一看没办法，只好走开，往拥挤的地方钻。火车上人多，过道也站满了。那个男子蹲下，手伸过去在别人口袋里摸钱。我才明白过来，那人是扒手！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直到那个男的转到另一节车厢，我才跟邻座说，看看口袋里东西有没有少，刚才那个人手脚不干净。邻座朝我“嘘”了一下，叫我别声张。她说车上这种人很多，弄不好会吃刀子的，命都保不住。

就这样，我一路不敢说话，也不敢睡，跟着火车的节奏摇啊晃啊，多像我的前半生。

若不是我发现这条线索，机器转不动，职工也得乖乖回家。等于我开辟了一条新路子，挽救了全厂

电线厂的业务主要在杭州到北京这条线路上，我跑湖南、山东、天津、北京，通常一周或十多天打来回。两个女儿由婆婆和老公管，我一心一意扑在业务上，希望人到一条船，兴旺一条船，也留个好名气，所以我流的汗水比别人要多。

我们厂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共五六十号人。每一笔业务都是我们几个跑供销的，双脚跑出来的，苦口婆心说出来的。后来电线销路萎缩，厂里引进了家用潜水泵，我们跑供销的也跟着转型。

说起来我跟安徽还真有缘。蚌埠有家生产潜水泵的大厂，我想搭他们便车，借光联姻。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代工。我把想法一说，对方很客气，答应一起搭伙销售——我们生产的家用潜水泵200块一台给他们，让他们替我们销售。因为是成批的，数量大，价格比我们单卖要便宜点，蚌埠方面也是赚个差价。但就怕货给了他们，款子迟迟不到账，那就等于白送了。

我不敢擅自决定，回来将情况反映给领导。瓶窑镇委书记、信用社主任，还有我们厂长一起去蚌埠考察，主要看对方有没有经济实力付款，守不守信用。

当时厂里已经出现停产，若不是我发现这条线索，机器转不动，职工也得乖乖回家。等于是我开辟了一条新路子，挽救了全厂。这个业务持续了两三年，后来市场疲软，销量就慢慢减下来了。

都说做业务的嘴巴会说，白的能说成黑的，死的能说成活的。我本着天地良心，从不夸大其词，也不无中生有。只是最后一次，为了把没销出去的潜水泵都要回来，我真的说了一次谎——我说这些厂里要全部收回去，你们如果还要，可以送新的来。

我确保的是，经我的手没有一笔糊涂账。

花无百日红，市场竞争是很残酷的，我们厂也许没跟上时代节拍，几年后由于多种原因，厂里电线积压，工资发不出来，就发电线给大家。100米长一捆，职工一捆一捆驮回家。但电线不是大米，不是布料，不能吃，又不能用。

我看不下去了，又出去跑，每捆售价10元，最后全厂的积压电线都是我帮着变成钱的。

谈价格时老板多说了一句，要便宜就去“梁弄”。尽管我连“梁弄”在哪里都不知道，但就是想去闯一闯

1994年，北湖乡拆乡并镇，我被分流到瓶窑镇文教用品厂工作。刚开始在统计科，后来才调到供应科。当时手工教材的配件有上千种，进货要全国各地跑，最远到东北，我都一个人去。

我还是改不了老习惯，腿勤，心热。去宁波采购材料，谈价格时老板多说了一句，要便宜就去“梁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尽管我连“梁弄”在哪里都不知道，但就是想去闯一闯。

“梁弄”在余姚，是一个山沟沟里的小镇。车子在山上绕来绕去，我都不敢看窗外，都是悬崖峭壁，我生怕一不小心飞出去。后来公司领导和我一起开车去联系，他们诧异，这么偏的地方，怎么给我找到的。

那时没有微信，也没有支付宝，都是带现金出去。进货时，我顺手摘下装了一万多块钱的包放在车上，自己爬上拖斗去验货。按理包怎么可以离身？我还是太天真了！等我下车，发现包已经不见了，司机和送货的都说没看到。

那一刻，我寻死的心都有了。我赔不起呀！凭那点工资要不吃不喝，白做好几年。回来后我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领导看我对厂里忠心耿耿，劝我不要多想，让我写一张家庭困难补助条，厂里变相把我失落的钱给补上。背后同事们都说，要是数额小，苏迎庆肯定自己拿出来了。谢谢同事们这么了解我！

比起生产队一起卖猪头肉的妇女们，我很幸运了，我是先苦后甜。谁让我生于国庆，与共和国同命运呢

2002年，我50岁，漂亮卸任。公司体体面面请了一桌，说我贡献大，要我常回家看看。

过去风风雨雨，起早摸黑，什么苦都吃过了，什么人也见过了，现在我算享福了。家里房子宽敞不说，有好几套，两个女儿大学毕业都成了家，第三代大的也上大学了。我在女儿家和瓶窑两边住，有时给小女儿看看孩子。我喜欢整洁和美好的东西，在家里养了很多花，一年四季鲜花不断。

婆婆去世前，一直和我们生活。我们从没红过脸，我给她买斜襟衣服，半裹脚鞋子，说说笑笑。母亲也身体健康。唯一遗憾的是，父亲提前释放后，很早就去世了，没享过一天的福。

比起生产队一起卖猪头肉的那批妇女，我很幸运了，我是先苦后甜。她们都羡慕我，说我命好，家庭幸福，衣食无忧。这点我承认，也很满足。

谁让我生于国庆，与共和国同命运呢！国泰民安，繁荣昌盛，我们普通人也受益多多。